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大,让我们“匍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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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杜克大学 · 本科生故事

第 10 篇

文 | 2022届本科生郁颢

昆山杜克大学人文研究中心(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HRC)的Petal Lab 一直在为人文和科技牵线搭桥。我们每周会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研读和讨论,比如人工智能和行星科学的道德伦理。如果讨论陷入瓶颈,教授们会向我们引荐阅读材料的作者,为我们提供采访、提问他们的机会。

前不久,Petal Lab 邀请了大卫·格林斯彭博士(David Grinspoon)来学校开展讲座,题为“太空生物学:人类在地球和地球之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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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大卫·格林斯彭博士那日着黑西装,黑色玳瑁圆框眼镜,嬉皮士帽子,比起科学家他更像音乐家。之后了解到,他确实也是一个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自弹自唱的音乐爱好者。同时,他的科学家背景让人艳羡仰慕不止。格林斯彭博士是美国天体生物学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太空探索战略顾问和行星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还是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2012到2013年天体生物学的首任主席。他的研究侧重于比较行星学,重点研究类地行星上的气候演化及其对宜居性的影响。他还从宇宙的角度研究、撰写和讲授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他所著的《人类手中的地球》(Earth in Human Hands)一书被NPR Science 评为年度十佳科学书籍之一。

我和这位科学家、作家、音乐人有些奇妙的缘分。在 PetalLab的一次例会中,我们读到了他《人类手中的地球》一书的节选,我们感叹于他如何用亲民且诗意的科学语言来描述对于外星生命是否存在的辩驳、万物有灵的论证,以及人类在地球和宇宙中扮演的角色。随后我和 Petal Lab 的所有本科生助理研究员跨越12小时的时差对他讲行一次视频采访,就书中观点和更广阔的科学话题向他提问,他用富有感染力和见解的回答给我们上了无与伦比的一堂课。

比如,在预测未来科技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塑造乌托邦社会时,他说到科技发展最难的部分,不是创造科技本身,而是创造一个可以承受其重量的社会环境,从而使科技本身有可持续的力量。而关于如何判断一个新科技是打火机一般新奇且危险性极低的发明还是一场灾难时,他说人确实有一种第六感,可以体会出某些科技的发明是否具有毁灭的力量。因此,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否会掉落取决于我们怎样引导这种发明。

他说当 DNA编辑出现的时候,人们幻想可以重新构建和创造生命,而最有趣的是这个发明的创造者在政策制定者和人道主义人士叨扰前就已经自发地在芝加哥开展研讨会、制定这项发明的“指南”,即科技发明背后的伦理问题和限制危害的有效措施。博士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正面榜样,值得处于如今这个混乱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中的我们去学习。

他的讲座像针线,把过去我们对人类、地球、宇宙的理解串联起来。他强调“行星科学“这样一个交叉学科其实早就超出纯粹科学的范畴,它在讲述人类这一物种如何融入宇宙进化的悠长故事。当初我们只知道地球,而如今却在观测千万的星球。这样的进展如果放到生命体身上,是否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能和其他的外星生命交流?当从前只是科幻小说、电影的主题成为现实中的话题,我发现魔幻现实主义真的是脱胎于现实。

他用 PPT演示地球和宇宙千万年来的改变,给我们看大陆的迁移,看地球在偌大星河里只占沧海一粟。这个时候,我环视了一圈教室,拥有不同皮肤颜色、说不同语言的听众瞬间就显现出最本质的共同身份:人类,宇宙公民。在宇宙行星这样伟大的命题前,我们很容易产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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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地球有其灵魂和意志

关于人类和地球的关系,格林斯彭博士提出了一个新奇的比喻:“人类不是地球的癌症,而是驾驶汽车的婴儿”。

中国古人说“天人合一”,欧洲工业时代到来后,现代观念逐渐将人与自然分开。现代观念中,人可以塑造自然,而自然是被客观塑造的物体,所以自然只是没有自主性的景观,用来承载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的历史。而古语“人定胜天”亦是将人置于自然之上,可以任意“处置”自然。而我又想起格林斯彭博士在他书里提到的“盖亚假说”(Gaiahypothesis)。

