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戴的贝雷帽和烟斗，永远是黄永玉先生的标志。他说：“现在我有两样事情。一是读书，没一天不读书；二是工作，没有长时间不画画。一时高兴就画画，画完就悔，赶紧画第二幅填补后悔；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
虽然一直有意采访黄永玉先生，但是真到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却因是突如其来的约定，几乎毫无准备。
借《当代中国画》杂志创刊之机，黄永玉先生和媒体见面会安排在了黄永玉的万荷堂。去往通州万荷堂的路上，有先前采访过黄先生的记者，给我们讲述黄先生的“豪宅”，说黄先生养了六七条狗，家中珍藏烟斗无数，文物无数，但是脾气也“很大”，曾经拒绝央视某名牌栏目的访谈，还拒绝过凤凰卫视名主持陈鲁豫的访谈。
都是传闻，一笑而已。我见过黄先生，还是２００２年的８月，黄先生７８岁寿辰，又逢《黄永玉大画水浒》（作家出版社）出版。５年时间，他只是变得稍微瘦削，仍然戴一顶深蓝色的贝雷帽，叼一支咖啡色烟斗。
是的，斜戴的贝雷帽和烟斗，永远是黄永玉先生的标志。
万荷堂是一处错落有致的房子，在细雨中变得朦胧而有诗意。院墙上垂下干枯的藤蔓，四周则是悄然萌生绿意的树木。门口伫立着一座小亭子，听说是黄永玉特意花钱建造的，将亭子取名为“侃亭”，并亲自题字做匾，希望路人、村民能到此歇息、闲聊。不想“侃亭”字匾不久就被人偷走了，“侃亭”成为了“无字亭”。
黑色的铁大门紧闭着，从下面的门缝中，隐约可见两只大狗闲适地静卧。
终于有人走来，先牵了狗圈起来，又引我们走入院子。院落里那数十株梅树，据说都是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栽的，每一株至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几尊铜像雕塑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两个活泼可爱的胖嘟嘟的孩子，女孩儿双手托在男孩的背上，双脚飞起来，喜眉笑眼的样子——仅这一尊雕塑，似乎就能隐约想见黄先生风趣童真的性格。
沿着排成七列的石甬路前行，西侧十几米处就是先生的客厅。
迎面六根柱子，上面写着夸张的象形字，部分被下面摆放的花花草草遮住了，看不出个所以然，只认清上面写有来自缅甸字样。西侧墙上是黄永玉自己题的一幅字：一个活了８４岁的老人，身体还过得去，头脑又清楚，再不承认自己是个老Jian巨滑的家伙，那就太谦虚了。
我们落座的桌椅，都是从非洲运来的。来自非洲并不稀奇，但是这样大的重达１万斤的木头怎样来到中国，又如何完全地没有遭到任何破坏，放到客厅里居然没有损坏门窗，这就令人惊讶。
低处又是一套喝茶的大茶几，全是敦实的木头，红色漆面黑色底，显得很和谐。
然而摆设又有些杂乱，有作为标本的鹿，有慈眉善目的观音，有若干的出土文物，地上还摆着几坛用竹篾做套的酒坛子。
这样的天气，室内显然有点阴冷。在四处弥漫着水仙等植物的香气氤氲中，大家窃窃交谈，感到一切都很新奇。等到黄永玉先生走进来，屋里便立刻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说说中国画
黄先生一入座，便兴致勃勃地畅谈起当代中国画。他说，中国画的说法有点特别，一般讲，画分中国画、外国画，或者叫西洋画，这是上世纪初的提法。“我没有觉得画还要分好多种，因为我什么也没学过，中国画、西洋画都没学过。我来谈中国画实际上不够格，也没有正式的老师。我不是正统的学画的，不是延安来的，也不是徐悲鸿的学生，我就用自己的方法画。”
他回忆自己在干校三年时间，每天排着队，拿着农具走１６里地去劳动，还得唱着歌，表示高兴。那时是不准画画的。“我就在心里画。我当时说我大概以后不会刻木刻了。有人说你不刻怎么生活。我说画画。他就冷笑。他不知道我其实每天就在心里画画。回来后用纸画。那时房子没有现在的桌子大，我画大画，先用棍子卷起一边，画一点，就放一点。”
他的画画实际跟苦难结合在一起，诚惶诚恐地度过了漫长的苦难的时代。现在，黄永玉看到现代人画得这么好，感到很开心。因为他几乎能在每本杂志里都发现很精彩的画。他说：“不是少数，是普遍开花，中国很多年轻人都画得好。我曾经给胡永凯的画册写过一个长序，他的创作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人家说建立什么派、什么画风。这我不理解，我理解画家建立自己的体系，是从小就形成的，有了体系，就成为一种风格。不是今天没风格，明天找个风格可以来做做。胡永凯早年就做研究，是一个整体、立体的东西，逐步形成了风格。他的画很讲究，我欣赏。现在的很多画，认识的不认识的，叫我惊叹。”
