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联记忆｜罗扬：周扬与曲艺

2019年7月19日，中国文联迎来了自己的70华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写来贺信，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中国文联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上，中国艺术报推出了厚重的两期特刊，回望历史，展望未来，反响强烈。

而更早前推出的“庆祝中国文联成立70周年”专栏，更是因为呈现了有温度的文联历史而引发极大共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深感，关于文联发展史的记录还有很多空白和模糊之处，这对面向未来的文联来说，实乃一种遗憾。因此，中国艺术报不定期推出“文联记忆”专栏，着力追溯文联初心，发掘文联史料，激活文联记忆，为文联留迹存真。热忱期待广大文联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读者来稿，或写人，或记事，只要与各个时代的文联发展史有关，都在欢迎之列。“文联记忆”，期待着您。

本期“文联记忆”为您推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罗扬为本报精心撰写的特稿《周扬与曲艺》。

1958年8月，周扬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周扬与曲艺

罗 扬

周扬为曲艺月刊《说说唱唱》题词

周扬同志在文艺评论和文艺组织领导工作中一直对曲艺予以关注，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见解，并对曲艺团体的创建和发展给予积极支持和亲切指导。

11月8日，《中国艺术报》推出第二期“文联记忆”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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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开展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周扬就明确表示，要利用旧式文学的体裁，如小调、唱本、说书等，来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学，来迅速地组织和鼓动大众，引导大众到新的文艺生活，使劳苦大众一步一步地接近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同时他与瞿秋白、鲁迅和冯雪峰等一道驳斥了苏汶、胡秋原攻击“左翼文坛”和大众文学以及他们散布的“说书、唱本中产生不出托尔斯泰、弗罗贝尔”等谬论。其后，他还著文热情赞扬了瞿秋白创作的小调和包天笑、赵景深、张天翼、艾芜、沙汀等创作的鼓词、说书等形式的作品。尽管当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和主观思想认识的限制，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没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说书唱本等曲艺创作也仅限于文字方面而未能与曲艺艺人的说唱活动结合起来，因而未能在大众的文艺生活中产生预想的效果，但是，“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提出的文艺为大众、写大众、大众写的口号及向全体盟员发出的“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中去”的号召，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创举；而对说书唱本等创作的提倡，则在引起社会重视人民大众所熟悉和亲近的民族民间文艺形式并在利用、改造的基础上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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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到延安后，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积极参加了边区的文艺运动，对包括戏曲、曲艺等在内的民族民间文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进一步的认识，在陆续发表的讲话和文章中热情赞扬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鼓励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与文艺结合，新文艺与民间文艺结合；要有计划地收集和研究民间艺术；要求各文艺团体与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团体取得密切的联系，互相学习，交换经验。同时，他热情赞扬了赵树理创造性地运用故事、快板等形式创作的反映农村斗争的作品，和边区群众文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民间艺人创作演唱的快板、说书等形式的作品。1949年7月，他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成就和经验，并提出今后工作的意见；在讲到改造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的工作时，他举出陕甘宁的韩起祥、华北的王尊三，称赞他们都是说书的能手；要求各地继续组织与改进说书，同时组织与发动创作，为他们提供可用的作品。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曲艺改革都取得显著成绩，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曲艺工作者积极努力的结果，也与周扬的积极倡导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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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周扬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中国文联的领导工作，对包括曲艺在内的民族民间文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做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论述；他在曲艺界的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更对曲艺工作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周扬一直重视改革和发展曲艺。他在曲艺界、文艺界的会议上曾多次强调指出，曲艺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和需要的艺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曲艺事业大有可为；并指出曲艺有着其他艺术不能代替的优点和长处。他说，曲艺有一部分已经发展为戏曲，但它原来的形式还是保留着，并不因为它发展为戏曲，原来的形式就不要了。正如并不因为有了电影，话剧就可以不要，有了歌剧，唱歌就可以不要一样。各种艺术都有它自己的特点，都有它存在的条件，有它的优点。演戏，要好多人演，总比较麻烦；曲艺只要一两个人就行，灵活简便，能迅速反映新事物。在这方面，曲艺发挥的长处比戏曲更大些。他还多次称赞曲艺是文艺尖兵。他说：“在文艺队伍里，大家叫曲艺是文艺尖兵。什么是尖兵呢？就是因为它站在斗争的前线，短小精悍，能够跑到战场上去，跑到生产现场上去，在火线上也可以说唱，所以说它是尖兵。曲艺是文艺尖兵，这是曲艺的光荣称号，今后应有更大的发展。”

