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金石力 养草木心——读戴文的书画印

自古文人以“琴棋书画”兼善为最高境界。清中以后金石学复兴，书画之外更添篆刻，于是“诗书画印”四绝便成了当时文人的最高理想。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成了那时最著名的诗书画印“四绝”艺术家，诗书画印单项之上，相互增色，使得他们成为晚清以来书画艺术史上的三座高峰而难以逾越，以至于影响百年而不衰。

信息化时代之今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国际化分工合作已使得牵一发而动全球。社会的多元化以及电脑、手机的普及，人们已经习惯于依赖触屏，轻易获取必要的常识，而不再专心于读书、背诵，也懒于书写，提笔忘字、见字忘音成了现代“文化病”。繁华与浮躁中，众多的书家赶场似地追逐于名利场，却不想花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传统金石书画艺术渐渐暴露短板，文化缺失成了当代艺术家们的“致命”弱点。环观周围，发现一些国画家们对“书法”“篆刻”艺术生疏，“书画同源”渐行渐远。书法家们兼善绘画、篆刻者凤毛麟角，即便兼修，多半也浅尝辙止。当代书坛“书画印”均取得一定成就而被誉为“三绝”者，尠矣。即便如此，尚有不少艺术家在坚守，他们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为榜样，致力于金石书画的兼修。戴文就是其中一位，且是书画印皆有成就的一位。

戴文以印名世。初学汉印，上追先秦古玺，往复于先秦与秦汉间，得周秦范铸、汉凿泥封遗意，开玺印新风，为当代印坛所称道。

流派篆刻艺术史上对古玺的认识比较晚，尽管明代个别印人偶有取法古玺，但真正理解古玺并取得成就者，多在晚清之后。这大概与人们认知金文、甲骨文以及古玺文字有关。古玺印盛行于战国，七国文字相近而不尽同，各诸侯国古玺亦各具风格，因此印人理解认识古玺远晚于秦汉印，于是人们张口便是“印宗秦汉”。黄牧甫把金文导入古玺，为古玺的形式开拓了新的可能。经过百余年古文字研究的深化，新发现的古文字数量的增加，以及易大厂、简经伦等一批印人的各种尝试，如今逐渐成为与秦汉印相应的另一种篆刻形式。观当今篆刻作品，古玺所占比重接近半数，可知当代印人对古玺的热衷程度。其原因之一是古玺文字与结构的自由发挥、组合，让大家看到有别于秦汉规范一路印风的可能性，且可能适合各种写意表达。然而，也正因其自由性，使很多印人“忘乎所以”，脱离了古玺本质，而走火入魔。因此，真正能够理解古玺，把古文字合理运用并进行创作的篆刻家并不算多，戴文是善于运用周秦金石文字入印，且能得古玺气质的篆刻家。

大富贵小神仙

5.8 x 5.8 x 4.8 cm

戴文创作古玺之成就，首先在于他的古文字功夫。这原本是古玺创作的基础，但擅长于此道并非易事，需要对古文字有全面深入的认知和把握，且需要有化甲骨文等各种字体为特定且统一的金文体系甚至新造古文字的本领，而这需要有化古为今、化人为己的金文书法作为基础。从戴文金文书法可以看出，他已完全掌握了这种能力。其次，戴文很好地把古文书法导入篆刻创作，使其创作的“古玺”具有戴氏书风，真正做到“印从书出”，合理地把古文字“印化”，穿插安排于印中。尤其是多字印，更见其布局本领。观戴文的每一方古玺作品，均可看出其源自金文书法又精心布局于一印的能力，统一而富变化。再次，戴文刀法的多变丰富了其作品的金石意趣。篆刻不同于书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以刀刻石，而形成了各种不同“刀法”。单刀、双刀，冲刀、切刀，还有披削刮擦，等等，这些都为戴文所综合运用且非常得当，无论朱白，皆驱刀如笔，徐徐冲切，生涩而厚重。

逆行者

4.0 x 4.0 x 6.6cm

金文结字、古玺布局、生涩刀法，完美体现了戴氏印风的属性，使其创作既具战国古玺气息，又有青铜铭文的大气厚重，加之边框的平衡处理，使得其作品古典而现代，文字随形大小穿插，自由自在中见精整，这也使得其作品从众多“当代古玺”创作中脱颖而出。戴文在古玺创作上的成功，值得当代从事“古玺”创作的印人学习、深思。

戴文篆刻的成功，根基取决于他的金文书法。戴文尝自谓：“对篆书的钟爱，不仅仅是因我长期致力于篆刻创作，更因其高古、凝重、奇崛的审美属性适合我的心性。篆书与篆刻又是相生相成的艺术，因此，作为一个印人，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必先擅篆书，才能刻好印。刻与书，二者只有高度融会贯通，才能相得益彰。多年的习篆体会告诉我们：不善篆书的人，是很难创作出好的篆刻作品的，因为没有了篆书的文化品格作依托，篆刻的文化品位也就难以保障。从这个意义而言，毛笔与刻刀对于艺术家，是相互融通的。一个运笔纯熟的人，运刀亦会挥洒自如。”

士当以器识为先

5.1 x 5.1 x 5.0 cm

篆书以秦作为时代划分，称大小篆，先秦金文书法归为大篆。大篆约有千余年历史，其中殷商甲骨文，商代、西周金文，都有一定范式，而春秋战国则诸侯地方各自为政，燕、赵、齐、秦，自成体系。这无论在青铜器铭文上，还是在战国玺印文字上都有所体现。本来文字实用数量就不多，加之相当一部分尚不能释读，可释读的文字中又有种种变化，这造成大篆学习、创作的极大难度。但这些都没有难倒戴文，相反，戴文于金文学习创作乃至古文字的训诂，都投入了极大热情，且能得心应手。戴文从商周青铜器入手，上追甲骨文，下求秦篆，把风格设定在西周，化甲骨文、春秋战国乃至小篆文字于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格式中，强调文字的上下关系，求整体篇章的统一。在大篆与古玺间找感觉，相互生发，正所谓“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书印参同”。

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

戴文毕业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研修于国画，本有绘画基础，因此，于金石书法外用心于绘画。戴文居于重庆歌乐山麓、嘉陵江畔，得云烟之供养，面对巴渝山水，任性描摹。取法乎上，醉心宋元，五日画石十日画水，绝不信笔妄为。为求得更进一步，戴文赴成都问学于国画名家彭先诚先生。彭先生针对其金石书法特质，告知“笔法刀法即画法”，这给戴文很大启发，使他对于绘画创作方法理念日益清晰。戴文遂以篆籀法悟入，求书画之合处，领悟体会彭氏笔墨之境界，所画巴蜀山水深得烟雨之胜。用心对景体悟，写生得稿颇丰。登青城，上峨眉，下渝州，寻丘访壑，饱览巴蜀名胜，搜尽奇峰打草稿。所作蜀山图，便非所谓文人山水画家之闭门造境所可比。

吴昌硕有联云：“食金石力，养草木心”。戴文于书画印的探索，以此心境，如此实践，必然不凡。（附图为戴文书画、篆刻作品）

云壑秋色图

扫描订阅2021年《中国书画报》200元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