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近二十年来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必须包括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现代化。代表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精神特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然成为,也已经成为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继承演变发展起来的,截然割断历史的现代化是不存在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积淀的结晶,她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也必然渗透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犹如人体中的血液和水份,不是某个历史英雄说不要就可以不要的。只可以变,不可以无。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她所包含内容十分丰富,形式十分多样,一切属于中化民族特有的思想观念、文化艺术、教育、宗教、民俗等等,都归于传统文化这个范畴中。但一般来说,传统文化主要指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儒学。
无庸讳言,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有人称之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道德危机、生态危机。腐败孳生蔓延、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社会诚信缺失、犯罪率上升、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遭受挑战和破坏等等,这些发展中的问题使人们享受物质生活日益现代化的实惠的同时,也承担着精神上的煎熬。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在思考、研究、寻找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步子走的更加稳健一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学复兴问题提到了政府、学者和民众的面前,在照搬西方经验和哲学思想解决中国问题的试图失败之后,人们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中找出一些解决问题的线索。这就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儒学复兴与中国现代化。
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学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儒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春秋战国至秦朝灭亡,儒学兴起并遭受第一次打击。
第二阶段为汉代至清末,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创了儒学新纪元。
第三现阶段由清朝晚期“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开始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儒学受到了西方哲学的严竣挑战和冲击。很多忧国爱民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罪于儒学的危害,口诛笔伐了近一个多世纪。
第四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现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列主义成为国家和学术的主导思想,儒学被进一步批判排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民主政治的进步,思想禁锢的解除,西方多种哲学思想的进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们遇到了与经济现代化有关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人们在反思历史并寻求问题的答案,开始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重新考量,重新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有远见有胆识的学者提出复兴儒学的口号。邓小平也明确提出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特别是近两年,中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施政原则,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和公民道德准则等,其具体内容都表现出向儒学的回归。这是一种得民心合民意的新趋势。这些表明儒学又度过了一个衰落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纵观儒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她是屡遭曲折打击而不败。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儒学以《易》为宗,提倡仰观俯察,以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存在为研究对象,运用辩证的方法深刻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运动变化的规律,是“入世”的哲学、“现实”的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很有用。
二是以“仁”为核心,“以民为根本”的思想,高度关注社会民生的哲学精神,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得民心,受老百姓欢迎。
三是严密而周全的道德评价和道德规范体系,十分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它对上至君王大臣,下到黎民百姓,大到江山社稷,小到待人接物都提出了行为的基本道德要求。这些要求是不分阶级,不分社会制度和种族的人类道德的共同要求。因此、儒学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学问。所谓“乱世用道”“治世用儒”就是这个道理。
四是儒学有一个完备、稳定、强大而独特的概念体系,任何理论,实质上都是一个概念的逻辑体系。区别在于概念是否真实明确,逻辑关系是否明确合理。儒学的基本概念,如气、道、理、心、性、命、情、象等等,皆出于《易》。《易》成于何年,尚无定论,加上无字易的历史,应该要比儒学历史长很多。至少应该在五千年以上吧。这些基本的概念一直延用至今,不仅是历代学者的思维和论著中的元素,而且已成为民众生活、思维和口语中的元素,即使在老百姓的日常语言中也充满了儒学的名词和智慧。其历久性和稳定性是西方哲学所不能比的。从这个角度上看,西方哲学是哲学家的哲学,而儒学则可以称为民众的哲学。
五是儒学始终与教育制度,选士制度相结合,使儒学得以一脉流传,深入人心。中国古代教育史,实际上是一部儒学教育史。这也是儒学与西方哲学发展历史明显不同的特点。
六是儒学不信奉神灵,没有一个创造世界的神,孔子本人也不是神,而是一位 “至圣先师”。儒学主张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变化和对立统一的特性。儒学与科学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与佛学与西方宗教哲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通之处最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儒学又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基本原则是相通的。
上述六点,是儒学屡经曲折而不败亡的主要原因,是儒学生命力之所在。
儒学历经多年没有失败,更没有灭亡。北宋时,张载曾惊叹孔孟学说为“绝学”,并立志要“为往圣继绝学”,接着而来的是宋、明、清七百余年的儒学兴盛。从近百年的历史看,儒学似乎又入绝境了,其实不然。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学已重现生机,复兴之势日盛,这绝不是历史的一种简单偶合。而是显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有一种观点,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儒学,认为以儒学的中心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但执这种观点的人至今没有提出十分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事实上,在清朝中期之前,中华民族并非世界弱小民族,中国也非弱国。同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之交的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是当时世界上的两位强大帝国的元首,彼得大帝用野蛮的手段统一了俄罗斯,而康熙则用闭关自守和孔孟之道巩固了中国的疆土。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清朝后期的事,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和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历史上不乏弱国变为强国,强国变为弱国的例子,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政治而非哲学。哲学并不具备直接提高生产力或者破坏生产力的作用。而是提供社会精神产品,影响人的精神状态,间接地对社会发展起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儒学与现代化绝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相反,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儒学与现代化结合的典范,其中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二、儒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一)、儒学可以给中国人提供适合自身思维特点及国情的认识武器和治国理念。它的“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强调“忠恕”之道,“仁、礼”之道,“和为贵 ”之道,主张“仁政”、“民为 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治国理念,虽是古老的,但是是先进的。它所表述的“道”甚至是永恒的。
(二)、有利于建立更加和平稳定有序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任何形式的内乱和战争,都会对国家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只有长治久安,走向现代化的步子才能加快。它的“民胞物与”思想和一系列明确可行的道德行为规范非常有利于理顺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形成团结和谐的社会结构。
