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名家|清玩者，毋须认真（上）

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很多同学的父亲或祖父都是收藏家，我从小就看过许多珍贵的古董和字书，只是那时对那些红红绿绿的瓶啊碗啊并不太了解。当年上海的大收藏家、后来香港“敏求精舍”的创办人胡惠春就是我同学的大哥，我以前常去他家里玩，胡惠春把贵重的古董放在会客室和书房里，所以那时他不准我们进这两个地方玩，怕我们把古董碰坏，但我还是见过他不少收藏品。另外一位我眼中真正的收藏家是我同学的邻居的祖父，就是创办庆云银楼的郭老先生。那时他年纪已经大了，身体很不好，成天躺在床上，但只要听到古董商拿好东西来，马上就会起床高兴地和古董商讨论。当时我所见的上海收藏家几乎都是只收不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环境变了，收藏的观念也跟着改变。那时我对古董收藏还懵懵懂懂，后来在香港看了拍卖会的预展，才发现那些古董和我小时候见过的东西都很像，从此引发了收藏的兴趣。

我从1979年开始收藏，第一件藏品是在香港买的。我住在台湾，但没在台湾买古董，主要是当时台湾并不时兴收藏古董。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被日本统治了50年，日本人不可能留中国人的古董，所以台湾本身是没有中国的古董的。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由大陆撤退，很多人跟着搬迁过来，也陆续带过来一些古董。但因为那时算是“逃难”，这些古董多半被卖到国外去了。香港当时最大的买家是本地收藏家以及日本人，从1970年之后的十多年，日本人挟着雄厚的财力买走了很多重要的瓷器，一直到台湾的经济起飞，大约是1988年以后，股市上了万点，有钱人多了，收藏古董的风气才慢慢起来。

1960年前后，我从事贸易，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所以每个月要到香港出差，每次都住在办公室附近的文华酒店。那时，苏富比及以后的佳士得的拍卖会都在文华酒店举办，我没事时就跑去瞧瞧，看着预展的东西觉得很眼熟，因为小时候都看过。我大约看了三年才开始进场。买的第一件是瓷器，当时拍卖市场最被看重的就是瓷器，而在香港拍卖的文物也以瓷器居多。初期，我向古董商买的古董比较多，交了不少“学费”之后，觉得通过拍卖公司交易比较安全。当时香港的拍卖公司是很严谨的，如果买到不对的东西是可以要求退钱的，因此对于古董的真假及年代都比较值得信赖。早期我收藏的多半是明清时期的瓷器。现在乐山堂所收藏的瓷器中，有一只明朝万历年间的紫地黄龙碗，全球有记录的不超过四个；另一件是明朝正德年间的绿龙纹碗，更是孤品，都很珍贵。

1981年，我买了第一件字画。那时候拍卖市场根本不重视字画，因为外国人看不懂，所以字画的拍卖目录只有薄薄的几页，连风都吹得起来，哪像现在每一本都重得我搬不动。为什么买书画呢？说起来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时我只买瓷器，瓷器的价格贵得很厉害，但在香港的拍卖市场上，张大千的画却很便宜。举例来说，张大千画的一幅《龙女礼佛图》（见附图）起标价4万港元，同本拍卖目录上徐悲鸿画的马起标价也只要3.5万港元。那时港元很值钱，一港元可以换台币将近九块钱，如果两万港元就将近是台币20万元左右。那次，我看中了张大千的《龙女礼佛图》，因为非常喜欢就决定用买瓷器的概念去标，出价比较高。它起标价4万，我跟另外一位菲律宾华侨抢标，结果以11万港元标得，再加上1.1万港元的佣金。当时，中国书画还没有卖出过那么高的价格。拍卖结束后，立刻有很多记者过来要访问我，考虑到台湾当时还有外汇管制，不能说自己是台湾地区来的，而且我也不会说广东话，所以也不能说自己是香港来的。于是我灵机一动，就说自己是打新加坡来的，后来报纸都报道说是一位新加坡华侨出高价买了张大千的《龙女礼佛图》。《龙女礼佛图》是张大千在上世纪40年代远赴敦煌在莫高窟临摹唐人原作的精品，工笔画得极好，不论是脸部、手部还有衣饰的线条都充满流动感，而且用色秾丽，尤其那红色真是漂亮。

