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命的秦朝,黄河三角洲出现了两位重要人物,一是茅焦,一是伏生。茅焦临汤镬而不惧,直面秦始皇淫威,凛然诤谏,终致始皇感悟,拜为上卿,贤名远播。与之相比,伏生虽无高行令名,但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却更为深远。伏生名胜(按:众多史籍均作字子贱,谬也),山东省邹平县韩店东言李村人。秦时即为博士,是当时的大儒。秦亡,以教授生徒为业。汉文帝时,伏生受诏传《尚书》,饮誉朝野,此后形成尚书学之大观。
伏生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家学的渊深与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其先祖,多圣人或得圣人衣钵。《字诂》:“孔子弟子宓子贱为伏羲之后,而汉伏生又子贱之后。宓伏同音。”众所周知,伏羲氏乃中华人文始祖,宓子贱治单父鸣琴不下堂,孔子称之为“君子”。伏生家学根底深厚,立志笃学,进德修业,终成大家。战国以来,齐鲁大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度成为文化轴心。伏生故里正处在这社会大动荡、思想大碰撞、流派大纷争、学术大分野的有利位置:北近孙子故乡,东南靠近学术高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乃战国时各学派荟萃中心,淳于髡、鲁仲连、荀子等著名人物都曾在此讲学;伏生生活的年代距离学宫的鼎盛期相隔不足百年。西南与圣人之乡相去不远,加之伏生勤奋好学,成为一代大儒宗师在情理之中。
伏生何以独传《尚书》,这也是有他的考虑的。比较各学派的优劣高下,孙子“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核心理念在秦国势如破竹并吞八荒的大势下难以成为主导思想;老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理念在战国时代已经“落伍”,墨家“非攻”、“尚俭”的政治理念此时也与潮流格格不入;名家“白马非马”的逻辑很难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法家的严刑峻法则与自己的家学传统相隔甚远。只有儒家学说博大精深,最合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在儒学博大体系之中,“诗三百”虽然“思无邪”,若直接作用于治国理政恐怕效果不大;孔子对《易》爱之甚深,但是《周易》过于玄远,当国者难以直接据此横扫六合,君临天下;而孔子一生想要恢复的周礼早已崩坏,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即将诞生的全新的封建大帝国;《春秋三传》记录的也无非是周天子大权旁落,各诸侯国蚕食鲸吞,奴隶制大厦将倾的破败史,很难引发那些帝国梦者的兴趣;而作为记录上古历史的书经正好成为治学的首选,即便是秦王嬴政,也不能不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的文治武功所折服。正因为如此,“古文”虽难,却难以阻止伏生对《尚书》的探索精研,“尧典”、“舜典”、“大禹谟”的泓涵演迤,“周盘”、“殷诰”的诘屈聱牙,都成了伏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乐趣所在。经过长期刻苦勤奋的学习探究,伏生终于领悟了《书》中无限风光,了然其深远旨趣,成为儒中翘楚。
但是,秦始皇在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后,诏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随后诸生连相告引,460余人皆坑之咸阳。秦始皇焚书坑儒,学士纷纷逃散,天下为之怵惕。伏生临危不惧,壁藏《尚书》,流亡他乡;秦灭汉兴之后,他求其《书》,以教于齐鲁之间。经过这场变故,散失本经数十篇,独得29篇以传授,至年90,晁错往受之时,伏生了然于胸,不执经而口授之。在风雨如晦杀机四伏的特殊时期,伏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惧杀身之祸,使得一部记录中华三千年历史的典籍逃过了始皇焚书的烈焰,得以流传下来,可谓其功厥伟。
伏生继往开来,专心治书,并将其作为家学世代相传,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伏生女羲娥传《尚书》,其孙以治《尚书》征辟,五世孙伏理以诗授成帝,《齐诗》因有伏氏学。六世孙伏湛官大司徒,七世孙伏隆官光禄大夫、伏咸亦明经,历九卿,家世多为博士……伏氏一门堪称家学深厚,人才济济。更难能可贵的是伏生开尚书学之先河,后世研究此学的学者不绝如缕。唐人陆德明专门收录编辑了伏生后学传承情况。《新唐书》载书类25家33部306卷,《宋史艺文志》载书类60部802巻,《明史艺文志》载书类88部497卷,清代在《尚书》研究方面更是蔚为大观。由此,承仰伏生所辟《尚书》研究,使之成为如此强力的大磁场,凝聚学界精英智慧,打造出中华文化知名品牌,为人类文明积火传薪。
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历数了这一典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几,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巍巍荡荡,无得而称;郁郁纷纷,于斯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埀法将来者也。”此言亦道出了伏生治学之宗旨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巨大贡献。如果说孙子是黄河三角洲这块土地上巍然矗立的兵学珠峰,那么伏生则是璀璨夺目的文化北斗。今天再读伏生,一位蔼然长者的音容仍历历如在目前,他开创的伏学文化如汩汩潺湲的清流浸润着我们的心田,使人如沐春风,受益良多。
出处: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