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

从“宏大叙事”到“私人记忆”

十年前，借重刊《中古文学史论》之机，我谈论“南渡意识”之于这部名著产生的意义：“四十年代漂泊西南的学者们，普遍对六朝史事、思想、文章感兴趣，恐怕主要不是因书籍流散或史料缺乏，而是别有幽怀。”七年前，我专门撰文，推介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重提陈岱孙对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的总结，以及冯友兰关于西南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表彰。五年前，我从吴宏聪先生赠我西南联大照片说起，提及我先后问学的几位导师均出身西南联大，这一点对我的学术经历影响极深。两年前，我以钱锺书刻画“三闾大学”的《围城》和鹿桥描写西南联大的《未央歌》为例，讨论抗战中不同类型的大学想像——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今年四月，春暖花开时节，我在云南大学做《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涉及西南联大处，我引证了冯友兰的自述、吴宓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冯宗璞的小说，还有四位老学生的回忆录——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

十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那早已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到底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总感觉魂牵梦萦、意犹未尽，有些珍贵的东西藏在那里，等待你去开掘。近日读吴宏聪先生《学术自传·八十自述》（《吴宏聪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令人难忘的是学风，最值得珍惜的是师缘。”从1946年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学生们自发刊行《联大八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学生出版社出版），到四十年后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始终以“师生情谊”为主轴。的确，大学校园里，师生永远是主体；可炮火纷飞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另有一番滋味。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像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西南联大七十周年，很多人“有话要说”，与诸多高屋建瓴的论述不同，我选择了“限制叙事”策略——从我先后追随过的三位“联大校友”的眼光中，以及他们对各自师长的追忆里，触摸那日渐变得遥远而神奇的大学。之所以如此抛开大路，另辟蹊径，最大的理由是，我最初对这所大学感兴趣，本就不是缘于专业考量，而是导师们“世说新语”般的闲话。

作为我在中大念硕士和在北大读博士期间的导师，吴宏聪先生和王瑶先生对我的治学乃至人生道路有很深的影响，这点几乎不必论证；季镇淮先生则不一样，我并没有真正跟随他读过书，可他是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故也常有拜谒请教的机会。吴先生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王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七七事变”后辗转各地，1942年9月在西南大学正式复学；第二年考入研究院，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前夕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季先生1937年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41年考入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1944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情况有点特殊，我将另外撰文论述；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季镇淮（1913－1997）、王瑶（1914－1989）、吴宏聪（1918－）三位导师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谈论他们各自的导师闻一多（1899－1946）、朱自清（1898－1948）、杨振声（1891－1966），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像的。

我当然明白，这样来谈西南联大，只能是“冰山一角”，可对我以及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师生之情与同窗之谊

作为及门弟子，闻、朱去世后，季镇淮和王瑶分别撰文，追忆、缅怀、表彰先师的功业，可谓不遗余力。除编著《闻朱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在《来之文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和《来之文录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季镇淮还有6篇谈论闻一多、四篇谈论朱自清的文章。《闻朱年谱》乃合并为编全集而作的《闻一多先生年谱》和《朱自清先生年谱》而成，曾得到了朱自清、浦江清、吴晗、陈梦家等联大教授的指点，虽因当初资料所限，不免略显疏阔，但面目清晰，是很好的入门书。王瑶在闻、朱两位先生去世后，曾多次撰文，后集合而成《念朱自清先生》《念闻一多先生》这两篇既包含珍贵史料，又神定气闲的好文章。

吴宏聪先生1942年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未读研究生，而是留在系里当了一名助教。吴念书时以及工作中，虽也与闻、朱有接触，但交往毕竟不是很深，故日后谈论闻、朱，多采用“论述”而非“追忆”的姿态。在《闻一多的文化观及其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的《后记》中，吴先生谈及此书为何如此命名，理由很简单：“本书收入有关闻一多先生的文章较多。”但此说其实不成立，全书收文十八则，六篇谈鲁迅，四篇谈闻一多，为何不是“鲁迅的文化观及其他”？可见，隐约之中，还是显示了某种“师承”。吴先生谈闻一多、朱自清的文章，确实不如王、季二位精彩；但其表彰杨振声之文，若《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杨振声先生在联大二三事》、《忆恩师杨振声先生》等，值得充分重视。因为杨不像闻、朱，一直笼罩在圣洁的光环中，而是多少已被世人遗忘。正是由于萧乾、孙昌熙、吴宏聪等老学生的再三追忆，杨振声先生才重新得到学界的关注。

王瑶先生去世，季镇淮先生撰文《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王先生、季先先后去世，吴宏聪先生撰文《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王瑶和他的世界》）、《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季镇淮先生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所有这些文章，毫无例外，都从当年西南联大的生活说起，尤其是如何同堂听闻、朱等教授讲课，那是他们永远的“共同记忆”。记得王先生去世，季先生曾写挽诗，前四句是：“烽火遍华夏，滇南始识荆。感时崇大德，积学绘群英。”

不管是追忆师长，还是悼念同窗，谈得最多，谈得最好的，都是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在这一意义上，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可谓密不可分。在我看来，这里有私交，但更多的是公谊。无论为人还是为学，师长们均“和而不同”。虽说闻、朱从来相提并论，但两位先生的性格和才情大有差异，这点学生们看得很清楚。

