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成 兰:诗意的人间烟火——《汪曾祺选集》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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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人间烟火

——《汪曾祺选集》读后感

成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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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汪曾祺选集》,喜欢到做饭间歇也要看两眼。

二十多年前,数学系的我和虎爸,常常一起“徒脚”跑到大楼的顶层,去看美术系学生的画展。看到喜欢的就感慨“太好了”“真好”“漂亮”“我最喜欢的”,看到不喜欢的也要悄悄地“贬”一通,看完之后觉得很快乐。倒不知这快乐源自哪里,是与喜欢的人在一起?还是不用负责地品头论足的畅快?二十年后我又和俩闺蜜一起去看书法展,无理由选定心仪之作,一起站在“狂草”前猜字猜诗,猜错了再相互戏谑一番,大笑。现在,我们仨老太婆退休一有时间,还要约着看各类不懂的展,想想都会笑。

这些时候,懂倒不如不懂。若懂,是“学术探讨”,不懂,才是“人间烟火”啊!

这本选集共收录了汪曾祺先生的11篇散文和5篇小说。这些作品写作于两个时间,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一个是80年代以后。汪曾祺先生在序中自谦:

“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我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

“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我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约是一万七千字。”

“短”,给我的阅读带来了大大的便利,这几年养育双生女儿的辛劳,使本就不高的智商和情商急速下滑,“长”的东西真的“吃”不动了,不“议”不“论”不“哲理”,越发让阅读轻松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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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的写作经历很特殊。他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50年代初与老舍先生同在北京文联,而后经历了文革浩劫,停滞了30多年,直到1980年才重新开始写作。与80年代后的作品相比,我更喜欢写于40年代的作品,比如《花园》《异秉》《鸡鸭名家》等。或者虽写于80年代,却是回忆过去时光的,比如《泡茶馆》《昆明的雨》《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等。当然还有汪先生的代表作《受戒》,这部作品写作于1980年8月,但作者最后落款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我不懂文学价值和写作手法,只是直观感受后者更加明媚一些。没有刻意雕琢的句子,却能勾勒出一个个恬淡优美的意境,像一幅幅清澈的图画,任思绪惬意地徜徉其中。悠哉美哉!

我非常好奇这由衷的惬意和安宁从何而来?

我没有去查阅过汪曾祺先生作品的评介或解读之类的资料。虽然行家的解读一定会更加精准而贴切,但我只想自己去揣摩,记录下自己最原始的感受,不受先入为主的影响。

于是我开始在这些美文中漫步,似乎渐渐悟出了一点:汪先生的作品(尤其前面提到的“40”组),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很少有“恶”,很少有“怒”,连困苦和哀怨也不多见。而美——美的景,美的人,美的味,组成美的意境——却像花园里的花,一处一处静静开放,浓淡相宜。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的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子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唤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昆明的雨》)

“槐树种在土山上,坐在树上可看见隔壁佛院。看不见房子,看到的是关着的那两扇门,关在门外的一片菜园。门里是什么岁月呢?钟鼓整日敲,那么悠徐,那么单调。门开时,小尼姑来抱一捆草,打两桶水,随即又关上了。水咚咚地滴回井里。”(《花园》)

佛家有云,眼中有何物,则心中有何物。并有一则小故事说苏东坡与高僧打坐悟禅,高僧说眼中所见乃一圣人,东坡说眼中有一坨狗屎,自以为占了便宜,回到家中,小妹点化后羞愧不已。

我无意深究其中哲理,但汪先生笔下的“美”和无“恶”,也必定是自己内心的外化吧,由此我也有些沾沾自喜。

我看到了“面如朗月”的小明子,和小英子那双“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的大眼睛(《受戒》);我在“积雨稍住的早晨”看到了昆明的小酒馆里那棵爬满架子的木香,“密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昆明的雨》);我“吃”到了那只“以绳络悬之井中”,切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大西瓜(《夏天》);哦,还有王二做的“熏烧”,“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的牛肉,和葫芦形的“蒲包肉”(《异秉》)。

喜什么呢?所见之美好,是因嘈杂的心中尚有方寸的净土么?

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十几年前了,只读了《受戒》。很有意思的是,这两次的“阅读背景”要说都不是那么美好:第一次是我受伤骨折了,需要静养3个月,这次是肆虐全国的“新冠肺炎”,好在这些美文都没有因昏暗而失色,反而在记忆中留下愈发清晰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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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受戒》时,感觉它是不近人间烟火的。“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的小小的“荸荠庵”,在一个“地势很好”的高地上,门前一条河,“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小英子的家,三面环水,独门独户,门前有六棵能结出或白或紫大桑葚的大桑树。啧啧啧,无不是仙境般的存在啊!