(三)、有利于发挥中国特色。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可能照搬美国和欧洲的现代化模式和办法。不能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走。中国特色不在于科技和经济、物质生活的水平,而在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的哲学。抛弃传统文化就等于抛弃了国家和民族的特色。抛弃了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前苏联作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超级大国,一夜之间分裂瓦解,而人民竟然无动于衷,除了苏共腐败等政治原因外,缺少中国这种特有的传统文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促进祖国统一。中华民族的子孙不管你现在生活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种社会制度之下,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尊崇是一致的。大力推行和弘扬儒学就可以把世界各地的华人联系起来,团结起来,抛开政治信仰的分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繁荣出力尽智。
(五)、有利于提高民族的精神境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必然要求更高更好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享受。怎样来满足人民的这种需求呢?冯友兰 先生说过“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活动的结晶,一个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对于它的精神活动的反思,从这个意义说,一个民族的哲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最高成就,也是它的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哲学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一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用中国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 ‘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全书序论》上卷。)这样看来,能给中国人一种精神境界,提高中国人精神享受的,只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的哲学——儒学。那么,西方的哲学能不能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呢?至少从洋务运动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还没有找到足以证明的证据,因为还没有任何一种西方哲学能像儒学这样深入人心,根深蒂固。
(六)、有利于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民道德素质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人对环境的肆意破坏,腐败问题,社会犯罪率上升,社会诚信的缺失,年轻一代个人主义至上和对金钱崇拜的风气盛行。这些伴随现代化进程而生的问题发展下去必然会侵蚀和破坏现代化的事业。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明确的告诫,要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邓小平担心的这个问题解决的并不好。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儒学被排斥在社会主流思想之外,被排斥在教育之外,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的道德规范体系被否定、被破坏掉了,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道德规范体系,评价体系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就造成了整整二、三代人道德教育的缺失和对儒学的无知。要提高国民道德素质,必须大力继承和弘扬儒学,使孔子所倡导的人类共同的道德基准、道德规范、道德评价体系成为国人的共识和做人的原则。
(七)、有利于推进世界和平。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很少有武力征服别国人民、掠夺别国财富、占领别国领土的记录,所经历的战争除了内战外,都是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国历来主张与各国和平相处,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之所以这样,与两千多年来儒学的教育和造就有直接关系。孔子早就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张载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在西方,直到1795年康德提出“永久和平论”,“和平”才真正成为西方的哲学概念,比孔子晚了两千年,比张载晚了七百年。这大概也是西方多侵略的原因之一吧!看当今的世界,每天都有战争、暴力、恐怖、流血的消息传来。真是一个不安宁的世界。但是,在儒学看来,这种种冲突,最终会走向和平。张载在阐述事物发展规律时讲过“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国现代化需要永久和平的国际环境,有责任以儒学的精神推动世界和平。
三、儒学的发展与创新
儒学史是一部发展的历史,儒学是有生命力的学问,不应该成为“绝学”,也不可能成为“绝学”。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社会快步走向现代化,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儒学必须适应和推动这种变化,必须发展和创新。孔子创立了儒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基本立场,后来历代学者大儒如董仲舒、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等,都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对孔孟原著作了大量的训释阐发工作,注入了不少新的内容。但是,在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儒学总的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这中间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转型。当代的中国正处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期,由封建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由自然经济走入市场经济,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落后走向现代化。这是儒学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转型期——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以来遇到的又一个社会重大转型期。儒学研究面临前所未遇的新课题。可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对儒学是一个历史性考验。儒学因此而面临自身的发展和创新。
首先,儒学研究者要始终坚持高度关注世界、国家、社会和民生,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学问,保持高昂的爱国爱民、忧国忧国的Ji情,这是做学问的内在动力。努力改变儒学研究局限在专家学者圈子里,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民众的状况,充分发挥儒学“入世”“有用”的特点,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儒学所特有的原理与方法,寻找解决新问题的对策和途径,赋于儒学新的内容。
其次、要用现代语言诠释儒学经典,择其精华,古为今用。由于古今语文的巨大差异,儒学经典晦涩难懂,成为众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学习儒学思想的障碍。克服了语文障碍,人才能学,学才能用。这就要专家来做许多诠释、译注,改写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今后有更多的人学习和研究,扩大儒学在年轻一代中的影响,为今天的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既要反对过去几十年来贯行的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框架和观点分析评判儒学的简单做法和用马克思主义排斥否定中国传统哲学的观点,也要反对完全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方法,一味局限于古代先贤的认识框架之内,局限于对经典章句的考证解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它哲学派别都有各自的特色,他们往往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用不同的语文和思维方式关注研究着共同的问题。没有那个绝对正确绝对完美的哲学,也没有那个绝对错误,绝对丑陋的哲学。相反他们相互之间存在普遍的继承性,联系性关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好多方面是相通的。与毛泽东思想更是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因此,儒学研究中应该有一种比较性研究,把继承性关系和相同、相差、相异的地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具有“官学”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通过比较研究,培育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新时代的新儒学。既有利于人民理解儒学、丰富儒学,也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此逐步的将儒学融入中国哲学的主流中,共同前进,这正是复兴和发展儒学的出路。
第四、把儒学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方面的知识作为普通教育和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列为必修课程加以推行。近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德治国,要求干部学习历史和哲学,这是前所未有的,儒学研究大有作为的时代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