买到这张画之后，我订了上午10点的航班返台。在飞机上碰到一位收藏家，他问我是不是买下了张大千那张画。我说是，他就说：“那是假的，你怎么会去买？张大千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么鲜艳的红色，所以那张画不可能是张大千的真品。”我听了心里头很不舒服，回到办公室时还不到下午1点钟，我就打电话给同事的太太，当时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处工作。我请她帮我约张大千先生，我想跟他当面求证。这位太太联络了同在书画处工作的张大千的小女儿，得知张大千下午休息到三点半才会起身，于是，我准时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对面的摩耶精舍拜访他。我抵达时，张大千已经在等我了，他问我《龙女礼佛图》是我买的吗，那时他已经看到了报纸的报道，看到拍出高价非常开心。因为当时，张大千的画在台湾地区卖得很好，受欢迎的程度到了画商必须先付钱预订，但张大千何时可以画完，何时可以拿到画，画商并不确定的地步。可是张大千的作品在香港的拍卖价格却一直起不来。因此，我用高价在香港买了他的画，他很开心，就问我收了他几张画，因为很多人是抱着收集的心理一张张去买，但我却是一张他的画都没有就出了高价购买，这令他更高兴了。我问他《龙女礼佛图》是不是他画的，张大千给了肯定的答案。至于画龙女使用的鲜艳红色，他解释说是用矿石磨出来的颜色，从他去敦煌临摹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他都是用这种颜色。但后来离开大陆就不用了，因为从前都是学生帮他磨矿石，从大陆出来后没有学生在身边，随着年纪增长自己也磨不动了，所以很久没有再使用这种颜色了。

当日为了佐证《龙女礼佛图》的用色，张大千还拿出了一幅《红衣大士》给我看，这幅画在帆布上的观音大士，身上穿的红衣正和《龙女礼佛图》的红色一样艳。两幅画的创作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张大千很喜欢《红衣大士》这张画，他画好后没有题款，显示他不想卖，而且也从不示人。因为我高价标得了《龙女礼佛图》，给他捧场，他很高兴才拿出来给我看。张大千亲口对我说，《红衣大士》这幅七尺的大画是仿榆林窟中唐人壁画的作品。为了作画，他当初必须爬进一个洞里才能看到这幅壁画，人在洞中是站不直的，他要抬起头才看得到画，同时要另一个人带着两个马灯跟他一起爬进去，用马灯打在墙上，他先把线条勾好后再爬出洞口，过程很辛苦。而且这幅画用的是帆布，必须先打蜡让布结实，然后再把蜡洗掉才能作画。当日连张大千都说：“自己年纪大了，再也临不出这样的画了。”我很喜欢这幅画，当下向他表达想买下的心意，但张大千自己是不跟人讲价钱的，后来，我托了台北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友人向他买画。大概因为我把张大千在香港的字画价格从此抬上去了，他竟然愿意出让，所以我就幸运地收藏到这幅重要的作品。

张大千的画作，我基本上不外借，上一次外借都是20年前了。我的好朋友林木和及陈筱君筹办画展时，我把《红衣大士》和《龙女礼佛图》借给了他们。展出之后，一位专收张大千画作的收藏家来找我，他出价4000万元希望我出让，当时那是一大笔钱，但我回说：“让我玩一玩，我不玩的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让给你。”到现在，我都一直珍藏这两幅画。

蔡一鸣，1928年11月生于上海，祖籍为浙江湖州德清县。曾任台湾“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清玩雅集”创会会长，收藏资历长达三十多年，以“乐山堂”为堂号。早年专注收藏历代名瓷，后来又倾心古代及现代书画，已出版《乐山堂藏瓷》和《乐山堂藏中国书画》，收录所藏精品。（此文写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