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爷”的洞见和思考方式，对学习传媒的编导考生有着巨大价值

2020年6月14日，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

认识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开创者，比较文化研究先驱人物……后代学人授予了马克斯·韦伯数不清的头衔，无形中彰显着他对于各个学科领域持续至今的影响力。时至今日，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式都留有韦伯思想的印迹。

中学生如何认识眼前诡异多变的世界？大学生如何找寻工作的意义？精英们如何应对知识与信仰的分裂？韦伯逝世百年后的今天，当代人的种种困扰仍未逃出韦伯思索的范畴。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价值分裂的年代里我们尤其要纪念和阅读韦伯，纪念他为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最根本的困境。

了解马克斯·韦伯思想的几个关键词

祛魅

“祛魅”一词是韦伯思想中最常被提及的概念之一。韦伯认为，“世界祛除巫魅”是一个社会理性化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曾经崇高的价值逐步隐退。比如，在原始的“图腾时代”，自然往往被赋予了神话的象征，现代人却可以运用高度发达的理性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揭开自然神秘的面纱，将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祛魅”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过程。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使得人们异化了原本追求的目的，而逐渐将工具/手段视作了目的本身。理解祛魅内涵的三个层面：浅层内涵：祛除“巫术”或“魅力”；中层内涵：祛除“克里斯玛”神秘光环；深层内涵：世界观从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

祛魅将人们生活划分出的私人领域，包括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目标问题，因此每个人可选择自己的价值信仰、人生目标，但这也造成诸多选择的困惑。价值多神化又称价值多元化，它使世界上各种价值体系相互冲突，即魅力祛除前的“诸神之争”。“人类所追求的价值与目标，不仅众多，不仅相互冲突而难以共存，并且由于缺乏一个共同的衡量尺度，根本无法在其间比较高下，以便排定先后顺序。”这就是所谓的价值争斗，每个人认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合理的，因找不到共同的衡量尺度，便会排斥他人的价值选择（认识并诠释互联网大型撕X现象）。

这种价值多元化在今天很多方面都有着体现。例如，“文化偶像”在８０年代一直是被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而新世纪文化界的一个戏剧性现象就是文化偶像的多元化、碎片化、世俗化。今天的普通百姓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有共同的精神偶像或权威，大众传播日趋发达，人们接触到的价值观也日渐多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追求，而当文化平民化和大众娱乐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普通人自己也可通过某种方式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偶像，接受崇拜，让自身的价值观影响更多人。典型的例子就是 “超女 ”、“快男 ”、“好声音”、“达人秀”等名目繁多的选秀节目，草根出身的歌手也可一夜成名，一改过去少数偶像和权威的垄断局面。

在世界未被祛魅之前，人们有着共同的价值信仰，这种信仰使社会就像一个大的共同体，人们因某种群体热情和归属感凝聚在一起，为心目中共同的价值追求痴迷。如毛ze东时代，国人将其视为精神偶像，生前还未经历“祛魅”这样一个过程，但他去世后，不少国人却忽然失去了共同的价值信仰，或者说信仰体系瞬间崩塌，茫然无措。

即使在今天，人们面临各式各样的价值选择，却容易活得很累。因为人们日趋理性，没有了原始的神圣情感的躁动，对各类价值观作出理性计算、比较与考量，因此往往难以获得一种真正的稳定的价值依托。这是一种 “精神危机”：人们缺失稳定的价值导向和依托 ，便容易沉醉于对外在物质的狂热追逐（影向编导名校私教班推荐影片《本命年》与刘恒原著《黑的雪》）。人在物欲追逐中会遗忘或迷失人生意义和人格的尊严，最终会失去生活理想目标而沦落于“无意义感”。

影片《本命年》

工具理性的极致发展和价值理性的日渐衰微 ，人们把达到特定世俗目的的手段作为生活的中心，反而逐渐远离精神上的满足和有意义的生活。还是以选秀节目为例，不少年轻人缺乏合理、科学的价值观的引导，盲目跟风各类选秀出身的偶像，希望靠一夜爆红收获源源不断的利益，但或是没经过专业训练，或是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历练，再或是根本没把音乐、演艺事业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成名获利的途径和工具，这又怎能真正的成功，成为所谓的偶像呢？

卡里斯玛

韦伯将“卡里斯玛”（charisma）这个概念引入了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最终使之成为学者和大众媒体的常用词。卡里斯玛型的统治依赖于人们对某些具有超自然、超人力量或品质的个人的追随。卡里斯玛型统治是动态和不稳固的，它也因此往往成为传统型和法理型两类统治类型之间转换的中介。“克里斯玛”也是 “魅力”的意思，祛魅中层内涵就是对 “克里斯玛 ”神秘光环的祛除。韦伯认为，人类历史上统治者执行统治的正当性来自于三种合法性统治形式：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前两者都有神秘主义、神圣权力因素的体现，尤其是魅力型统治，又被称为“克里斯玛统治”，指统治者具有能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的超凡魅力，且这些追随者对具有上述品质的统治者具有忠诚度，这种超凡魅力就是一种“克里斯玛”。但韦伯认为再有魅力的统治者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魅力型统治是最不稳定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其最终结果要么是统治终结，要么就会走向常规化。因此，祛魅就是祛除这些统治者身上的 “克里斯玛”神秘光环，即非理性的魅力，而是让普通民众看见这些统治者真正的品质，用能力和实际成果说话，消除盲目崇拜的弊端。卡里斯玛式的领袖在理性化时代依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格力的“董小姐”，不老“网红”罗永浩等。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