这个假说由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他认为我们的地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生物体。拉夫洛克指出,地球大气的化学组成尽管不平衡,但却经年累月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这有点像生物的血液,或者说是生命体的内部。至于温度,也是如此。在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地球温度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但是,太阳辐射自生命出现之后,其实已经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周围环境温度变化,自身温度却保持不变的特性,显然是复杂动物所具有的特征。

拉夫洛克认为,温度类似于生命体中的化学成分,它趋向于对生命体来说几近最理想的值,就好像地球系统的目标在于一切以生命为先。这是因为,如果地球大气所含氧气比现在多一倍的话,恐怕就会引起连绵不绝的大火;而如果氧气减少,则会使生物产生新陈代谢问题。因此他的结论是:地球是一种所有生物与矿物在一起的巨大共生体,共生指的就是有利于所有部分的生物联合,这一超级有机体的特性,就是通过负反馈机制,尽可能地保持一个有利于生命活动的状态。也就是说,应该把地球看做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的整体,而这一整体的任务就是保持所有成员的良性发展。

这个结论与自然是“死”的概念大相径庭,地球有其灵魂和意志,因而人和自然本就该合一。这和中国文化里道家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我想起他在视频里说,对于自然和宇宙的形而上猜测很可能是一个轮回,各种文化、历史里的解读可能互通有无。我们的科技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来探索、印证、或者推翻那些神话和假说。

那么我们要如何成为自然中的一份子,不脱离我们与自然相濡以沫的轨道呢?他指出,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角色,在宇宙洪荒里的角色。

人类的盲目在于我们一直是没有意识的地球改造者。没有人提议“我们来改变全球气候,引起全球变暖”,而环境的苦难往往是由人们提出“我们来尝试这个发明吧”开始的。因此人类的自我意识,爱,以及理性是钥匙。他举例,人类刚开始搬入城市,城市是一个无比糟糕的垃圾堆,而人类的智慧造出了排水排污系统。再比如 Pinnacle Point(南非摩塞尔湾以南的一个小海角),一系列的洞穴挖掘证据表明,17万至4万年前石器时代的人类占领了这里,这里有着人类系统开发海洋资源的最早证据。人类从古至今就用自己的努力来延续生命,塑造世界。因而,只有当我们成为有意识的存在,才能决定自己会成为哪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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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林斯彭博士那正向、严肃、克制的乐观主义让我想起我参与的另一个讲座,惠特尼·鲍曼(Whitney Bauman,迈阿密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宗教研究副教授。他教授过宗教和科学、环境伦理学、技术和人类价值观、宗教和同性恋理论等课程)说我们的世界并没有想象中糟糕,你可以在数据、折线图、统计中看见世界积极发展的趋向。

末日宣言忽然变成了可控的荒诞。你会发现人类决定论(Determinism)的当代意义不在于对它的傲慢的批判,而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畏。我在《鼠疫》里看过这种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人道主义。没想到现实生活中,我可以将它运用到看待知识的眼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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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人文,让科学拥有温度

讲座结束,我们踱步至餐厅,一行人坐下后继续谈生活,谈学术。格林斯彭博士坐在我右侧,我向他提起最近的热点新闻:“英国的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射电望远镜接收到了一个信号,而这个信号来自于几十亿光年之外的宇宙,不排除是外星生命的可能。人类在这个时候该作何反应?我读到《三体》中的论调是在弄清对方来意前不要暴露自己的存在,谨防敌人的屠戮。也有论点称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成正比,我们应该对先进文明敞开怀抱。”

我的同学 Riley马上抓住了这个论点的缺陷,“不同文明的进化有其各自轨道,对方的道德的标准可能和我们的大相径庭。” 格林斯彭博士点头,“但个人而言,我偏向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存在。”“因为这样我们就不是孤独的生命了。”我补充。“不错。还有人称只旁听而不出现是一种不道德行为。”说完,他眨着眼睛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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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聊到他个人的学术经历,他说是在大一和物理教授的暑期科研中产生了对行星科学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专业,还选择五年毕业修了哲学的双学位。我诧异,这两个不是完全不同的学科吗? 为什么要同时专精硬核的科学和人文?他说只有凭借文字的力量才可以把科学的精神传到更远的地方。只有质地更为丰满的交流方式,比如说故事,才可以真正深入人心,让科学拥有温度。

