历史名人在西大 | 汪振儒：我国树木生理学的奠基者

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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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汪振儒：我国树木生理学的奠基者

爱好植物，留学美国却读了林学

从小就对植物感兴趣，并立志做一个植物学家，可惜阴差阳错，却改学了林木专业，最终成为我国著名林业教育家、植物学家、树木生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就是曾任广西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汪振儒教授。

汪振儒，曾用名汪燕杰，笔名丁乙，祖籍广西桂林，1908 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汪鸾翔，是清朝的举人，精于自然科学，长期从事动、植物学教科书的审定工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任溥仪（即清末宣统皇帝）的家庭教师。但汪振儒对于林业的感情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对绿色世界的热爱和向往，受家庭的影响，从小耳濡目染，对动、植物非常感兴趣。

汪振儒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在生物课教师的指导下曾为校园中的树木花草编制了植物名录，并协助任课教师绘制了一些生理卫生课的教学挂图，受到师生们的好评。1925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生物系。第二年，也就是1926年3月18日，汪振儒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学生集会，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的罪行，师生们先在天安门前集会，后又移至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段祺瑞部下竟然下令开枪镇压游行学生，当场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余人，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惨案。（有史书说段祺瑞当时并不知情，得知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后，匆忙赶到现场，面对死去的学生与市民，长跪半日不起。他次日即向国会辞职，并从此终生吃素，以示忏悔） 当时年仅十九岁的汪振儒也左腿中弹受伤，住在协和医院几个月后才痊愈出院。 就是因为此伤，使得他肌肉萎缩，造成两腿粗细不一。

两年后，因慕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钱崇澎、钟心煊教授和动物学家秉志之名，转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学习。1928年又回到清华大学生物系，次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到南京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任职。

汪振儒一生的教学生涯，似乎与植物学结缘了。1933年9月，二十五岁的汪振儒应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之邀，到设在梧州的西大理学院生物系作讲师，讲授植物学、植物形态学及植物分类学等课程，并为农学院开设过植物生理学课。除了教学外，他先后发表了《研究广西植物刍议》《藻类研究历史》等多篇文章， 并带领学生跋涉大瑶山区，采集标本，为以后的学习、教学与科研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在植物学研究方面将前途无量，可惜一个意外的插曲，使他改学了另外一个专业。

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励精图治，以“保卫中华，振兴广西”为宗旨，把办好广西大学视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他一方面在全国各地为广西大学聘请很多名流学者到校任教；另一方面注意培养青年才俊，学校规定，在西大教学且优秀的助教，可以由学校出资，保送去国外留学，学成回归学校，以期培养建设广西的教育人才。1933年，第一批派往国外留学的就有后来著名的物理学家郑建宣与杭维翰。两年后派出的第二批往美国留学的助教，汪振儒就名列其中。但是这一年广西省政府下文，学校无权保送留学生，所有留学人员必须经省政府考试，应考合格者才可公费留学，而留学所学专业由省政府统一安排。汪振儒应考合格，出国之际，省政府让他学的不是植物学，却是林业专业——这也许是省政府出于培养广西实用人才的考虑吧。

这个小小的人生插曲，让一个一心想学植物学、生物学专业的年轻教师，后 来改行从事林业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1935年9月，他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林业系，谁知越学越感到林业的重要， 而且越学越喜欢这门学科，从此算是与林业结下不解之缘。在导师 J.N. 斯佩斯教授指导下，他仅用不足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1935年采收树木种子发芽检定的一些成果》论文，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后来又转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林学院，从事森林生态学研究，1939年6月，他撰写完成《某些立地因子与幼 龄火矩松人工林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的这项研究是早期应用生物统计（多元回归）方法分析环境因子作用的尝试之一，因此颇受导师的赞扬。尽管导师再三挽留，但他还是在1939年7月毅然回到祖国。按照当初留学时签订的合同，他被马君武校长聘为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此前，陈焕镛、张肇骞先后任西大植物所所长，陈、张辞职后，汪振儒兼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主任。1941年8月，校长高阳聘汪振儒为森林系主任。1943年8月，汪振儒被聘为农学院院长，直到1944年9月广西大学迁到贵州的榕江后，他才辞去院长职务。但是到了1946年，汪振儒又复任院长。