如何改革和发展曲艺？周扬认为，曲艺和戏曲一样，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他在曲艺界的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今天的文艺路线，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总方针。文艺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文艺又是最大的服务行业。要了解对象的需要，要为这个对象所接受、所欢迎。凡是他们所不能接受、不欢迎的，或者不很欢迎的，就要研究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就要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多次讲，曲艺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他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与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戏曲（包括各种地方戏、民间小戏和曲艺）改革工作的重要方针，就是鼓励各种戏曲的自由竞赛，以达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根据曲艺的特点和曲艺改革工作的要求，周扬在主持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还特别指出：“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除大量创作曲艺新词外，对许多为人民所熟悉的历史故事与优美的民间传说的唱本，亦应加以改造采用。”《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于1951年5月5日由周恩来总理签署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件向全国颁布，有力地推动和指导了各地的戏曲、曲艺改革工作。

周扬多次强调发展新曲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58年8月，他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郑重指出：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新曲艺，社会主义的新曲艺。因为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时代。过去的节目很多是好的，但究竟是旧时代的产物，是反映旧时代的人民生活的。我们处在新时代，就应当把反映新时代的任务担当起来。他还针对当时曲艺创作题材较狭窄的情况，鼓励和提醒大家拿出革命热忱来，歌颂这个时代的新人新事，也要有反映历史的，多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不要把题材限制得太窄了。

1957年“反右”以后，有些曲艺工作者对曲艺作品能否批评、讽刺的问题心存疑虑。周扬得知后明确表示：不要以为艺术只能歌颂不能批评。艺术任何时候都是有歌颂，又有批评。曲艺中的相声等就要发挥它的批评作用，不要抹杀相声的这个作用。对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保守主义为什么不能讽刺？不要废除讽刺。我们不怕讽刺。我们需要健康的讽刺，我们需要很有热情的、坦白直率的批评。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又反复地回答了人们提出的关于批评、讽刺的问题。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些矛盾现象、落后现象、可笑现象，需要讽刺。但要注意分寸，不要伤了人民，伤了朋友。毛主席讲过，有两种讽刺：对敌人的和对自己的。对社会主义一定要保护，要坚持。对错误的、消极的现象，要不要批评甚至讽刺？要的。不然，曲艺就失去一半作用。不批判不行，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就是要批判。要多用脑筋，要多给人民鼓气。要喜人民之所喜，忧人民之所忧。相声的特点和长处是逗人发笑。但是我们人民的相声不是为笑而笑，是有褒贬地笑，有爱憎地笑。对敌对的事物，相声应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它的胸膛。对人民的缺点，则应满腔热忱，苦口婆心，与人为善，使人笑过后出一身冷汗，如同服一服猛药一样。他还说，任何文学都是语言艺术。相声尤其要靠语言的魅力。一个好的优美的相声，它的每一句话都要语出惊人、出奇制胜，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奇效果和美感享受，它能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又能移风易俗，端正社会的风气。

关于政治内容和文化娱乐的问题，周扬表示很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我们的文艺既要注意政治内容，又要使观众得到文化娱乐。他说，我们有时候只强调受教育。但还是要取得娱乐的，要有休息，要有快感，要有噱头嘛！没有这些，何必去听书？中国古代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寓教于乐”，乐中有教嘛！当然，庸俗化的娱乐，我们要反对，要抵制。但正当的文化娱乐，正当的休息，不但不能反对，而且应当欢迎。中国人民智慧很多，还是个幽默的民族，会讲笑话的民族。低级的噱头不能要，但健康的噱头却是不可缺少的。在艺术里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幽默，就没有艺术。相声更是离不开噱头。没有噱头，光彩、特色全没有了。