和记忆中的仙气一起浮现出来的,还有我们那个明亮的小家,那是我和虎爸的第一所房子。高高的顶楼,站在窗前就能够看到日出,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日落,那时还不叫“虎爸”的虎爸,就在床边给养伤的我读小明子和小英子,哈哈,还有“仁渡”!还有一些记不清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俩对“仁渡”极有兴趣,并用“仁渡”代替了题目呢?前些天我要重读这本书时才问的虎爸:“咱们那时候老说的那个名字叫什么?”号称记忆力不超过一天的他,竟然立即说出来了,让我很开心。

写作过程中,两个小女儿已经进来好几次了,她们仰着可爱的小脸,认真地问我:妈妈我可以当“高登”么?我说可以,一个欢喜地出去了。一会儿另一个又探头问我:妈妈我可以当“包警长”么?我说可以,她也欢喜地出去了。一会儿原先的那一个又进来:妈妈你当“安琪”好么?我说谢谢。最后又欢喜地出去了……还是虎宝最贴心,这些日子她总会在我进厨房的时候问我:妈妈我把你的“咸鸭蛋书”给你拿来吧?因为这本文集里有一篇散文是《端午的鸭蛋》,编者把它做成了文集的题目。他还会在我熬夜很晚时悄悄进来,问我是否需要他替我写,或者给我划一些句子,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帮助了。

嗯,人间烟火也很美好嘛!若不是对疫情的担忧,或许会更美好。

不过若不是这严峻的形势,可能也不会有这么纯粹的家庭时光。在繁忙高效的现代中国,这种纯粹的家庭时光真的是太难得,太宝贵了。所以我对有人在家里的鱼缸里钓鱼,或是很焦躁地要出去的行为很是不解。难道他们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在孩子眼前欠过一些“小债”吗?不打算还吗?哦,如果“欠的债”是外出旅行或外出吃大餐,那确实不兑现才好。

旅行、大餐、送辅导班、再亲自辅导作业,我忽然想到我们与孩子在一起时,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是什么呢?说不确切,是“人间烟火”吗?难道我们现在都不会享用“人间烟火”了?那不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可,仙人不该是很悠闲惬意的吗?我们真的不像呀!对,先要弄清楚人间烟火是什么,一时陷入泥潭,我看我不能数字数了。

我发现年轻时认为仁渡里没有人间烟火是错的。实际上当我们默契地把“仁渡”作为《受戒》的代表时,已经在潜意识里肯定了仙境里的“凡人”。既是凡人,自然不会那么纯粹的“美”和无“恶”。当初只知道“聪明精干”的仁渡,“眼珠子转两转”,就能把大师兄仁山拨了半天算盘也算不清的账算明白。打牌时,“二三十张牌落地,上下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他就差不多都知道了”(《受戒》)。他那“飞铙”的绝技更叫人惊叹,现在才觉出来“打牌”和传统“和尚”的样子似乎不大般配。

这样仁渡肯定不同意了,二师兄仁海还娶妻呢,大师兄仁山又黄又胖,一点也不朗月,过年时候大家还在大殿上杀猪呢!是呀,这如果在其他的小说里,差不多可以算作不赦之大“恶”了,至少不能算“美”。在这儿,怎么一点不觉得呢?

再仔细打量其他的“仙人”,仍旧还是无“恶”的,但渐渐下凡了,烟火气越来越足。小英子的爹,是个“全把式”,不仅田里的活儿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原文列举出10种名字,大部分我都不懂,还需要时时查字典,但我知道都是凡间的活计。小英子的娘,“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的衣服都是格挣挣的”。“她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咸萝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还会剪嫁妆上贴的花样,十里八乡的都请她剪。小英子的姐,会大裁大剪,挑花绣花,绣了三双鞋,方圆三十里的姑娘们都来看。

再看小英子的家,虽在那蓬莱般的仙岛,有六棵镇元大仙的果树,但走进院子,牛屋、礁棚、猪圈、鸡窠、石磨、鸭栏,还有火红的石榴树、浓香的栀子花……这不正是凡人们安居乐业的“标配”吗?

我这个凡人倒真没见过,是因为我们凡人没见过,才说是仙境的吗?问问汪老吧。

汪老朝我怒斥:无聊后生,自卖自买,我何时说过我写的是仙境?!