他又谈及前卫画。因为他不止一个朋友，国画画得好，忽然要画前卫画，结果一塌糊涂。黄先生说：“我告诉他，前卫画是另外的一种东西，是很难画的。我不讲历史发展，讲本身结构，前卫画也需要基础，需要很好的修养来画，才画得好。比如素描，素描的修养好，前卫画才会更细腻，更好看，前卫画的构成就是元素的构成，光的色彩，粗细快慢，各种各样的东西，抓一个来表现，即使有整体形象，也要表现距离关系。”
对艺术首先要快乐
黄永玉最早的时候学习漫画，然后是木刻，靠木刻为生过了几十年。他谦虚地说：“唐玄奘去印度取经花了１９年，到２００３年，我木刻花了３个１９年。唐玄奘把经取回了，我到现在什么经也没取回。”
他认为，对艺术首先要快乐，要赤诚。有了画，他就忘记了其他，忘了困难，忘了生活中的忧伤。“文革”中，有个批斗黄永玉的人指着他说：“你这个人创作上从来不严肃，从来都是玩。”黄永玉说：“我当时低着头想：你这个老小子，平时你这么说我一定请你吃西餐。画画心里不快乐，画什么画呢？我心想你说的是艺术最重要的东西。”
有一次黄永玉画了一幅画，有两个记者很感兴趣，问他：你在创作时在想什么？
黄永玉回答：就想着赶快把它画完。
记者觉得他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可是黄永玉很坚持：工作时一边想一边画，还能画画吗？这是工作，要快乐要开心。他表示，文学上有伤痕文学，人们不能光靠受伤受苦过日子，画画要开拓创新，用快乐的胸怀，开心地画锐新世界。“我这个人是这样，痛苦的年月太长，我在痛苦的日子里，也很开心。”
有人说黄永玉画的不是中国画。朋友特别生气，比黄永玉自己还生气。黄永玉对他说：“你告诉他，他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告他去！”
５０年代批判印象派，艾青曾说：“人应该画美好的东西，想方设法表现新鲜的东西……”黄永玉很认同：“我们只能在艺术里、绘画里，开心地画画。”
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
黄先生身后，正有一幅他未完成的画。我问他现在有多少时间用在画画上？他说：“现在我有两样事情。一是读书，没一天不读书；二是工作，没有长时间不画画。一时高兴就画画，画完就悔，赶紧画第二幅填补后悔；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他的话引来一阵大笑。
又追问他在看什么书？他说：“我一辈子不停地看书，看书的毛病就是记不得。学问家看书，但是他们家里的书不多。我问钱钟书：你的书呢？他说书在图书馆。我看马克思《资本论》，从来不记得，但是陈寅恪读了都能记住。我们画画的人读书是读感觉，都读了，你说哪件事我知道，画画不是大学问家，显示书本的学问干什么？因为读了书，所以画画会用感觉鉴别。我们是在书本上滚过来的。”
那么，做学问的人和画画的人，这两种不同的读书方式，哪种更好？他“不客气”地说：“当然是我们的好！我是这一行的么！一天到晚像学问家那样读书，还能画画吗？”
黄先生说，他有个计划，准备开个书画展，他说，现代语言很丰富，用现代语言画一些画，比如“上当上当，当当不一样”。他说：“我不是搞书画革命，是丰富。”
似乎每一句话，经黄先生一说，都成了趣说。前几天经过北京火车站去同仁医院看病，别人问：怎么这么久？黄先生回答：“让全中国不守交通规则的精英挡住了。”
作为一位热爱自然的画家，他也同样关注环境变化。“越落后的越先进，越是没有开放的地区，绿色越多，环境越好。２００４年，我的家乡有个化工厂，把废料倒进寒洞，洞里废物流到河流，污染了河流，都已经中毒了，政府也没办法。我们几个人商量着：怎么办？打他一顿吧！我们几个人准备好棍子，去他办公室砸他一顿——真打了！结果没过几天，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有些事要用一点技巧。”他说，爱护自然要像讲卫生一样自觉。
“自然，贴着地过日子，开开心心的，别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这是黄先生崇尚的生活。宋代王观有《红芍药》词：“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这也是黄永玉老头在时间里的喟叹。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了。而他与他所怀念的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老太，都配得上叶芝写的那首《随时间而来的真理》：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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