正确地对待新曲艺，对于曲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至关重要。周扬非常赞成陈云同志对待新书的态度。他说，陈云同志早就大声疾呼，要支持新书，大力创作表现现代生活的新曲目；对新书，只要有三分好，他就鼓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曲艺也好，戏曲也好，如果不能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那么它的传统不管多么深厚，终究要走向停滞，甚至走向死亡。搞现代曲目有一定的困难。传统曲目经过几代人千锤百炼，艺术上比较精致。现代曲目有时候粗糙一些，可以让它慢慢磨得精炼一些嘛！所以要大力支持、大力扶植现代曲目。他主张曲艺既要普及，也要提高。他说，衡量事物的发展，一个是看它的量，一个要看它的质。搞新东西的人一定要有一种决心，要创作高质量的作品。文学、音乐、戏曲、曲艺都可以写出水平很高的作品。形式不起决定的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曲艺遗产，是周扬关注的另一个大问题。北京解放不久，他就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文艺工作者与曲艺艺人要共同努力，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高其民主性、革命性和艺术性；对旧曲艺中好的东西，不仅要继承，而且更要积极地去发展它。对各种戏曲、曲艺应当普遍地加以发掘、研究和改造，使之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在50年代后期，有的文化领导部门和曲艺界一些同志曾出现不重视传统曲艺的情况，他及时提醒大家，除了大力创作新作品外，还要不断整理旧曲艺。不要把传统的好东西丢掉。传统节目如《杨家将》《武松》都很好，没有理由抛弃它们，只要把其中的糟粕部分去掉，用新的观点说唱它，就成为新的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引起大家对传统曲艺的重视，并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他又强调指出：曲艺是世世代代人民的创造。传统节目中有人民的智慧，有许多好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随随便便抛弃它。我们要继承它，保护它，加以发展。曲艺的形式要继承，也要改革，一定要创新，既要保持传统特点，又要大胆革新。他还明确提出：对于传统的东西，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要求古人讲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是不能向他们这样要求的。譬如戏曲、曲艺所表现的历史，有许多是加上人民想象幻想的历史。尽管这不完全是历史，不是纯粹的历史，或许是假想的历史，或许是美化了的历史，但难道能够简单地指摘这些传统书目的作者是歪曲历史吗？这些想象往往包含人民的愿望。包公、穆桂英、樊梨花，这些人物长期在群众中传颂，为他们喜爱和敬仰。你能因为这些人物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就把这些人物从舞台上抹掉吗？所以，对这些曲目怎么整理加工确实要很慎重。不是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要求古人，而是从现代最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说明古人的言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曲艺遗产有千余年的历史，长期积累，不是哪一个人**经营的，是无数说书艺人集体创造的。这些遗产里有不少糟粕，但也有精华。这些精华无论如何要爱护。舞台艺术的语言，除戏剧外，曲艺是个重要的方面，有很多精华，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少有的。我们要很好地加以保护。当然其中也有不好的。精美的语言是珠宝，但这些珠宝又是同那些不好的语言混在一起的。怎么把它们清理一下，把不好的语言剔除、去掉，保住它的精华，把精华突出？希望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清理。