哦……那就是说,人间烟火也可以这般诗意,凡人生活也可以是美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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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孩子在一起到底缺什么呢?还不知道。

不过,这很可能是一个超越我悟性范围的问题。关键是,我是不是还有那么点儿“悟性”?不确定。反正在童年时,很多和我一样的孩子都是有悟性的。汪老小时候肯定也是有的,否则他必定写不出《花园》这样的妙文。

《花园》是这本文集里的第一篇散文,也是我最喜欢的。记录了作者少年时代在自家花园里的趣事。捉蟋蟀、捉蝉、玩天牛、逗土蜂,好像还有很多种类的小草,名字没听过,但感觉我小时候一定也玩过。

“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胡一处一处断了。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听得见。”

我耳边好像听到了那细小的嘣嘣声,好像自己就是那个暖暖阳光下,无忧无虑地与大自然悄悄耳语的少年。不,不是好像,我真的是!

“云从树叶间过去。壁虎在葡萄上爬。杏子熟了。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蜘蛛网上一只苍蝇。蜘蛛呢?花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金雀花那儿好热闹,多少蜜蜂!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

时不时地读这么一小段,应该像品一口小酒的感觉吧,我没有沾过酒,凭他们的神态想的,微笑而神往。

正当我得意自己还有点残留的“雅”可以“入境”时,最后一段的结尾却忽然把我踢了出去。前面的篇幅全部都是描写花园里的花草虫鸟,唯独最后这一段,忽然说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已经像个大人了”,有心事睡不着,半夜到花园里,遇到了自己的父亲:

“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他让我抽一支烟(我刚会抽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出乎意料,是因为总觉得应该少了些什么似的。按照“常理”,这么好的意境和“机会”,“父亲”不该对儿子谈点“人生”吗?我又想问问汪老。可是不能,也是不得其解。

幸好这本文集里和这篇隔了七八篇外还有一篇叫《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散文,我带着极大地好奇去看看那个让儿子感觉“靠得近极了”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本以为“什么也没说”代表着不苟言笑的“极严厉”。事实与猜想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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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父亲还懂得各种乐器,琵琶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养蟋蟀和金铃子,还会用钻石刀和玻璃细细地做成小桥亭子和“八面玲珑水晶球”。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作者小时候的作文很好,父亲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数学不好,也不责怪。作者小时候也爱画画儿,但画家父亲竟然“从不指点我”,除了旁观父亲画画,“其余时间由我乱翻画谱,瞎抹。”

然后,作者也成了“父亲”一样的父亲,这位可以与儿子成兄弟的父亲,最后总结了一句: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我赶紧把那篇文章拿给虎爸,他笑嘻嘻地说自己也很有童心呀,但前半句不置可否,有点复杂。

如果说作者的品性像清灵温润、波澜不惊的“湖”,那么这湖水里一定倒映着小明子和“小明子们”的影子,而这些影子里,应该都有“父亲”。——还一定有他的恩师沈从文。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记录了在西南联大时他跟随老师学习的八年。行文的风格还是平淡、简单、真实,仿佛与他无关的“美”。这个风格却在文中也找到了一些渊源,在沈从文先生教他习作课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小说,“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但是老师却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然后作者在之后的写作中,人物的对话就变得“普普通通,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大师的老师果然不同凡响,先生读书广博,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后来搞文物研究,对陶瓷、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造诣深厚。这倒不出意外,因为汪老的小说里有很多多才多艺、身怀绝技的人物,余老五、陆长庚,还有《岁寒三友》里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等等,大概都有些影子吧。

当我读到作者关于沈从文先生的“课堂”描述时,我很有感触。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大都是就着学生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从不引经据典。先生教写作,“写得比说的多”,常常在学生习作后面批注很长的读后感,有时“比原文还长”!

“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

读到这一段,我又被踢“出境”,默默自嘲,还在想:没有评教吗?但读到下面的描述,我下意识地收回了嬉皮笑脸。

“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的,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再往下读,我终于回到了始点——每一位恩师都一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磬尽的余意,你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

我想到了我的恩师甘峰。我需要一些“成绩”才能写。

汪老说,听沈先生的课要如孔子学生所说:‘举一隅而三隅反’。的确,大师们在课堂上也总会沉浸在“自己的”深刻思考中,他们在尽力地思考,不受控制地在寻找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或者所讲的问题可能还没有最优的答案,他正在尝试努力地接近“它”。这与讲解一个有预设答案,或者自己就是出题者和答题者的课堂不一样,这样的课听起来一定是需要“费力”和一些“悟性”的。

可,什么是“悟性”呢?这好像是一个超越我悟性的问题。

好在我的课堂不需要,“无名鼠辈”不是大师,必须本分地驾驭好可度量的课堂,不能达到“金课”,也要努力看齐!


作者简介:成兰,女, 讲师,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管理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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