受命于危难之际

早在1937年9月，广西大学已从梧州迁到桂林，文、法、理、工学院在桂林的良丰，而农学院从梧州迁往柳州郊区的沙塘。

沙塘位于柳州的北部，离柳州市区不到二十公里。当时，教师居住条件很差，多租住在沙塘民房内，汪厥明、刘伯文、易希陶教授的妻子都是日本籍的， 也无法照顾。1941年以后，纸币越来越贬值，教职工主要靠米贴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当时一个教授的实际收入（虽然名义上数百元，远高于行政官员），还不及银行、企业中的一个普通杂工……刘同圻教授家庭人口多，入不敷出，长期以粥代饭；王履和教授患慢性病，由于缺医少药，不幸在疏散途中与世长辞。部分教职员租地购肥栽植西瓜、椰菜、洋葱等，获取微薄的收入，以贴补家用。个别双职工的家庭，妻子的全部收入还不足以雇保姆，她们便只好辞职回家抚育孩子、处理家务。学生生活更是艰苦，特别是从沦陷区来的学生，经济来源断绝，仅靠公费或工读来维持生活……

但是，当时柳州的沙塘又是它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图为当时农学院沙塘研究室

早先广西就在柳州市的羊角山（今大龙潭）设有广西农林示范区和广西农事试验场，是当时广西最完善的农林科学研究中心，但因地处低洼，1935年8月山洪暴发，农场被淹，损失惨重。是年冬广西省府令试验场从羊角山迁往沙塘。后来抗战爆发，由于日军南侵，国民政府西迁，柳州即是交通枢纽之一，战时相对隐蔽，并有较好的农业技术基础。因此，抗战时期沙塘兼有两重“身份”：既是中国的农事试验中心，又是一个巨大的避难所。

图为当时的住宅楼

说是中国的农事试验中心，因为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从柳州羊角山迁来，又在沙塘设立各系联合办公室，与广西农事试验场合署办公，算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下设稻作、麦作、杂粮、病虫害、森林、土肥五个系。由于该所科研在国内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战时其他同行便纷纷聚集而来。一时间，不仅广西省政府直属的主要农业科研、教学、生产试验都集中于沙塘一 处，而且当时国内农业科研机构、农科研究人员，也几乎都集中在柳州沙塘。而主要单位则是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站、广西农事场及广西大学，三家单位系统业务不一，而目标统一，彼此间工作联系密切，人力、财力得以充分利用，因此力量颇为雄厚。当时来沙塘考察、视察的军政要员中，就有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林孔湘、雷沛鸿等。沙塘也引起了外国专家的兴趣。1944年5月，美国水土保持专家寿哈特博士来柳州调查地质、土壤、农林气候情况；同年7月，英国科学家、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到沙塘考察，利查逊博士也曾到此讲学。

1945年，金陵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校刊载文，称沙塘“是中国战时后方仅存的农业试验中心”，并冠以“农都”之称。

说广西大学农学院在沙塘是最辉煌的时期，是指在这里人才最为突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的农业部门最高长官，都是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且同为农学院沙塘时期的学生。他们是中国农业部部长何康、中国台湾农复会主任李崇道（李政道之兄）、中国香港农牧渔业处处长黄诚达（也 有书作“黄成达”）。其中何康与李崇道1941年同时入学，并同住404宿舍，为上下铺，黄诚达则是1943年考入西大农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诚达邀何、李赴香港聚会，三位同学紧紧拥抱，互道衷情。据香港媒体报道称，那次聚会，是1949年以后国共两党最高级别官员的见面与对话。一时被传为佳话。

