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讲座 | 篆刻用字摭谈（十八）

第四，大篆与小篆混用的问题。马衡先生说：“古印之沿革变迁既已明了，方可进而言刻印。”沙孟海先生说：“前代玺印各有体制，取法乎上，不容牵绲，辨体之事也。”商、西周的甲金文字中象形字的比重较大，由象形字组成的指事字、会意字更多，象形意趣浓烈；春秋战国的文字大多仍有象形意味；秦统一后的小篆方正整饬，笔画由圆弧趋于方折，且简省笔画，象形意味难以寻觅。古玺与秦印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在于用字不同。战国时期，六国用古文（亦即大篆），秦国用小篆，形体不同。六国用大篆入印称古玺（如图一“计官之 ”印、图二“郾白犬”印），秦国用小篆入印称秦印（如图三“弄狗厨印”印、图四“王姑沙”印）。名称不同，用篆不同，布白及装饰手法（界格等）不同，意趣当然也不同。从这一概念和视觉效果出发，大篆与小篆当然不能混用。古文字学家对战国文字分域已多成共识，即秦、楚、齐、燕、三晋五系。这五系文字各有特点，多可分辨。所以，《古文字类编》《战国文字编》皆用五系分域的方法来介绍战国文字。拙编《古玺印图典》也是用五系分域的方法编排。古玺与秦印文字体系不同，界格形制也不同。即使楚、齐、燕、三晋四系的古玺，其文字风格及界格形制也不同。这些古玺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们应该敬畏的经典。

吴昌硕以石鼓文入印，且大小篆混用。春秋中晚期的石鼓文是大篆向小篆过渡的书体。与石鼓文同时期的秦公大墓石磬文字（图五），其中小篆的形体已占46.5％。战国时期，秦文字书作所见不多。徐无闻先生认为那时已使用小篆，秦始皇统一文字就是为了废黜六国古文，通行小篆而已。石鼓文和秦公大墓石磬文字就是秦系大篆和小篆的混用书作。从吴昌硕的印作看，小篆用得多，大篆用得少，而且多方正规整，象形意味的六国古文根本未见，实质就是不加界格的秦印，风格颇为协调。1918年，徐星洲（字星周）辑生平得意之作160钮为《耦花盦印存》四册，缶翁亲为撰序。文云：“……夫刻印本不难，而难于字体之纯一、配置之疏密、朱白之分布、方圆之互异。更有甚者，信手捉刀，鲁鱼亥豕，散见零星，辄谓缪篆。如斯若可，无庸研究。而陋塞之士遂据以为根柢，则此贻祸于印学者，实非浅鲜。星周通六书之旨，是以印学具有渊源。余虽与之谈艺，盖欣吾道之不孤也。”读此可得几点启示：一，刻印并不难，而取资书体不同的字并使它们统一风格、和谐协调，是比较困难的；二，文字配置之疏密、朱白之分布、方圆之互异也是影响作品成败的重要因素；三，研究文字学须通“六书”之旨，不可信手捉刀，胡乱用字，否则会出现“鲁鱼亥豕”的错误而贻笑大方。所以，通“六书”之旨，文字学功底深厚，选字配字并使之协调自然不会费力，也会使印学传承渊源有自。

第五，书者、印人要做学者型的书法篆刻家。有学者说，理论家是专门搞理论研究的，书法篆刻家是专门搞创作实践的，不可同日而语。非也！历来有成就的书法篆刻大家，如吴昌硕、于右任、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等，哪一位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文化名人？须知，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因而要两条腿走路，识篆与书篆并行。只有熟谙“六书”，通汉字书体之演变，才能书体协调，用字有理有据；对初文（本字）、古今字、正字、俗字、异体字、形近字、通假字、偏旁通用等文字学知识都能分辨清楚、正确使用，这才是继承传统的正道。沙先生所说的“造意遣词，必于大雅，深根宁极，造次中度，本学之事也”，就是要增强书者、印人的文化涵养。如果不读书不看报，不研究点理论、写点文章，终究就是个写字匠、刻字匠而已。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有无古文字修养决定着他篆刻水平的高低。所谓“古文字修养”大致包括：一，熟悉各种古文字字体，如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古文、陶文、小篆等，能够使用各种古文字的工具书；二，善于书写各种（擅长某一种也好）古文字字体；三，具备古文字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如文字演变规律、古文字结构方式、古文字的特殊符号等。如能经常关心和了解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新进展当然更好。有了古文字修养就有了鉴别、选字的能力，不刻错字，更不会跟风逐流，将错就错，以讹传讹。对玺印的发展源流、风格流派有相当研究，则可以不落窠臼，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精通“六书”，掌握文字学的原理与内在规律，以及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正确地使用各体文字的工具书，用字精确，皆有出处，这就是书法篆刻创作正确用字的学问。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