曲艺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周扬认为，要搞新曲艺，必须革新表演艺术。继承传统、学习传统，要与大胆创造、大胆革新相结合。改进曲艺的说唱和伴奏，需要音乐工作者的合作。不能把什么传统都保存，要打破一些不好的或不适合现在的东西。不有所突破就不能前进。现在有些曲种，如四川清音、河南坠子，女演唱者创造一种比较自然优美的姿势，这就很好。京韵大鼓、京戏，都有那么个格式，怎么都不容易打破，倒是地方上的有些戏曲、曲艺形式，比较自由，容易突破。是不是我们北京的一些曲艺形式也稍微自由些，解放一些思想束缚。有些曲种的音乐是否可以丰富些。有些大鼓，特别是北方的大鼓，女同志演唱的时候声音很优美，但是表演的时候是男人的动作，是不是可以找一种在舞台上更适合女同志表演的优美的动作？曲艺是语言艺术，所以要提高说唱的水平，要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很清，非常有感情，人家一听你这个声音就被你迷住了。在语言艺术方面没有这个本领，就不要想做一个出色的曲艺演员。要会说，会唱，会叙事。说唱的艺术性是很重要的。说唱的艺术要有自己的风格。形成流派，得有拿手的戏嘛！代表流派的作品是很多人听过、看过，而且经常想听、想看的多年积累的优秀节目。这是宝贵的财富。

周扬多次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曲艺要争取各种听众，要找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干部，以他们的爱好为爱好，根据他们的意见来改变风格，同时也要使他们能够接受原来好的风格，提高他们对自己民族的东西的爱好。要在基本听众中摸索提高的道路。

周扬对广大曲艺队伍抱有很高的热情。他在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指出，曲艺艺人是一支很大的队伍，在曲艺改革上尽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在新社会所受到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他们在和工农兵观众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深刻的感动和启示，以及他们在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所受到的思想锻炼和教育，使他们大大地提高了爱国的政治热情和创造的积极性。他热情赞扬了在抗美援朝前线光荣牺牲的常宝堃等革命烈士和韩起祥、叶英美等大家公认的模范人物。他多次告诫有关文化领导部门要重视这支队伍，不要采取轻视、排斥的态度。同时，他非常关心曲艺工作者的学习、提高问题，希望曲艺工作者在政治、思想、文化、艺术上努力提高自己。要多读书，多看文学作品，能够掌握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性格，充分地掌握，充分地体会，艺术家在这方面的知识要求更丰富。可以演《武松打虎》，也可以演《铁道游击队》，甚至可以考虑演外国的，为什么不可以？中国的艺术家、曲艺家能够掌握更多的人物性格，古代的世界，现代的世界，都懂得，这样他的修养就比较高了。还要下乡、下厂锻炼自己。新文艺工作者应当参加到曲艺队伍中来，首先要向曲艺界学习，然后帮助他们，彼此很好合作。他听说有些人轻视曲艺作者、演员，不无感慨地说，写曲艺本子的都是作家，完全有资格加入作家协会；演唱曲艺的人同样有资格加入音乐家协会。又参加曲艺家协会，又参加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曲艺作者为什么就不是文学家呢？他鼓励大家多培养曲艺人才，并说曲艺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难的。北方的大鼓、南方的评弹，可以分别开办学校或训练班，培养曲艺事业接班人。他还在1979年11月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鼓励曲艺界进行体制改革。他说，文艺团体要按艺术规律办事，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周扬在讲话和文章中多次提出，党和政府文化领导部门应当加强对曲艺工作的领导。他说，曲艺工作是文化工作的一部分，曲艺工作者是文教宣传战线上的一支军队，要把这支军队组织好、练好，同搞戏曲的、写小说的、写诗的、画画的一起，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总之，周扬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关于曲艺工作的一些重要论述，涉及曲艺诸多方面。这些论述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曲艺界实际密切结合起来，符合广大曲艺工作者的要求，因而受到大家的欢迎和拥护，对我国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并在文艺界和关心曲艺的各界人士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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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周扬对我国曲艺团体的创建和发展所给予的支持和指导的情况，也令人感到非常亲切，难以忘记。

