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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道家思想的开创者，老子凭借《道德经》为国人所熟知，其在《道德经》中所阐发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毫不夸张地说，老子所创立的道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
海外初识《道德经》
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经”3个字分别翻译为“道路” （the way）、“德性”（virtue）和“经典”（classic）3个词。
老子的《道德经》传入德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力甚为深远。从1870年第一个德译本后，《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
莱布尼兹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伊曼努尔•康德，使康德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阐发者。而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黑格尔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
老子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也给予西方学者以启迪，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大师叔本华其精神源头中就有着老子的影子。德国哲人尼采在读完《道德经》之后，大加称赞，说老子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尔斯泰当年也曾说，自己良好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
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文化并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术的现实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于欧洲的学者和文人圈子里，广大民众对于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了然。真正让整个欧洲民众认识老子、了解其思想的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欧洲文化危机。
一战后西方文化大危机
1914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8年大战结束，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各国投入战场兵力达7500万人，其中死伤者达3000多万；因战争引起的饥饿和灾害导致1000多万人死亡；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总计高达2700亿美元。对于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欧洲来说，昔日繁华的城市沦为废墟，大批工厂、铁路、桥梁和房屋被毁坏。欧洲民众更是目睹亲友死于战场，感受生活一落千丈的痛苦。
一战造成了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备受创伤、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世界。“世界到底怎么了？”“西方文化到底怎么了？”西方人开始痛苦反思。
早在一战爆发前，一位名叫斯宾格勒的德国中学教师便已对西方文化进行总体反思，在战后出版的名为《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高呼“西方文化已然走向没落”！在他眼中，文化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有着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最终无论何种文化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归宿，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的没落”恰是当时西方文化虚无的极佳写照。人们不禁深思，难道近二、三百年来光辉灿烂不可一世的西方文化，竟也不能免于灭亡的命运，终将毁于一旦？经历一战的惨痛，欧洲人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救世的良方。
从东方寻找救世良方
1919年，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写信给印度诗人泰戈尔，信中他心情沉重地指出，欧洲文化的弊病已经十分深重，如果不汲取东方文化的精髓，不将东西文化融于一炉，就不足以言自存。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到达西欧参观，当梁启超向西方友人说起孔子、老子等中国传统思想时，那些友人听后都跳了起来，埋怨他“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给他们，真有些对不起人”。
一战后，在欧洲人中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热、中国文化热。在这股热潮中，西方人发现，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最好的拯救良方莫过于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他们发现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道法自然”的处事原则、“无为而治”的行为方式，对弥补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失落和强权意志，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由此老子思想在西方真正热了起来。
当时很多西方学者到中国来寻找失落情感的归宿和医治西方文化弊端的药方，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在1919年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提倡的礼让、和气、智能、乐观的人生之道远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学习中国的道德哲学。而西欧的民众尤其是青年，纷纷组织团体来研究老子思想，像德国当时著名的组织“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鸟”就以老子为精神领袖，其行事一切以老子哲学为依归，追求道家的境界。一些社团在章程中写道，德国的青年深受组织的束缚，拘束自己的创造精神，因此现在要以老子为导师，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权利和无条件的自由。1919年，德国诗人科拉邦德写了一篇《听着，德国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号召德国人应当按照“神圣的道家精神”来生活，要争做“欧洲的中国人”。
老子的思想由此在西欧影响广泛，当时有位名叫魏时珍的中国学生到欧洲留学，发现大学的教授十分热衷于与他探讨中国文化。一位姓陈的中国学生在欧洲旅行时，发现在一所乡村中学里，老师向学生讲授“无为而治”的道理，并盛赞老子学说比孔子学说深奥。当时老子成为欧洲人心中最知名的中国人之一，不少家庭都收藏有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对于老子的崇拜，在战败国德国体现的尤为明显，战争的失败使德国民众对西方文化弊病有着更深的切肤之痛。而老子的思想就像一剂清醒剂，直接指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深受德国青年的崇拜，当时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现在的青年人却带一本老子的《道德经》。”
几百年来，《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涉及17种欧洲文字，在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由此可见老子及其思想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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