抗战时期，广西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广东籍学生林密1941年秋考取了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何康、李崇道同住 404 宿舍。他对汪振儒教授印象很深。当时，林密已在广东加入地下党，按照上级的指示，他在校广交朋友，其中有不少进步师生，院长汪振儒和他的关系很好。他的同乡、农学院畜牧系学生李岗回忆说： “我们读书时，汪教授是广西大学农学院院长、森林系主任。林密以森林系学生身份，敬师、爱师、识师，师生关系很好。汪老师后来极力支持进步运动，林密是有贡献的。我因为林密的关系，不因生疏缘故，见面也敢向汪院长放胆陈述许多重要事情”。数十年后，李岗还有文章称“汪老师现九十多岁，解放后一直在北京任教，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学者、长者”。

广西大学农学院院长汪振 儒（中）与学生陈德昭（左）、 林密（右）合影

林密的爱人陈希有文章写道：“汪院长是一位进步人士，是受人尊敬的老专家。他把林密当作得意门生。林密大学毕业后，是汪院长介绍他到广西农业试验场工作的。解放后汪振儒是北京林学院知名教授，林密和他来往密切。”

2012年4月1日下午，八十八岁的何康离校后第五次回到沙塘，曾激动地说：“要说我做农业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底子就是在沙塘求学时打下的……当年的条件很艰苦，夜里我们经常烧桐油灯看书，一早起来一个个鼻孔都是黑黑的。”在沙塘农都博物馆，何康久久凝视着那些师友的照片，多年过去，他仍然一一记得他们的名字，记得出各人所教科目。他追思过去，曾感慨地自问：“为什么现在的大学这么多高楼大厦，却培养不出高端人才？当年小小的沙塘，却出了三个农业‘部长’。这是偶然现象吗？不是。当时我们学校是中国农业科教的中心，人才济济，教学水平在全国一流。有如此良好的教学环境，加上我们对知识报国的渴望，人才辈出可谓势在必然。”

对于当时的学习风气，当年的学子多有回忆。

我国著名的女园林专家、上海市绿化委副主任程绪珂，在接受采访时，问及沙塘农院什么给她留下最深印象时，答道：“空气好！”即学术氛围好。

江西籍学子范垂琳，后来被美国传记学会授予“世界先导学者”和“世界公民”，并授予他美国荣誉勋章，2004 年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中心“终生成就奖” 全球一百人之一。他是1943年考入广西大学农学院的。他记得农学院与广西农事试验场在柳州市郊区拥有大片田地，有不少的农业权威和著名教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风浓郁的课堂与纯粹的科研实验环境交相辉映，浸润着朴实恬静的沙塘。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农学院的绝大多数同学吃罢晚饭后就席地而坐，排队在图书馆楼下等着争抢楼上阅读参考书的座位。大家在汽油灯下一片肃静，只闻呼气声。他感叹“如今，时过境迁，攸逾六十个春秋，故人相晤，忆叙往事情景，无不赞叹那个时期西大浓郁的教学风气，至今历历在目”。

当时，农学院在各系分设各种研究室。农学系有食用作物、特用作物、细胞遗传、昆虫、土壤及肥料、植物病理等研究室，还有农业化学室、园艺试验室、 园艺加工试验室等；林学系则有树木学、造林学、森林经理及测量、森林利用及林产制造、林政学等研究室，研究室均备有大量各种植物标本及相应的仪器设备等；畜牧兽医学系则有动物学、细菌、解剖、生物化学、病理、畜牧等研究室，还有一家畜牧兽医院，备有各种动物标本、模型。此外，还有牧场三百五十亩，牛、羊、猪及家禽等一批。

在柳州的沙塘，广西大学农学院十分注重社会调查，反映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尤其是反映最底层劳苦大众的呼声和要求。友人蒋耀强先生近日馈赠一张1944年4月19日的《广西日报》复印件，虽然七十多年过去，但我们今天读这篇文章，字里行间，仍然可见广西大学师生们在社会调查中，秉笔直书，实话实说，体现他们敢为国家、为人民的“担当精神”。