责任伦理

我们如何评价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行为是否正当呢？韦伯把对一个行动的伦理评价准则分为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责任伦理的准则认为，一个行为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完全由于行为带来的后果；信念伦理的准则主张，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内在于”这个行为本身所依照的一些终极的原则，与行为后果无关。以责任伦理为准则行动，要求人们充分考虑行为可能导致的种种后果，对各种后果的应对方案进行提前的精密安排。韦伯认为，尽管信念伦理的追求十分纯粹，但人毕竟生活在尘世之中，根据责任伦理行事往往更为现实。

运用这一评价准则可以分析我国传播媒介责任伦理缺失各类现象（事件）。今天媒介的迅速发展，新媒介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体与人们生活越来越密切，甚至到了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程度。然而，在肆无忌惮的发展过程中，媒介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与矛盾，导致媒介责任伦理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个人:对民众隐私权的侵犯（如，对公众人物隐私的随意曝光、人肉搜索行为等）;社会：传播虚假新闻、低俗信息（如，出于特殊目的而假造浮夸的充满所谓“正能量”的虚假新闻）;国家:干预司法审判与行政行为（典型案例如2010 年的“药家鑫案件”媒体介入影响，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媒体报道等）。

《南方周末》“媒介审判”契合了读者急切想了解真相的心理

官僚制

韦伯对“官僚制”（bureaucracy）的研究直接启发了现代组织理论和组织社会学的发展。官僚制的发展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助推了这一症候的形成。官僚制一词从18世纪开始就已经被使用，而韦伯主要以此特指在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官僚制的组织拥有详尽的法规条文作为组织成员的行动指引，同时职务人员高度专业化，权责极为分明。

官僚制排除了个体意志对公务执行的干扰。这使得官僚制在高效地组织与管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一定的优越性，但它本身也可能孕育出一种非理性的“官僚主义”。

所谓官僚主义是指为了追求单一目标，不顾及具体情况，一刀切地粗暴执行，造成巨大的其他负面效应。比如，疫情期间民航局的“五个一”问题（即中国民航局在疫情特殊时期所要求的“一家航空公司一个国家一条航线一周一班”的削减国际航班政策）；为了追求面子问题，城市管理者令商铺统一广告牌等等。

让人产生“逛街如上坟，购物如奔丧”错觉的统一门头

著作推荐

《科学作为天职》

内容简介：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

为了纪念一百年前的这篇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以“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核心关切，编选了这本与韦伯对话的文集：不仅全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国内学人如渠敬东、应星和田耕等为文诠释韦伯当年的思考，直面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学术体制化与专业化困局，借助经典的力量来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为学术研究寻找信仰和职业的基础。

《经济与社会》[德]马克斯.韦伯 著，阎克文 译

在制度约束和个人利益之间博弈

内容简介:《经济与社会》最具冲击性的力量在于它彻底颠覆了一个流行至今但十分粗糙的历史观，亦即：历史上的所有经济结构，乃是所有既定历史现实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往最简明扼要处说，《经济与社会》洋洋百余万言，首先就是用“决定性因素之一”否定了“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无可争辩地厘清了在社会关系中发育、生成和衍变的社会行动秩序背后，存在着若干相对独立但彼此作用的力量。因为，《经济与社会》作为一个脚手架，在对特定历史现象的说明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跨时代、跨文化的类型建构；在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分析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多元要素的互为因果。从韦伯的政治著述来看，也正是基于对这些力量和要素的准确把握，才使韦伯不幸成了一位现代耶利米，因为他准确预见到了在他生前身后德国将要一再遭受的历史命运，以及日趋理性化的现代世界的不确定性。相形之下，那种理论上超历史的“历史规律”，却是和历史本身格格不入的。

韦伯的著述体系之广博与复杂程度，恐怕很难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再现出来。韦伯曾打算用一篇提纲挈领的文字介绍一下当时尚未成书的《经济与社会》概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由此也不难推知，对这样的巨著进行扼要概括，也许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把握能否避免简单化甚至教条化的危险。

从思想资源的价值上说，我们自身的现代性关切如果还能避免误入绝对主义的死胡同，或者相反，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烂泥潭，韦伯无疑还会为我们长期提供独到的意义。很多学者都认为，他的思想资源中尤为核心的是他的方法论体系。100多年后的今天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如果没有这个既复杂又精致的方法论体系，恐怕很难想象韦伯的整个著述成就还能有如此历久常新的资源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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