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 ：规模楷书 道正行远

规模楷书 道正行远

□钱玉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神话。可以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化大、发展快，真可谓一日千里，瞬息万变，但随之而来人们普遍感到紧张、急切、焦灼，节奏快、压力大、竞争激烈，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形对书法界艺术生态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行草书作为最能抒情寄兴、状物言志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为众多书法人所追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近年来的国展大赛中行草书的占比往往要在50%以上，这个比例或许已达到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峰了。人们对行草书偏爱、喜好的程度无以复加，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人为了追求速效，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在没有任何基础和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直奔行草，这是极其不妥的。这样做无疑是缘木求鱼、抱薪救火，到头来只能是磨砖成镜、徒劳无功。

唐张敬玄《书则》有论：“初学书，先学真书，此不失节也。”宋人蔡襄《论书》也云：“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苏轼说得更加清楚：“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孙过庭说：“图真不悟，习草将迷。”这些论述都阐明了学习行草书应先从学习楷书开始的道理。

钱玉清书刘义庆《世说新语》一则

茫茫天地，此消彼长，此起彼落，日月往来，阴阳递嬗，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所谓规律，又叫法则，它是事物、现象和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创造、改变和消灭规律，只能认识它。不管人们承认还是不承认，规律总是以铁的必然性起着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规律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平时的社会活动、生活起居、工作学习都要研究规律、揭示规律、遵循规律。按照规律办事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会事倍功半，甚或事与愿违。学习书法莫不如此，虽然没有固定的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的程式照搬照套，但也有其相对客观的、本质的，具有共性的规律性。

历代行草书大家都有扎实的楷书功底，有的甚至不亚于其行草书，因为历史习惯于在一个书家身上聚焦一个高频点而被行草盛名所掩盖。

“二王”、张旭、黄庭坚、赵孟頫、鲜于枢、王铎、祝允明，包括近现代林散之、于右任等等概莫如此。他们既是以绵邈堂皇的行草书名世，又有精微澄明的楷书展现。由此可鉴，从楷书入手才是学习行草书的通衢大道。写好了楷书不一定能写得好行草书，但不写好楷书就一定写不好行草书，这庶几就是规律。千万不要怀疑规律，漠视规律的存在，否则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退一步讲，即便在行草书上已峥嵘初露，平时常兼涉楷书，并与之并辔而行也更有益于行草书渐臻佳妙。孙过庭说：“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但有些人对此就不以为然，认为投入那么多时间、精力在楷书上不值得，甚至还说楷书就是行草书的羁绊，写多了反而会影响行草书的发展。凡此种种，都是无稽之谈、谬悠之说。史载唐代狂草书家张旭的楷书即比其草书名世更早，且有时评：“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此论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也足以证明他的楷书成就在当时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钱玉清书刘禹锡《秋风引》

学书法有时也不能太聪明，一开始就想抄近路，结果只能无路可走。有些书友痴迷草书数十年，焚膏继晷，矢志不渝，“坐则书空，卧则画被”，不可谓不用功、不勤奋，但就是无实质性地提高。在与书法同道交流中我发现，有些作者往往没写过楷书，或者写得还没过关，这也许就是行草写不好的症结所在，不是根本原因也应该是主要原因。黄庭坚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草书不难工矣。”不妨回过头来，放下身段，补上楷书这一课，磨刀不误砍柴功。《菜根谭》曰：“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草圣”林散之走的也是由唐入魏的道路，主张“先写楷书，次写行书，最后才能写草书”，他60岁以后才开始写草书，一举成名，饮誉世界。

每个人对书法传统形态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但对书法本源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学习楷书可以使初学者了解、掌握最基本的笔墨语言构成，正确认识和熟练运用正侧、藏露、衄挫、轻重、疾涩、曲直、转折等笔法和运锋要则，培养规行矩步、严谨审慎的逻辑思维和起止有度、法正完满的点画功夫，锻炼良好的控笔能力。所以，楷书不仅能使我们掌握基本的字形结构，而且能让我们储蓄丰富的用笔体验，是初学者理想的入门书体，也是向行草书进发的滥觞。

当然，历史上楷书典籍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从何入手，应该有一个明晰的思路、科学的规划。从前人成功的案例以及发展的眼光来看，还是应该选择从唐楷入手为善。正如梁《学书论》中所谓：“学书须临唐碑，到极劲健时，然后归到晋人，则神韵中自俱骨气，否则一派圆软，便写成软弱字矣。”然唐楷中尤以褚体为首选，清代秦文锦有云：“褚登善书，貌如罗绮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褚遂良是隋末初唐人，又出任过起居郎等要职，期间唐太宗大量搜集的王羲之法帖都要由褚遂良鉴别真伪，同时他参与整理了内府所藏钟繇、王羲之真迹。可以说褚遂良是见到王羲之真迹最多的初唐楷书大家，他深谙王氏笔法、体势，直接承继晋人风度，形成了自己瘦硬清腴、遒丽绰约的书风取向。颜真卿、柳公权等唐代楷书大家都在褚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所需的“动能”“养料”，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颜真卿则直接取法褚遂良，进而唯其马首是瞻，守正达变，卒然成就了自己方严正大、整饬凛然的艺术特质，实现了自己楷书追求的个性化风格，遂成一代典范。同时，褚体属大楷范畴，卫夫人说：“初学先大书，不得从小。”明丰坊《童学书程》又说：“学书之序，必先楷法，楷法必先大字。”尤其拟向帖学特别是“二王”一路行草发展的（事实上综观历代行草名手几乎没有人能绕过“二王”的），褚体更是不二选择。因为“二王”几乎没有大楷作品存世，借助褚体揭橥“二王”笔法奥窔和晋韵真脉洵为明智之策。王虚舟《论书剩语》谓：“魏晋人书，一正一偏，纵横变化，了乏蹊径，唐人敛入规矩，始有门法可寻，魏晋风流，一变尽矣，然学魏晋必须从唐入乃有门户。”是谓至理。先写《雁塔圣教序》，端庄清丽，蕴藉简静，容易上手，再写《大字阴符经》，锋棱劲峭，朗润畅然，浓郁的行书笔韵为以后向行草书过渡、发轫奠定基础、创造条件。换言之，如果以后无意于往行草发展，只想把精力集中在楷书上，褚体也是很好的发力点。故而，褚体退可作为立根楷书的依怙，进可作为游弋行草的发端，是可塑性强、包容性大的楷书书体。

需要解释的是，古人所述的真书、楷书、正书都是比较模糊和宽泛的，这是每一个历史时段不同的称谓，我们通常所说的楷书其实已经包括了真书、正书，从汉末隶书演变而来，将“形体方正，笔画平直”者统称为楷书。所以，从广义上讲，楷书还包括篆隶、魏碑等；从狭义上讲，楷书特指唐楷。但无论怎样，学书之初从比较规正、端庄的楷书入手都应该是正道。当然，学习书法的道路有千万条，没有一个绝对化的统一的标准，但寻找一些被历史认可并被广泛传用的相对成熟的规律性的方法还是有必要的。（来源：《中国书画报》书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