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艺术区的升级与保护并不矛盾

《中国美术报》第206期 美术聚焦

本期话题

艺术区发展:“鱼与熊掌”能否兼得

□本报记者贺玮/策划

【编者按】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考察当地发展文化产业情况，并同青年从业人员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要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守正创新，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以民营文化机构、自由职业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新文艺群体已经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力量，他们生活、工作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艺术聚集区，在城市产业转型和升级改造中不断迁徙。本期将讨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浪潮中，承载着自由职业文艺工作者艺术理想的艺术区作为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应如何妥善规划、建设和管理。

本期导读

艺术区：“迁徙的乌托邦”？

▲贺玮

艺术区的升级与保护并不矛盾

▲杨卫

北京艺术区工作室流变之思

▲王春辰

生存以及如何生存：国外艺术区巡礼

▲意娜

中国美术报：您在宋庄生活了很多年，也曾担任过宋庄艺术促进会的艺术总监，可否谈谈您在宋庄经历的艺术区变迁？

杨卫：我是1996年从圆明园到的宋庄，因为当时的宋庄太过偏僻，生活很不方便，1999年我就离开了宋庄一段时间。2000年以后，宋庄逐渐热闹起来，各方面条件也都慢慢成熟了，大概是2006至2016年，我又回到宋庄，在那里生活了十年时间。这十年来，艺术家为宋庄带来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发展，宋庄的房价也因此而持续上涨，当地农民和艺术家因为其中牵涉到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少纠纷；也有一些开发商本身经营手续不全，租给艺术家的房子存在违法情况而艺术家并不知情，因此艺术家遭到拆迁和腾退时，既无力阻挡也得不到相应的赔偿。不久前，我也被迫从宋庄搬离了，和我一样，宋庄的很多艺术家因为种种原因只能退居到河北燕郊、大厂等更加偏远的地方。

1995年，圆明园的艺术家们胡敏/摄

中国美术报：您认为艺术从业者最需要的居住和工作环境是怎样的？

杨卫：艺术家一方面需要安静的创作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有相互交流的空间和渠道，因此艺术家特别容易扎堆，形成聚集区现象。如果有三五个艺术家找到一个地方，马上就会吸引更多的艺术家聚集，这是这种职业的特殊性。因为大部分艺术家不用按时上班，更多的时间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完成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需要的就是能够有这样一个相对安稳、相对自由、并且能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沟通的环境。基于上述需求，相对廉价的租金也是他们选择工作室的重要条件。如果房价过高，艺术家朋友之间有钱的能租得起，没钱的就租不起，那么艺术区等于是成了有钱艺术家的聚集区域，而不是因为大家兴趣相投而形成的聚集区域。我们知道现在的“798”就是由于租金太高，基本上已经没有艺术家居住了，艺术家通常是把“798”作为一个交易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在周边地区寻找他们的创作空间。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相像，这实际上反映了艺术家对廉价、安稳的创作空间的需求。

中国美术报：今年，宋庄启动了升级改造项目，计划建设大型艺术品交易中心，您怎么看待这种升级改造？

杨卫：宋庄的升级改造已经规划了一段时间，上个月，北京市领导、市委宣传部领导带队来宋庄进行了联合调研，为升级改造的可行性和改造方式重新做一个评估，也听取了我们的不少意见，希望做出妥善的安排。

我认为建设艺术品交易中心和保存艺术家聚集区是可以兼容的。做升级也好，搞产业也罢，和艺术家聚居并不矛盾。艺术区受到外界的关注是因为大量的艺术从业者聚集在这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文环境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离开了艺术从业者的艺术品交易中心是难以健康发展的。如果为了建设一个交易中心，把所有艺术家都清退，则不只是艺术家的损失，对于整个艺术产业链的完整性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除了经济建设，一个城市还要有一些文化建设，尤其是当代文化的建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艺术家的到来，宋庄的面貌改变了，人文环境也改变了，当地老百姓的人文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我们呼吁宋庄和其他艺术区能在城市规划中作为一个特殊情况来特殊对待。目前，关于宋庄升级改造的可行性报告可能还在论证过程当中，结果会是怎么样最终还是要等政府来定夺。

1996年的宋庄杨卫/摄

预计于2023年建成的宋庄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效果图

中国美术报：在城市规划的这种升级改造过程中，您认为应如何更好地规划和建设艺术区，为艺术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杨卫：自艺术区诞生之初，这个问题就始终困扰着在艺术区生活、工作的艺术家们。城市的经济建设要求实实在在的GDP增长，而艺术区的发展却是缓慢的，它很难为社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艺术区的发展是一个文化积淀的过程，只能通过时间的积累逐渐产生影响而为周边带来经济价值，引起商业的关注。而艺术区商业价值的提升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开发建设，因此面临着租金上涨乃至拆迁、改造等问题，这样艺术家就不得不离开艺术区，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犹如艺术区的宿命一般，让艺术家一次次反复迁徙。面对这种情况，当年我在宋庄艺术促进会工作时，曾设想规划出来一个廉价艺术区，专门来支持和资助年轻的艺术家，或者说建立一个保障艺术家生活稳定的机制，但是后来由于城市定位的改变和政策的变化未能实现。

实际上要解决这种矛盾是非常困难的，我想有两种方式是值得借鉴的。一种是像琉璃厂这样以“前店后厂”模式形成的艺术区机制。艺术家在那里既能创作又能交易，形成一个文化区域和完整的产业。但琉璃厂是一个传统生产模式遗留下来的艺术区，有长久积累的声望和市场份额，是新兴艺术区难以企及的。另一种是国外的一些机制，比方说一些被淘汰的老厂房被艺术家利用起来以后，就会被城市纳入到一个公共文化项目中。就是说如果一个废弃的厂房被艺术家改造出来了，它就转换成了一个公共资源，转换成公共资源以后，政府对这种公共资源会有一套完整的保护制度，艺术家就可以在里面开展创作活动而不受城市规划的干扰。

当然，在世界各地，任何机制都有被商业侵吞的可能，作为艺术从业者，只能呼吁政府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更加关注文化建设，真正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本报记者贺玮采访）

编辑| 贺 玮

制作|千 惠

校对|王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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