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秩情缘 | 李吉安：难忘的大学生活

编者按

建校九十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广西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学界才俊、政界栋梁、商界精英、文化名人及各类建设人才。在我校90周年校庆之际，特推出“九秩情缘——西大校友回忆录”系列推送，记录历届西大校友对曾经校园生活点滴回忆，感受广西大学九十年来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和精神积淀。

难忘的大学生活

李吉安，广西大学化工系1958级学生，曾任广西大学化工系、广西工学院系副主任，广西科协学会部、国际部部长，广西科技馆馆长，广西工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等职，1998年退休。

我是1958年考入广西大学化工系的，是西大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母校广播站第一批工作人员。1963年7月毕业，我在母校西大度过了五年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如今我已八十有余，值此母校九十周年华诞之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在西大的五年，有欢乐有痛苦，更有不少值得留恋，甚至难忘的记忆，牵动神经，想说的很多，现仅就难以忘怀的几件事与学弟学妹们共享。

怀念西大广播站

“广西大学广播站第一次播音现在开始……”这简单又熟悉的声音现在还时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时，各系各单位均日夜奋战，在工地拉了不少高音喇叭，播放鼓舞斗志的音乐和通讯报道，一时间好不热闹。大炼钢铁运动过后，校党委宣传部觉得应组建一个广播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通过播放音乐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利用这个平台交流各系各单位的情况。于是由校党委宣传部的付菊生同志在学生中物色一些人才，最早找到物理系的李国运同学， 他当时对无线电、电器等颇有专长，于是由他搭架子进一步物色相应的人才。不久，国运找到了我，我俩曾是中学的同学。我普通话讲得比较纯正，爱好文艺。于是我们二人分工，国运负责广播器材的资金申请、购置和机务人员的招聘，我则负责播音员的选拔和文字编辑、通讯记者的招聘。人员都是来自各系的同学，完全是自愿和无报酬的。本着少而精的原则，先后进入广播站的同学有机务方面的李国运（物理系1958级）、吕宗远 （物理系1958级）、翟翼鹏 （物理系1958级）；编辑播音方面的李吉安（化工系1958级）、李家活（外文系1958级）、申幼媛 （女，机械系1959级）、林观华 （女，机械系1958级）、汪文黔 （女，化工系1958级）、刘文婉 （女，化学系1958级） 等。后来又增添了一名专职干部邱淑芳，以便于与学校各行政部门沟通。广播站的站址设在大礼堂的前楼上左右偏房中，左偏房为机房和播音室，右偏房给值班人员住宿。大礼堂是一座法国式的建筑，庄严而美丽，正门高高的门廊，由六根挺拔的圆形立柱支撑起三角形的屋顶， 立柱顶端和三角形的屋顶都有精美的浮雕。礼堂坐落在校园的中央， 四周有湖水环抱，湖边绿树葱葱，垂柳依依，玉兰树和夹竹桃相映成趣。我们每天就在这玉兰花香扑面、荷柳随风的环境中开始一天的工作。

广播站成立后的工作大致如下。

1. 播音：每天三次播音。第一次播音，上午6点，起床曲、广播体操及要闻通知。第二次播音，中午，播放音乐、通讯稿件。第三次播音，下午5点至6点，主要播音乐、学校及各系的通讯要闻。

2. 机务：购置和维修广播器材、安装广播线路和喇叭音响，保证正常播出。

3. 采编：通过广播站建立各系采访联络站，及时组织各系各单位的新闻稿件，经编辑修改筛选后播出。

4. 大礼堂音响管理：在广播站建立期间，凡在大礼堂的报告、文艺演出的音响都由机务负责。

5. 组织音乐欣赏：每逢周末都组织音乐欣赏会，邀请专业文艺团体来校演出，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提高大家的文艺欣赏水平。

这些同学虽来自不同的系， 但都能和睦相处， 努力工作。如机务人员为保证质量， 不出差错， 常常彻夜加班加点， 维修机器， 还冒着危险爬上十多米高的电杆， 拉线安装喇叭。播音员为了能准时播出， 往往下课后就小跑赶到播音室， 及时播送稿件， 为此还常常误了饭点。采编的同志更是常穿梭在各系各班， 采访及收集新闻稿件。1958、1959年， 国内还没有电视， 收音机也未普及， 更谈不上互联网， 为了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我们利用广播站有播放设备的优势， 专门举办了周末音乐欣赏会， 主要播放中外名曲。大家还经常跑新华书店、唱片部， 甚至自费购买有关唱片及书籍资料， 回来后又加班加点地试听， 写解说词， 使听众能更好地了解每首音乐的作者、背景、主旋律。每次欣赏会都历时数小时， 听众几乎挤破了教室。待播放完毕， 已近深夜， 我们一个个都累得直不起腰。

广播站是党的政策宣传阵地，因此每有重大活动，我们都跟进报道， 如国庆十周年。由于当时没有电视， 师生无法看到大庆盛况， 我们就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庆祝盛况及阅兵盛况报道，还录播了中央交响乐团国庆献礼曲目—— 《祖国颂》《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梁祝》。又如，第26届“世乒赛”在中国举行，中国第一次夺得了世界冠军。我们就全程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

这些工作都是由广播站的学生来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工作虽然辛苦，但我们很快乐，也得到了校党委和师生的赞扬。