农学院的文艺氛围也很是活跃。几个单位常在一起举行联欢晚会，苦中作乐，自有一番乐趣。1941年秋，学院进步学生创办了“西农剧社”（广西大学农学院戏剧社的简称），颇为活跃，以黄明为社长、唐天培为导演，于除夕之夜出《流寇队长》一剧。这是沙塘第一次上演多幕剧，该剧上演后得到师生和群众的鼓励赞扬，轰动整个沙塘。继而，他们又先后排练了《面子问题》《原野》《长 夜行》等进步话剧，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春，又排演《沉渊》三幕剧，演出的阵营中，就有当年的学生、后来的农业部长何康。是年三、四月间，“西农剧社” 在桂林金城剧院演出《沉渊》，为“西大农学院”号滑翔机义演筹款。他们在桂林期间，得到了广西艺术馆馆长欧阳予倩的帮助及该馆人员的具体指导，演出效果比以前更臻完善。同时，“大家唱”歌咏队在沙塘成立，为师生和当地群众演出， 有一年还特邀我国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来演出。

在沙塘期间，农学院部分教授曾发生集体告假事件。从这件教师间的纠纷中，可以看出汪振儒院长在师生中的良好印象。

事件起因是由于广西省政府招收官费留美学生，其中农、林、畜牧方面的试题，委托汪振儒找萧辅、郑庚和汪本人分别命题，此事被几位教授误解。1944年1月6日晚间，熊襄龙等教授到汪院长处谈及此事，汪院长认为省府委托他私人办的事，没必要将试题公开或事先邀请有关专家、教授审议。言辞之间，不免有过火之处。在座教授认为无故受辱，第二天便贴出集体请假的通告。同学见后，不禁哗然。多数人认为汪院长在农学院对学生比较开明，他在上任后曾公开提出：“我不管人，人人自管；不能自管，绝对不管”。他说到做到，反映良好。于是同学们公推林宏元起草两封信，一封给李运华校长要求挽留汪院长，一封给汪院长要求他打消辞意。当时绝大部分同学签名。双方到良丰校本部拜访李运华校长，报告事情经过。李校长知道后加以安慰，经调解，在尊师重道、和衷共济的原则下，事情获圆满解决。汪院长回沙塘的当晚，受到许多同学自发性的热烈欢迎，学院随即复课。此事也见汪振儒教授深受师生爱戴。

广西大学农学院合唱团

而今，广西大学在柳州沙塘的旧址有三处，分别位于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内。这些反映当年沙塘农事 盛况的旧址，弥足珍贵。在柳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里，至今还保存着建于1939年的广西大学农学院研究室，有当时白鹏飞校长亲笔题字的石碑。

白鹏飞校长1939年为农学院沙塘研究室亲笔题字的石碑

迁校榕江仍不忘开讲座

西大曾迁到贵州的榕江，这一段校史艰辛无比，应值得西大师生永远铭记， 传之于后。

1944年夏，日寇为了打通与东南亚联系的通道而南侵，前方战事吃紧。6月，长沙失守，衡阳告急，桂林岌岌可危，学校师生处于不安定状态中，尤其是敌占区的学生，纷纷要求发给路费回乡，学校决定疏散学生，能回乡的回乡，能投亲靠友的则投亲靠友。9月8日，桂林市政府下达紧急疏散令，西大良丰校本部师生兵分两路，一路沿湘桂铁路乘火车南下，抵柳州后教职员工由校方雇船赴融县（今融水、融安），学生则由校方发给津贴步行前往；另一路多为教职员因家眷及行李关系，于13日取道永福的罗锦，经百寿、长安（今属融安县）历时七天到融县。同时到融县的，还有农学院师生及公物等计一百二十八箱，教具家具一百二十二件，零星公物三十七件。学校计划在融县复课。

农学院在柳州沙塘，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早，8月14日，就将图书、仪器 一百二十箱运至黔桂铁路新圩站转运南丹。随着战火的延伸，柳州被日寇占领，中国“农都”的鼎盛时代宣告结束，柳州沙塘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