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场

我国第一个全国性曲艺团体——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就是在周扬的支持和指导下于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成立的。他不但主张把曲艺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部门，在思想上、业务上给予指导，而且担任了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和筹备委员会委员。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是否正式成立全国性曲艺团体的问题时，曾一度发生意见分歧，一种意见是，曲艺是一个重要部门，有很大的队伍，应当成立全国性的曲艺团体，如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或曲艺创作研究团体，以团结和推动曲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和发展曲艺；另一种意见是，把曲艺合并在戏剧团体里就可以了，不必单独成立全国性的曲艺团体。时任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的王尊三、赵树理同志力主成立全国性曲艺团体，除在会议上申述自己的意见外，还致信周扬并请他转交刘少奇同志，说明成立全国性曲艺团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某些同志不重视曲艺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没过几天，周扬就约王尊三面谈，说经过研究，决定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成立全国性的曲艺团体，先成立中国曲艺研究会，以后再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并对中国曲艺研究会的性质、任务等提出指导性意见。随后，我们起草了中国曲艺研究会章程草案，一种是详细的，类似当时各文艺工作者协会的章程草案，一种是简章，都送给胡乔木、周扬和林默涵同志，请他们审定。令人难忘的是，他们都很认真地审阅了这两种章程草案，胡乔木、林默涵倾向于采用前者，并将各自修改过的章程草案退回；周扬倾向于采用简章，也很快将改过的草案退回，并说已经与乔木、默涵研究，同意采用简章。中国曲艺研究会理事会理事和正、副主席建议人选，也是由周扬主持开会研究确定的，其中有两位理事建议人选还是根据他的建议增加的。9月30日，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中国文联会议室举行。他应邀到会，表示热烈祝贺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赞扬了曲艺界四年来做出的成绩，特别是在赴朝慰问和配合各项政治任务的宣传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加强团结，有计划地搜集、整理曲艺遗产，组织新曲艺创作，研究全国曲艺创作、整理工作的经验和问题，并有计划地推广优秀曲艺作品，以改革和发展中国曲艺。中国曲艺研究会成立后，就按照上述要求积极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1958年8月召开的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以中国曲艺研究会为基础建立的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同样得到周扬的支持和指导。此前他召开会议，听取了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与协会理事会和主席团成员建议人选（草案）等情况的汇报。会上通过了工作报告和章程草案以及关于章程草案的说明等文件和会议日程安排（草案）。关于协会主席建议人选，周扬、阳翰笙、刘芝明等同志都赞成赵树理作为协会主席建议人选，赵树理却一再推让，建议由王尊三（时任中国曲艺研究会主席）作为协会主席建议人选，周扬认真考虑了赵树理的意见后表示：王尊三是一位很好的老同志，作为协会主席建议人选本来是适当的，但他身体不好，现在已经退休，不好再担任协会主席了，今后要尊重这位老同志，工作上多征求他的意见，生活上多关心、照顾，最后还是说服了赵树理，由他作为协会主席建议人选，今后不会影响他下乡、写作。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周扬到会祝贺，并向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阐明了他对曲艺的看法和要求，希望大家努力发展新曲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此后协会举办的一些重要活动，如曲艺创作、演唱活动和理论研究活动等，他都应邀出席并讲话。

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恢复工作，继续关心曲艺界的事情和协会工作。曲艺界许多重要活动，如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会议和创作座谈会、相声座谈会以及曲艺界的春节联欢会等，他都应邀出席并讲话，对曲艺界寄予厚望。1984年年初，他在健康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还出席了中国曲协在北京举行的理事会扩大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号召曲艺界认真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努力开创曲艺工作的新局面。他在多次讲话中，对如何改进和加强协会工作，也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希望协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使之真正成为广大曲艺工作者（包括创作、表演、评论、研究、编辑、教学和组织）自愿结合、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和艺术实践，促进艺术创作、理论批评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专业团体。周扬对协会工作的关心、支持和指导，极大地提高了协会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对于不断改进和加强协会工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周扬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作为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作为革命文艺运动和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之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理论建设等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其中就包括他在发展社会主义曲艺方面作出的贡献。研究周扬的文艺思想同样不应忽略他在曲艺方面的论述。曲艺界重温这些论述仍会获得有益的启示，增强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作者系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协名誉主席）

文联记忆｜罗扬：回忆阳翰笙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