我追问,那你认为未来,是否会有很多人选择跨学科的专业,做学科间交流的桥梁?他说,这固然是一种趋势,因为事物间未知的联系是让人兴奋的,意想不到的知识组合可以产生令人惊喜的发现。但反驳的论点是,我们还是需要专精人才来突破某些领域。不过,未来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领域的精细操作会有 AI辅助,人类或许能抽身出来做更多的尝试。他用缜密的逻辑描述未来,却得出了未来难以预测的结论。确实,未来本其未知也让人神往。

回想从读格林斯彭博士的书、和他视频,到聆听讲座、共进晚餐的过程,我深感幸运。行星科学这个我从前鲜少接触的领域,给了我时空概念上的宏大。它不断地提醒我们,世界太大、需要匍匐观察,做一个有自知之明的聆听者。

回宿舍路上,无数的论题和闪光的理念在我脑海里蹦跳,我不用抬头也可以看见满天星光。尝试跨出局限的人类视角固然不易,但想象其他的生命形态又是如此美妙而重要。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在他的思想实验中得出结论:由于我们不具备如蝙蝠一样接收外界信息的感受器,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到另一种生命的体验。我们已经有了70亿的同一种智力,为什么不能去想象其他的智力存在?

这让我对目前在做的项目有了新的理解,我尝试通过思想实验,探索如果我们的手机拥有了智能,它会如何反应和思考。或许我们的视觉、感知和知识本身就是一场幻想,它阻挡了我们踏出“知识”,看见“知识”。我仿佛可以看到未来,我和昆山杜克大学的师生以及校外的人一起,作出不断超越人类视角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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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颢的推特被格林斯彭博士转发

“人文学科要把科学家也拉下水”

除了讲座活动,HRC Petal Lab 的负责人苗建时(James Miller)教授和丹尼尔·林教授(Daniel Lim)还在带领本科生进行实地考察(field trip)和学术研究。

上学期的实地考察中,我们前往上海 M50 艺术社区采访哥伦比亚艺术家菲托·萨格雷拉(FitoSegrera)和纽约设计师、音乐人、教育家本杰明·贝肯(Benjamin Bacon)。菲托·萨格雷拉的创作实践集中探讨诸如虚拟世界的本体、人与机器的融合及混合现实这些对自然和人工的界线提出疑问的话题。

本杰明·贝肯的设计则强调人身体与环境交互的思考,他不觉得机器人会取代人类,但人类会逐渐将自己的机能强化,变得像机器人,或者超人类。他的个人尝试是在手上植入磁铁,让音乐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交互。他在磁铁的帮助下,真的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环境。当使用微波炉时,他可以感觉到微波炉周围是像墙一样的电磁波。他说西方有一个词,Grinder,即通过身体的自我改造而实现超人能力的个体。现在,有人把 NFC晶片植入到自己的手上,作为一些解锁的方式。他希望通过将艺术,设计,科技结合,给世界增添新的血液。

在学术研究方面,丹尼尔·林教授和一位 PetalLab的本科生刘润亚(Agnes)一起撰写了关于杀人机器人制造的伦理基础的论文,并共同参加了位于夏威夷的哲学会议。安德烈·麦当劳教授(Andrew Macdonald)和丹尼尔·林教授还带领研究员潘芊羽(Sherry)和我一起调查中国人对监控系统不敏感的原因:是文化因素还是隐私保护相关知识的欠缺?这个项目预计将历时一年。

初进入时,我只知在 HRC 可以研究深刻有趣的伦理道德问题,后来才渐悟苗建时教授所言:“这个世界的伦理问题光靠人文学科的思索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要把那些科学家‘拉下水’,让他们直面自己的研究背后所蕴含的人类意义。”

苗建时还曾说过,我们身处一个周遭全是故事的世界,我们觉得它是生活养料,却不知道它才是我们的生命根基,塑造了我们的视角和身份。你从不同的故事中长大,就会拥有不同的底色。跳脱出别人给你的故事,去流浪,去寻找你的故事,这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也是昆山杜克大学的使命。

我知道我做对了选择,我的大学给了我选择的自由和动力。电影《时时刻刻》里有句台词,“我记得我有一天醒来,觉得一切都有可能,往后会更幸福。我没想到,原来那一刻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就在那时,就在当下”。未来不可测,先记住现在的“最幸福”。

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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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颢 (Elva)

昆山杜克大学2022届本科生

创造多样,人性多重。身处水乡昆山的上海姑娘,尝试正经地静下来,浸入细节,看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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