10月，广西大学准备在融县复课，并已定16日上课，岂料柳州告急，教育部电示续迁宜山（今河池市宜州区）。经教职员会议讨论，认为宜山逼近前线，且为兵家必争之地，不可久留，于是决定迁往贵州的榕江。

由融县到榕江可通水、陆两路。水路因逆水而上，滩多水浅，小型木船不能负重，有的小船只能容一户之家。当时校长李运华不在，总务长张先辰就安排先将学校的教具等公物器具，分散装船运至榕江，大宗物件则就地隐藏留人看守。 人员则分两路，女生及老、弱、病者乘船，其余步行走陆路。

男生们分作三个大队，一路披星戴月。陆路并不能通车，就是从河谷两岸沿江而上，盘山越谷、上岭下坡，时而石级台阶，时而泥泞的烂泥路，道路一边靠崖，一边临江，行人走路得十分小心。当时山涧窄路，更有强盗出没，由于打前站的一个小职员经验不足，钱财外露，后被土匪抢去队伍一天的伙食费。校方见他私人的财产也被洗劫一空，便不好怪罪。有体育系老师王健，在路上遇到土匪，一家五口东西被抢，就连随身衣服也被剥下，夫人达九如是西大幼儿园的老师，只好找一床破棉絮，用草绳绑在身上遮羞，真让人惨不忍睹。逃难路上，可谓又惊又险，大家匆匆如丧家之狗，慌慌似漏网之鱼，精疲力竭，苦不堪言。

一路上山高水远，学生只好卖了毯子、衣服及书籍，轻装前行，备尝艰辛， 但广西大学师生们互助共勉，于11月28日全部平安抵达贵州的榕江。更难以置信的还有一队特殊“难民”：农学院做教学实验的牛羊数十头，也健步长途，尾随而至。

榕江地处黔东南，与广西相邻，四面高山环绕，都柳河蜿蜒流过城南。因榕 江倚三江汇合之处，拥有水路交通之便利，是古时黔桂交通枢纽，俗称“古洲”，榕江还是一座历史古城，是当时黔东南的重要商埠，也是江南八百州之一，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边缘地带，地势相对高度较大，自然风光秀美，山峦重叠青翠，河谷深切，河流落差大，滩多水急。

西迁榕江时期是广西大学最艰苦的岁月。其中生活和学习十分艰难。区昭宪先生的文章写道：

四姐妹身处丧家、流浪、穷困之境，有时食无米，学校借当地小学教室打地铺、上课。吃饭很可怜，饭里有沙石，菜是一盘煮黄豆，十人 一桌，一人一瓢就没有了。冬时少衣穿，中秋节苦中作乐，其中令身历者终生难忘。

当时学生以榕江临时性的大统仓作宿舍和学习。榕江的月光下， 同学们团团席地而坐，没有欢笑，忧己忧国，谁都没心思。因为疏散时 正值暑假，有香港澳门学生，有更远的南洋学生，都无家可归。面对着皎洁的月亮，思念起了亲人和家乡。晚会上有印尼华侨学生唱了印尼民歌，委婉凄怆，催人泪下。

有老师任中敏先生（1897—1991）组织了一场临时家庭生活场景活动：围上一间草皮房子，前后开两个门，里面点上灯，摆上桌子、椅子和床等家具，像一个“家”。先生扮成家长，学生们排队而入，让每一个学生享受着“家”的温暖。先生仁爱地安抚每一个学生，并分发一个小饼，然后是下一位同学轮着进“家”来。“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师长这样细心照料，对流浪的同学们来说，穿越了苦难，得到了宽慰。

当地有句谚语：“榕江三条江，不打摆子就生疮。”打摆子就是疟疾。由于缺吃少穿，阳京兰不幸患上了疟疾，浑身饥冷，四下求医。打摆子的同学很多，兵荒马乱，在逃难时能有几个带有蚊帐的？和所有逃难的学生一样惨，逃难时丢弃了不少东西。

