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赏鉴 | 董其昌《周子通书》轴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著有《画禅室随笔》等。

董其昌是晚明诗文书画鉴藏大家，对后世书画艺术及鉴藏影响巨大。其传世书作以卷册居多。本期鉴赏的这件作品是其大字立轴，这在董氏的楷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该作品凡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8个字。此作为纸本，纵189.4厘米，横154.5厘米，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董氏此作书写的是北宋大儒周敦颐所著《通书》中的内容：“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要。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动直则公。明则通，公则溥。庶矣乎！”董书之内容与周敦颐之原文有出入。

董其昌最擅长的是行草书。在明代，董其昌是帖学之集大成者。秀逸脱俗、潇洒流美的“二王”行草书风经过董其昌的实践而被推到了极致。他的楷书也自成一家：筑基颜真卿，又旁参虞世南，后上追魏晋。董其昌有段尴尬又自信的回忆，大致为我们勾勒出他的学书缘起和历程：“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

董其昌非常重视传统笔法，对此体会深刻，并能做到精到纯熟。明、清两代五百多年间，对传统笔法有深入研究并且能指导后人学书的有两人：一个是帖学领域的董其昌，另一个是碑学领域的包世臣。董其昌在对晋唐宋元帖学名家进行广泛学习、深入研究后，得出了帖学用笔的真谛——以劲利取势，以虚和取韵。董其昌用笔的最大特点便是虚和空灵。此作的用笔主要是提按之法的巧妙转换，点画厚重中透着虚灵。“厚重”来自于颜真卿，并且还带了一些稚拙生涩的味道。“虚灵”则是他强调提笔的结果。董其昌反对“信笔”，方法便是“提得笔起”：“作书须提得笔起，不可信笔。盖信笔则其波画皆无力。提得笔起，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今人只是笔作主，未尝运笔。”对照这件《周子通书》轴，我们不难看出，董其昌的提笔非常熟练生动，点画充满举重若轻的灵动感，如某些钩画的挑处、大量点画的出锋等。由于提笔容易导致点画的尖佻薄怯，所以董其昌又强调“藏锋”，以得厚重：“书法虽贵藏锋，然不得以模糊为藏锋，须有用笔如太阿剸截之意……颜鲁公所谓‘如印印泥，如锥画沙’是也。”于是，一提一按、一虚一实便很好地统一到了董其昌的笔法体系中，呈现出的便是这件作品给我们的印象了。

晚明大幅立轴作品盛行。传统小字拓而为大，势必带来书写上的变化，对笔法的精细表达渐渐让位于字势的营构。在上学“二王”的过程中，董其昌找到了一个无论是用笔还是结字都无懈可击的启蒙者——米芾。他一方面深入学习米氏用笔，另一方面对米芾“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的观点极为信服，在字势方面作了探索；又深受五代杨凝式结字法的影响，形成了紧密精微又萧散简淡的结字特点。为了体现体势的险绝，董其昌还学习唐代李邕的书法达数十年之久，将李邕字势左低右高的特点吸收进来，在紧密精微、萧散简淡外增加了耸秀之美。此作因是中堂楷书，在字势方面并未明显地体现出董其昌的典型特点，但也并非平淡无奇。细观可知，董其昌在笔势上作了相应调整，通过内擪外拓的交替使用来达到态势的丰富变化。比如几个“则”字，竖钩方向各不相同；“无”字或紧瘦或宽博；几个“要”字上下部分比例也作了微妙调整，可以看到杨凝式《韭花帖》的影子；“学”字“子”部俯仰变化很大等等。有行无列的布局方式也使结字的自由度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另外，疏朗的章法与举重若轻的笔调相得益彰，落款也简洁朴素，营造出一种充实平淡的风格。

董其昌一生以赵孟頫为比肩对象，从青年一直到晚年，为自己书法的进步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标杆。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参照赵孟頫、学习古人的过程中，董其昌并未盲目追随，而是通过比较获得了清晰的认识：“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一个“生”字道出了他与赵氏的区别，也指出了自己书法的特点。此作在“生拙”上是董书特点的很好注脚。那不计工拙的用笔、散淡秀逸的笔致、似正反欹的结字、疏朗平和的章法，都透露着“熟后求生”的平淡天真。

综合董其昌一生的作品来看，其用笔也非无懈可击。他的好友陈继儒与其观点多有相合，但论用笔主张却与他不同——陈主张“转处着力”。由此反观董其昌的用笔，在转折等处不时缺少节制，偶露飘滑的瑕疵。这是我们学习董书时须留意的。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