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中国画“复古”也是一条路

中国画“复古”也是一条路

□陈传席

绘画的问题，该讲的我都已讲过。复古的问题，我在20年前写《中国山水画史》时也已讲过，写《明末怪杰》时又讲过，古到极点也就新到极点。明末陈洪绶的画复古复到唐，复到六朝，在当时也就崭新一时。后来的“海派”中有两股势力，其一便是陈洪绶派，任熊、任薰、任伯年都是他的传派，一直到谢稚柳，现在画家学陈洪绶的更多。西方很多前卫派其实就学的是原始艺术，最古的变成最新的。犹如现代化的家室中放一个古器，即使是一个破罐、一个烂铜鼎，都会特别引人注目，价值也超过新的家具。中国古代诗文和绘画，凡高举复古大旗的，无不取得突出的成就。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是倡导古文运动的两大领袖。

唐代 周昉《调琴啜茗图》

欧洲的“文艺复兴”实际上也是“复古”运动。他们打着的旗号就是“回到希腊去”，要“复兴”古典文化。现代文艺上的各种派别都有人反对，但稍有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后人永远无法超越。可见，“复古”具有何等的效力。

中国美术史上，宋画是最了不起的。宋元绘画成为古代绘画两大无法逾超的高峰，这两个时代都是高举“复古”大旗的。我在《中国山水画史》一书中总结北宋的绘画是“保守和复古”，贝松后期绘画的复古使其绘画达到空前卓越的水平。以山水画为例：古代的山水画都是勾线后加青绿颜色，唐后期兴起的水墨山水画后来居上，到了五代宋初期，几乎无人画青绿山水。北宋后期复古，古是什么呢？荆浩《笔法记》中说：“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吾唐代。”古代的山水画之“随类赋彩”，即青绿山水。

元代-赵孟頫《红衣罗汉图》

元初，赵孟頫极力排斥“近世”（南宋），同时极力提倡“复古”，他把“古意”列为绘画审美的第一标准。赵的复古，使赵成为元代最杰出的画家，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师法“董、巨派”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王蒙、倪云林，以及师法“李、郭派”的“四大家”——曹知白、朱德润、唐棣、姚彦卿等，都成为画史上杰出的人物。

文学和艺术，凡是打出“复古”旗号的，都取得十分杰出的成就，而且都比打出“创新”旗号成就高得多。这在历史上都得到公认。可见“复古”也是一条路，关键是怎么复法。

明代-董其昌《仿古山水图》

自“五四”以来，绘画界一直是反对复古，甚至反传统的，“创新”的口号喊了近百年。近30年来，几乎天天高呼“创新”，人人在“创新”上想点子，但又创出什么名堂呢？又有多少“新”呢？有人提出借鉴西法，有人提出“形式美”，当然，这也是一条路，于是也出了不少“花样”。也可以算作“创新”，但很多人对这些“新”不太满意。我的研究结论是：很多“形式美”不过是一些“花样”，而必须以“内在美”、“本质美”加以冲击，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新”。清僧石涛在其《渴笔人物山水图》上题字云：“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然此花样从摩诘打到至今，字经三写，乌焉成马，冤哉。”石涛是革新派大家，但他也反对“花样”，力主“高古”。现在很多画家的“创新”实际上是“举笔只求花样”，看似有自己的风格，实际上很浅薄。当然也有少数画家真有自己的新意也确实很好，但要想在格调和内涵上达到复古派大家的水平，还是很困难的。

明代-陈洪绶《晞发图》

清代-恽寿平《花卉图》册页之一

“创新”的大旗高扬了近百年了，“复古”的道路无人问津。我建议部分没有“花样”的画家重扯“复古”大旗，走一走“复古”的道路。当然这是一条艰难之路，没有真才实学和雄厚的功力，很难走通这条路，惟其“难能”，才有“可贵”。若“只求花样”，笔墨功力全无，便很难深刻，也很难取得较大成就。（摘自：陈传席著 《北窗臆语》 中国青年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