冬天，榕江下了一场小雪，四姐妹难得高兴地餐聚在一起，聊得过瘾，烤火过冬，用几毛钱从农民家里买的煮花生，是唯一的大餐。

在榕江，广西大学借用部分会馆及公房作临时校舍，如教室分设于县救济院、两湖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榕江中学等处；女生宿舍借榕江中学一大建筑改成，男生宿舍则借用国立贵州师范学院前学生宿舍；图书馆设于四川会馆左廊楼上；农学系及化学、矿冶系等实验室设于四川会馆香祠和两湖会馆香祠；农学院之农场、牧场，设于附近的五榕山；兽医院及苗圃则借贵州师范学院数亩菜园改用；运动场与贵州师范学院共用；教职员都租赁民房居住，人多房少，拥挤不堪，生活与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即使如此，教室仍不够用，师生们常常利用教授租住民房的堂屋作临时课堂。晴天，师生们也在榕树脚下或院坝内露天讲课，可见当时办学条件之苦。

榕江地方偏僻，加上战时物资短缺，信息闭塞，就连当时的报纸也是要一个月后才能送到，师生们纵然节衣缩食，亦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绝大部分的学生已断绝经济来源，靠公费伙食勉为充饥。但师生们仍能保持团结友爱的精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浓厚的学术风气，在艰难困苦之中坚持教学与学习。其中汪振儒院长租住在城郊农户家中，由于榕江物质匮乏，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克服教学、科研与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和压力，坚持工作，不仅坚持每周开展一次深受当地民众欢迎的农业科技知识讲座，还对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历年所采集的植物标本，进行逐一整理和鉴定，撰写完成《广西种子植物名录》。名录中所载的标本，有的已为著名的植物学家陈焕镛、张肇骞鉴定，对未鉴定的，汪振儒予以鉴定。 1940 年至 1941年，该书曾在《广西农业》连载了一至三部分，自第四部分起， 邀钟济新、陈立卿参加，1942年连载至第九部分，后因战乱而未继续。即便如此，《广西种子植物名录》还是1949年前记载广西植物最为丰富的书籍。其中包含内容有植物名、学名、采集地点、采集时间、采集人、采集号、生境等项内容。

广西大学在榕江将近一年，师生们给当地百姓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 科技文化艺术等，使得原本落后的榕江后来发展很快。2008年春，广西大学组织了“重走西大搬迁路”活动，师生重访贵州的榕江。据当地百姓介绍，广西大学迁榕近一年，为榕江当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是促进榕江教育事业的发展。广西大学一来，从幼儿园到大学，榕江县城就全有了，提高了榕江的办学层次；二是给榕江带来了新观念、新思想和新技术。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农业技术，当时每周一次的农业科学知识讲座，传播了大量农业科学知识，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汪振儒传授番茄种植技术，使榕江老百姓第一次见识了这种外国蔬菜。

现在，榕江当年的建筑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了。几大会馆只有两湖会馆保护较好，当年的大操场也一分为三：一边建了体育训练中心，一边是篮球场，另一边是草地。在榕树脚下露天讲课的那个地方，只有当年的两棵大榕树依然风采依旧，见证着这段历史。

伸张正义，支持学生民主要求

西大在贵州榕江，于1945年夏发动一场斗争十分激烈的政治运动，也把埋头做学问的汪振儒牵涉进去了。他拍案而起，揭露事情的真相，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榕江地处偏远，但并不是与世隔绝。随着广西大学在榕江安顿后不久，便与西南后方发生了联系，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及各校的宣传品，也通过种种伪装寄到西大。此时，国共两党之争也愈来愈激烈。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会议发出“改组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为国人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中国的大学生天生就与时代共同呼吸，共命运。延安中共的会议刚结束，远隔数千公里之外的榕江就有了反响：在西大学生宿舍门口的壁报栏上，不久就连续贴出迁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昆明西南联大等高校寄来赞成改组政府的宣言。这在全校立即引起轰动：同学中自然分成两派，进步的同学拥护毛泽东提出的主张，而以国民党三青团骨干为主的另一派，则反对“论联合政府”。一时大小字报贴满了学校宿舍四周的围墙。

