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 齐白石印风的“农民意识”[4]

齐白石印风的“农民意识”

□薛元明

一、印以载道

齐白石的印章既承载了个人的文化理想，也记录了最初所走过的不同寻常的学印之路。

一是逆境。

因为家境贫困、身处乡村而缺少氛围等多种原因，齐白石幼年罕有机会接触到篆刻。直到32岁时所经历的一件事才让他拿起了刻刀，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件事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愤怒出诗人，愤怒之下也出印人。齐白石被人请去画像，苦于无印，就向来到家乡的长沙名家求印，结果遭到冷遇。此人退还石章时倨傲地说：“磨磨平，再拿来刻！”如此三番五次。齐白石憋了一肚子气，索性要回了石章，凭借自己木匠雕花手艺，结合从朋友那里所掌握的一些刻印的基本技法，当夜就拿修脚刀学起刻印来。

齐白石的篆刻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平坦，伴随着很多的不如意。然而他以农民式的朴实来对待，逐一化解。

茶陵谭氏赐书楼世藏鼎籍金石文字印（附边款）

齐白石曾经给谭延闿刻了十几方印章，结果都被磨去。这对于印人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尽管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伤害”，但齐白石后来还是答应给谭延闿重新刻印，并在“茶陵谭氏赐书楼世藏鼎籍金石文字印”边款中记下这段经历：“庚子（1900年）前，黎铁安代谭无畏兄弟索篆刻于余十有余印。丁拔贡者以为刀法太孄，谭子遂磨去之。是时，余正摹龙泓、秋庵，与丁同宗匠，未知孰是非也。黎鲸公亦师丁黄，刀法秀雅，余始师之，终未能到。然鲸公未尝见诽薄，盖知余之纯任自然，不敢妄作高古。今人知鲸公者亦稀，正以不假汉人窠臼耳。庚戌（1910年）冬，余应汪无咎来长沙，谭子皆能刻印，无想入赵叔之室矣。复喜余篆刻，为刊此石以酬知己。王湘绮近用印亦余旧刊。余旧句云：‘姓名人识鬓成丝’，今日更伤老眼昏眊，不复能工刻已。弟璜并记。”齐白石对于这段经历并不讳言，反而从中获得一种激励，正所谓“君子有容人之量”。这种心态正是中国农民式的淳朴宽厚，不记仇。

即使到了晚年，齐白石名满天下之际，仍然要面对一些尖刻的批评。在不被理解与认可的情境下，自诩为“野狐禅”，我行我素，“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齐白石正是凭借着内心的这份热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换一种说法就是文人的自信，持之以恒，终成正果。

二是顺境。

茶陵谭氏赐书楼世藏鼎籍金石文字印（附边款）

命运对一个人往往是很公平的，一方面会面对很多阻力，另一方面也会有很多助力。齐白石走上篆刻之路得到了黎氏中人的襄助。黎家乃当地望族，其中黎培銮（松庵）、黎锦紫（鲸庵）、黎锦绩（鲽庵，亦作铁庵）皆与齐白石相互酬唱切磋，情在师友之间。因为三人字号中皆有一个“庵”字，很多资料——尤其是网络——错将三人当作平辈，以至于相互混淆、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有必要稍加澄清。

黎松庵是齐白石最早的印友，齐白石经常到黎家找他切磋。齐白石平生第一方闲章“金石癖”即刻于黎家。从黎氏的“黎氏松庵”“宝均斋长物”“培銮长寿”三枚印章来看，齐白石篆刻中的结字和用刀终生都受到黎氏极大的影响，只不过更夸张一些，技法、风格进一步系统化。

黎松庵不仅指导和鼓励齐白石，还找来“西泠八家”中丁敬、黄易的印拓相赠。齐白石回忆这段往事时曾作诗云：“谁云春梦了无痕，印见丁黄始入门。”齐白石学着“浙派”的刀法，渐次入门。

当齐白石向黎鲸庵提出学习篆刻时，黎鲸庵曾打趣地指着手中的烟壶说：“芝木匠，你如果能喝这烟水，我就指点你刻印。”原本只是想使齐白石知难而退，但孰料求艺心切的“芝木匠”竟夺过烟壶一饮而尽，求艺决心坚如磐石，挚爱篆刻，无怨无悔。黎鲸庵从此便常加指点。

齐白石向黎铁庵求教“总刻不好，怎么办？”黎铁庵便说：“南泉冲有的是‘楚石’，你挑一担回家去，随刻随磨，都成了石浆，那就好了。”

鲸庵和铁庵的戏言被齐白石当成至理，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淳朴和天真一面，对于篆刻非常狂热，而心思目的单纯，就是“想刻好”。白天外出做工，晚上“刊后复磨，磨后又刊……欲就干，移于东复移于西，移于八方，通室必成池底”，“石潭旧事等心赅，磨石成浆水亦灾”。磨出的石浆使室内闹出了“水灾”，可见齐白石当时刻印之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白石印草叙》中回顾和总结了齐白石学印的整个过程：“余之刻印，始于二十岁以前，最初自刻名字印，友人黎松庵借以丁、黄印谱原拓本，得其门径。后数年得《二金蝶堂印谱》，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一变；再后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天然，又一大变。”四变轨迹，言之甚明。后人探寻白石印风发展变化轨迹，常以此为依据。（4）（来源：《中国书画报》书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