随着同学们一批批毕业，在广播站工作过的这些同学也都天各一方，而文字编辑李家活同学、播音员林观华同学亦逝去，后来广播站的工作就交由专职干部邱淑芳主持和管理。

教改与科研

当时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的改革一直没停止过。记得我入学不久， 教育部在北京搞了一个“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展览， 全国各校都派代表去参观学习。当时，我有幸被系里选派参加赴京的参观学习团。在京期间，我被各先进院校的教改成果所震撼。如当时清华研制的汽车、北大的天象仪…… 深深地吸引着我。回校后，我向系里的师生做了传达，在系里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科研热潮。如我和几个同学一起研制当时还少见的超声波仪。后来虽然由于材料不足、知识水平有限未能成功， 但也培养了我们的科研能力。

1959年，学校还掀起了自编教材的热潮，试图打破苏联教材的束缚。于是，老师编，学生也编。记得我们几个学生就曾合编了一本数学教材。编好后，上课时，就放在老师的讲台上，希望老师能用，结果当然是愿望落空了。所谓自编的教材，不过是拿几本人家的教材拼拼凑凑而已。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些可笑。但我们享受了过程，提前学习了不少数学知识，使我以后几年的数学成绩一直不错，也为我日后的教师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数学功底。

当时学校还掀起了一股超清华赶北大的热潮，并为此在各系展开了大辩论。当时的主流是西大要在三到五年超清华赶北大，谁反对这个提法就是右倾思想。而当时的我比较冷静，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到北京参观过，也去过清华、北大，知道西大这样一个新恢复的学校，资历、师资、经费、科研水平与清华、北大都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西大只有九个系，二十多个教授，教师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校学生也就千把人。因此在辩论中，我是极力反对这种提法的。当然结果是螳臂当车，几乎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以后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1963年临近毕业时，大家开始做毕业设计和写毕业论文。同学们分成两部分，大部分都搞毕业设计。全系一百多人，只有十多人被分配搞毕业论文。我有幸被选入论文组，写的题目是《硫铁矿脱砷》。写这个论文要自己做实验，取数据。我这个组一共三个人，两男一女。要自己设计流程，自己安装设备，自己调试。三人中，只有我懂些电工电器及机械知识，所以设备安装调试都由我负责。当时我们没有一分经费，硫铁矿试样由指导老师巫安泰提供。所以我只能跑遍西大所有的仓库东拼西凑，有时还要自己制作，才把流程设备安装好， 并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动化。经过三人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论文任务。回想起来，与现在西大的科研条件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班干与班主任合影，左二为李吉安，背景为当时的校图书馆

丰富的文娱生活

在西大的五年中，虽然学习比较紧张，生活也艰苦，但文化娱乐活动照样同步开展。化工系女同学较多，有不少文艺骨干，我也是爱好者之一。我们成立了文工团，排了不少在西大有影响力的文艺节目。当时学校也比较重视，先后举办过全校文艺会演、彩调剧《刘三姐》 会演。化工系的《刘三姐》 和外文系的《刘三姐》 都得了集体奖、个人奖。机械系的舞蹈《扇舞》、学校文工团的小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也得了奖。每个周末还轮流由各系主持全校的交谊舞晚会。

当时西大文艺活动开展得比较好，与常务副校长黄传林 （校长是韦国清） 的支持分不开。他多次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讲，要支持学生的文艺演出活动，说教师多数来自大城市，不要看不起本地的学生演出。而且他身体力行，逢学生演出必定到场，还上台接见演员。在他的带领下，每次演出礼堂都坐满了师生。

艰苦的学习生活

我在西大的五年 （1958—1963） 正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物资奇缺，生活困难，学校的生活当然概莫能外。记得1958 年刚入学时， 情况还比较好，每餐还有两条鱼，肉类也不少，但到了1959、1960、1961年，情况突变。粮食定量，从每人每月三十多斤减到二十五斤。大家饭吃不饱，菜则不见荤腥，餐餐不是咸菜就是空心菜。同学们戏称空心菜为“无缝钢管”。连续几年下来，同学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很多同学都患上了浮肿病。学校领导也急在心上，但也只能弄些米糠， 做成糠饼发给患浮肿病的同学，并要求各系各单位注意劳逸结合，暂时取消体育课，减少运动量。当时从印尼及港澳地区来读书的同学受不了这种苦，都陆续退学回去了。大约在1960年，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来西大视察，走到食堂，适逢开中饭，同学们一见是部长，便一拥而上，拉着他到食堂后面的一个大水泥池，池中堆的是咸菜和“无缝钢管”。同学们指着池中的菜对部长说：“部长，这就是我们每天的菜了。”杨部长看后，对同学们说：“我理解同学们的艰苦生活，现在全国都比较困难。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也和我们一样勒紧裤腰带共渡难关。希望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渡过难关。”

班里全体同学在校中心花园合影，右一为李吉安

当时虽然生活很艰苦，但同学们依然努力学习，并各显神通，开辟食物来源：一是在校园南边的一片沼泽地垦荒种植厚皮菜；二是在校园内空地上种冬豆、猫豆 （这种豆有毒，必须多次蒸煮，漂洗后才能吃），以解食物短缺之苦。记得有一次劳动时，系里女同学抓到一只大青蛙，偷偷放进我脱了放在岸上的鞋里，本想吓我一跳，结果不但没吓着我，反而让我们煮了一锅青蛙粥，大大解馋了一番。后来女同学知道了后悔莫及。

尽管生活艰苦，但当时同学们依然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党的教育方针。教学秩序没有乱，该开的课一门不少，该交的作业一字不缺，教育质量没有明显下降。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现受校友会委托，撰写此回忆录，表达我对母校的热爱及怀念之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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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骊歌未阑——广西大学校友回忆录》，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编辑：王雨仪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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