但是，学校斗争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校学系代表联合会、学生会，早已被学校下令解散，一方面进步力量人少势孤，西大学生从疏散前一千多人，迁到榕江只有无处可去的学生、刚入校的新生，才四百八十多人；另一方面，周边聚集很多从桂林、柳州一起撤来的军警特务人员，他们伙同校内的势力，极力干扰学生正义行动，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制造各种恐怖事件及其他各种谣传：

如到了榕江后，在校外就发生了树梢高挂人头示众的事。熊永深先生曾对此事有文章写道：

到了榕江后，见到过一件只能在旧小说中才能见到的事。一天，在 小小的榕江城门洞旁边，挂了一个小木笼子，里面赫然是一颗脑袋，血迹模糊，死者眼都没全闭上。旁边有一张布告，说是悍匪林某拒捕，被 当场处死，悬首示众，以儆效尤云云。西大学生特别是女生，哪见过这种场景，有好多人不敢去看，看了的又有好多人吃不下饭。

笼子里的人头是否真是土匪？是国民党政府真心保护学校安全而杀鸡儆猴，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震慑“捣乱”的学生？这些问题不得而知。但学校正式上课不久，原来不见踪影的校长李运华，从成都赶来接手。传言那令学生讨厌的庶务主任、三青团干事长也要卷土重来。当初身负搬迁重任、主持迁校的总务长张先辰，感到已完成迁校的使命，并担心那庶务主任回来打击报复，便辞去总务长职务，举家前往成都，到四川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去了。又有传言说校内有七名学生已被列入黑名单拟做逮捕。但是，进步学生没有退缩，决定在5月25日召开学生民主大会，发表民主宣言，响应七大提出的任务：“团结全国人民，挽救时局危机，准备反攻，彻底打败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西大学生曾于榕江两湖会馆集会，要求民主自由

5月25日，西大四百多名进步学生不顾国民党军警的威胁，在榕江县两湖会馆如期召开“西大学生民主大会”，通过了《广西大学全体学生民主宣言》，并要求解决学生福利问题。

西大进步学生在榕江宣传延安的声音，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作为一校之长李运华，为了推脱干系，竟以西大全体教授的名义，贴出了一个与西大学生民主大会针锋相对的声明。声明发表后，引起了广大教授的强烈不满，首先就惹恼了汪振儒院长。

汪振儒教授见李运华盗用全体教授的名义，歪曲事实，便在校内贴出声明，表明自己的立场，指出李校长这份声明是违背民意，是盗用教授的名义，压制民主。他在声明中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汪教授的声明贴出后，得到广大教授的热烈响应。

当时，学生的食米在当地县政府手中，他们任意抬高米价，使得学生和家属吃不上饭。石兆棠在油印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当地政府抬高米价的罪行。当地县政府怕把事情闹大，传到重庆影响不好，忙派人来到西大通洽，最后议定，凡学生买米，不得提价。

自此之后，学生才有伙食尾数。《广西大学全体学生民主宣言》终于发出，事后伙食尾欠全部发放，稿件不用送审，斗争取得胜利。学校壁报也多了起来，除了过去的《民主与科学》，还有《大时代》《十二月》——意在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还有《自由谈》《璧联》等，均为进步学生所掌握。当然，也有三青团的刊物《新回轮》。

此事在榕江古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也引起了校长李运华的不满。有史料说汪振儒被李运华解除了院长职务。《广西大学校志》只是含糊地记载：“1944年9月，农学院疏散到融县、贵州榕江后，农学院院长为汪振儒（到榕江后为陆大京接任——原注如此）。”

