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藏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蔡京《节夫帖》

蔡京《节夫帖》

□李佳

宋代书法的高峰是以“宋四家”为代表的，苏、黄、米、蔡可谓各领风骚，由他们所倡导的“尚意”书风更是对其后近千年的书坛形成了难以估量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对于“宋四家”的人物归属，时至今日仍是一桩公案，其焦点在于蔡襄与蔡京之争。或谓“宋四家”中原本为蔡京，因其人品低劣，遭人恶之，遂易为蔡襄，且蔡襄年辈较高，自然不应列于末位。此论在明清时影响极大，今人启功亦如是说。反驳者则列举蔡襄于北宋中叶时的书坛重要地位及杰出成就，认为其水准和对后世的影响力胜于蔡京。其实，造成这种争议的唯一原因在于提出“宋四家”称谓的始作俑者语焉不详，没有进一步说明。面对年代相近的两位蔡姓书家，后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和审美标准，各种揣测与争议便应运而生了。

蔡京在徽宗朝书名极盛，《宣和书谱》中甚至称其书比蔡襄书法“飘逸过之”。在蔡京的政治全盛期，“蔡体”曾风靡一时，连尚书省书吏所写的“敕”字也效仿其体，这样的影响力恐怕连精擅书画的赵佶和落拓癫狂的米南宫也难以望其项背了。蔡氏书风能达到天下翕然学之的境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蔡京乐于此道，早年曾与苏轼相约习书，后又转益多师，用力于“二王”及沈传师，其书得徽宗激赏，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其次，他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所谓上行下效；再次，他婉丽秀逸的书风属于雅俗共赏的类型，较为符合世人的审美标准，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实用性。

蔡京《节夫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后世在提及蔡京书艺时，或因其人品低劣而少有精论，但根据蔡氏父子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其学书经历。蔡京自称为蔡襄族弟，对蔡襄书甚为推崇，自谓早年曾学其书。蔡京之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亦云：“鲁公（蔡京）始同叔父文正公（蔡卞）授笔法于伯父君谟。既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未几弃去，学沈传师，……及元祐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又道蔡京为翰林时，赠人之书扇被尚未登帝位的赵佶以二万钱买去，多年后仍藏于御府云云。这段文字详尽地记述了蔡京的学书历程及自成一家后受到徽宗推重的情景，言语间虽有炫耀之嫌，但应不属妄谈。由此可知，蔡京学书先后辗转多家，终皈依“二王”正脉，且尤重逸少书。今观其书，诚如所言。

由宋迄今，千余年矣。与蔡京同时代的苏、黄纵遭党禁之祸，仍有数十件墨宝被后代视若拱璧，传至今日。而当年红极一时的蔡京，其境遇却在身后每况愈下，书名一落千丈，除少数附着于他人作品上的题跋外，墨迹仅有两通信札传世，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节夫帖》纵32.3厘米、横42.3厘米，纸本，无纪年。此作在面貌上极似米芾，结体纵长，以增加撇捺的长度来调节造型的伸缩变化，字势左低右高。用墨温润饱满，几无飞白。用笔提按明快，尤其注重一画间的强弱对比，在气息上显得细腻婉转、俊雅多姿。铺锋处含蓄古厚，颇有米芾“刷字”之态。蔡京长米芾四岁，二人有交游，或许由于身份地位的悬殊，米芾对蔡书曾大为称颂。蔡氏虽极自负，但米书之高妙他不会不知，受其影响亦属常理，只是在口头上未必承认罢了，这也是在他父子的记述中未提米氏之故。苏轼评米字：“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可惜在蔡书中却难寻这种气魄与艺术感染力，他作品中更多流露出的是理性的气质，其小心翼翼的行笔似乎在刻意营造平和宁谧的气氛，沉着有余而痛快不足。即便是出现在信札末尾最常见的“再拜”二字，仍是那么拘泥凝重，笔势虽放，却丝毫不见轻松挥洒，因笔速的缓慢，力道也稍显不足。尽管这种写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点画的质量，不易出现败笔，可他所欠缺的正是直抒胸臆的超脱和率意恣肆的神来之笔。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跻身一流大家的行列。蔡京为官三起三落，若非苦心经营，岂能立于宦海数十载？只是这种刻意与机心体现于书作之中，往往会起到一些反作用。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元丰年间历官中书舍人，权知开封府，助章惇行新法。徽宗朝崇宁元年（1102年）拜相，后封鲁国公，独揽大权，为“六贼”之首。靖康元年（1126年），贬儋州，道死潭州。（来源：《中国书画报》书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