鹧鸪江旁与师生同甘苦

抗战胜利后，西大从1945年9月开始撤回广西。因桂林良丰的校舍大部分被战火焚毁，学校只好暂借前第十六集团军之妇孺工读学校，暂栖柳州的鹧鸪江。当时该处已是人去楼空，屋舍残破。由于时间仓促，资金缺乏，且建筑材料紧缺，大部分教室为砖瓦、篱笆披灰的泥墙建筑，而学生宿舍和大教室只能用毛竹和茅草搭成，甚至用美军的行军帐篷代替。原址在沙塘的农学院，亦随校本部迁回鹧鸪江。

妇孺工读学校位于柳州市东北，其地域宽不过五百米，长约两千米，南临柳江，有条名为鹧鸪江的小河从学校中流过。1988 年刘长汉先生主编的《广西大学校史》，有一段详细记载可作今天的传统教育：

在鹧鸪江，学校地处荒野，校舍非常简陋，宿舍和教室大都是草屋竹棚，冬不避风寒，夏不堪暑热。学生宿舍三丈长，丈半宽，竟住两百多学生，睡的是用木条绑扎起来的上下两层的架床，中间过道仅两尺许，每个统铺睡十几个人，床架吱吱呀呀，一人翻身，全体受扰。教学设备更是简陋，用木条把一块长板支起来就是课桌，坐的是长条板凳。学生每天到河边洗脸刷牙。吃饭大多是坐在树底下或坡地上。四处黄土，雨天时道路泥泞，形同泮田；刮风时尘土飞扬，饭沙混嚼。大家叫苦不迭。年底时，某学生宿舍入口处贴上“有乜心情除旧岁，几乎饿死过新年”的对联……

战后西大师生困境如此。于是，又生出一场“迁梧运动”来。

鹧鸪江旧校址，师生在谷垫围成的教师里上课

返梧运动由学生自治会发起、中共地下党幕后领导，学生要求学校迁回梧州，理由是梧州的校舍比桂林的好些，实际原因是左派进步学生为了摆脱政府的控制，加上梧州离广州近，便于与中山大学等外地院校的学生运动加强联系，但一部分师生也不想迁去梧州。于是，迁校与护校形成对立。

1946 年 3 月，李运华呈请辞职获准，行政院派陈剑修接任校长。这时，西大农学院院长陆大京辞职，汪振儒继任。陈剑修上任主持的第一次校务会，就是商议决迁校事宜。但不多久，汪振儒就离开西大，到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教去了。

在京又有一番新天地

抗日虽然胜利，但内战烽火又起。汪教授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更为不满，在北京与许德珩等教授加入了民主运动行列，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 的学生爱国运动。

1949年初，他和进步教授一起，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热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后，他到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 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由北京、保定、河南三所农学院的森林系合并成北京林学院（1985 年改成北京林业大学）。他调到新成立的这所院校先后任林业系主任、绿化系主任、科研部主任、图书馆馆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汪教授在北京林学院，除了肩负繁重的行政工作外，还讲授植物生理课程，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林业专业适用的《植物生理学》讲义，在此基础上逐步增添新的内容，正式出版了《植物生理学教材》，为全国林业院校所采用。以后又成为全国林业口第一个可授予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导师，并为我国培养出了第一个林学博士。1981 年，他接受了当时林业部副部长张磐石和中国林学会的嘱托，担起了《森林与人类》第一任主编的重任。这是我国第一家、到目前为止还是唯一的林业科普期刊。

原广西农学院院长 汪振儒（前排左三）与 学生合影

汪振儒精通英语，兼通德、法、日、俄等语种，他曾翻译过不少外文版的专业书籍，邀请他担任《森林与人类》的主编，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林学专业上的卓有成就，更因为他有丰富的办刊经验。早在1949年，他就出任《中国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而后又担任了《生物学通报》的主编，还是《北京林学院学报》的第一任主编，为中国最高林业学府打开了一扇展现学术成果的窗户。

自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汪振儒先后担任会员、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理事会顾问等职务，还长期担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曾任中国林学会理事、理事会顾问、中国林学会森林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学会树木生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林学会科普委员会常委，为林业科技发展广揽群英，为促进学术交流、普及林业知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2008年6月24日，汪振儒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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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蒋钦挥

编辑：彭镜玮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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