晚年的朱先生，尽心竭力地搜罗亡友遗文，去世后，王先生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张纸条，是入医院前写的，告诉大家他又发现了四则闻先生的遗文，希望将来能编进全集里。在《念朱自清先生》中，王先生称：“在生前，闻先生和朱先生的私交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么深，他对于闻先生《全集》的编纂，照着闻先生的遗志来计划清华中文系的系务，都并不只是为了私谊。”（《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3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课余时间，私下里“品鉴”自己的老师，那是当学生的特权。季先生在《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中，描述当年清华文科研究所的情况：“所有三间正楼房，为大家读书研究之用，各有一张长方形书桌。我注意闻先生每日伏在桌子上用功时间最长，朱先生生活最有规律，每日早起要用鸡毛帚打扫几处，书桌最干净，不堆书。闻、朱两位先生隔一张书桌对面坐，他们看书或写作之间，亦偶然休息谈话。”（《来之文录》438－439页）作为研究生，王、季二位与闻、朱多有接触，对他们的性情及交谊的了解，当比我们这些只靠书面材料写文章的来得贴切。在他们看来，一个是“任何小事都不随便，每样用具都有一定安排”，另一个则主张“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各有各的风雅。

作为导师，闻、朱又是如何在生活以及学术上关怀学生的呢？不妨先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闻一多全集》第12卷里的四封书札说起。1941年10月24日，闻一多致信校长梅贻琦，推荐季镇淮当研究所助教：“季君本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系，成绩卓异，近复投考本校研究院，并以最优成绩录取本所。研究所半时助教一职，以君当之必胜为荷。”（373页）1944年7月18日，闻一多再次致信梅贻琦，称季镇淮研究院毕业初试及格，目前只用助教名义，“一俟正式毕业，则宜升为教员”（389页）。另外两封给梅贻琦的信，则是推荐王瑶接替季镇淮，作为研究所的半时助教（390页、396页）。这四封信，似乎只是事务性的公文，没什么了不起。可季先生晚年多次谈及，他在联大念书时，生活十分窘迫，如果不是闻先生再三给他争取经费，根本无法念下去。这才让我们意识到，那位如火如风的大诗人，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

至于师生之间学问上的交流，更是让今人感慨不已。1948年6月，王先生在清华园寓所为《中古文学史论》撰写《自序》，提及：“在属稿期间，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的启示和指正非常多。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中古文学史论》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将近四十年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决定将季镇淮所撰闻、朱二位先生的“年谱”合刊，季先生当即称：《闻一多先生年谱》经朱先生“提供资料，并审阅二次，有所指正”，为保存先生“指教手泽和历史面貌”，重印本不做增删修改（《<闻朱年谱>后记》）。

闻一多先生与弟子间的教学相长，或曰“良性互动”，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七十二”》一文前面，闻先生写了“识语”，称“这可算作一次‘集体考据’的实例罢”——先是季镇淮提交读书报告，导师肯定选题有意思，让“对汉代思想极感兴趣的”何善周参与讨论；接下来，三人分头搜寻资料；最后，由闻一多将文章写成，“一方面容纳了新得的材料，一方面在几点上作了些进一步的分析”。即便如此，闻先生还是强调，此文“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见，还是镇淮的”（《闻一多全集》1卷207页，三联书店，1982）虽有如此“肇始之功”，季先生从不将此文入集，对此，弟子夏晓虹有过很好的阐释：“这段文章因缘感动我的，既有导师对学生的尊重，也有学生对导师的爱戴。今日学界所向往的‘前辈风范’，我想也应该包括这种师生间投缘的默契吧。”（《几代人的事业——季镇淮教授谈文学史》，《季镇淮先生纪念集》249页）

“新文学”教学之披荆斩棘

谈联大教授，闻、朱二位声名显赫，可谓“无人不知”，为何我还要添上一个杨振声呢？大约十年前，我偶然撰文，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杨振声，没想到吴宏聪先生读了很Ji动，再三跟我提及此事，说是公众以及学界漠视杨振声先生的贡献，实在太不应该。这才引起我对这位“五四青年”的真正关注。

作为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的学生之一，杨振声日后写了好几篇谈论五四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刊于1954年5月《人民文学》上的《回忆五四》），再加上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当时颇受欢迎，学界一般将其作为作家来看待。其实，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的杨振声，1924年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其在现代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大学教育——尤其是在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时期推动新文学的教学。

当过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校长，抗战时曾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抗战胜利后飞北平接管北京大学，很明显，杨先生有相当强的行政能力，但也随时准备回来教书。我关注的是，其一直推动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

谈到新文学之走上大学讲堂，我们一般推崇朱自清的工作，尤其是1982年王瑶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发表后，更是如此。不错，1929年的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是了不起的创举；可背后的“推手”，其实是文学院长杨振声。先有杨先生“领导中国文学系走上一个新的方向”的决心，而后才有朱先生的新文学课程。照杨先生的说法：“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3卷5期，1948年10月）而这一主张，得到了老同学朱自清的大力支持。很可惜，不久杨振声就当青岛大学校长去了，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任，只能由朱自清独力承担。

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上，系主任朱自清称：“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朱自清全集》8卷405－40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作为选修课，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一直到《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6－1937年度）》，都还保留着；可“门虽设而常关”，1933年以后，朱先生已意兴阑珊，不再开设这门课程。原因是，“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向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王瑶全集》5卷60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到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朱自清日记中，常常出现老同学杨振声（今甫）的名字，借此我们可以印证杨所参加的诸多活动，如组织《文学杂志》、编撰教科书、设计教学大纲等。1938年11月21日朱自清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

今甫对中文系很感兴趣，他想把创作训练作为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之一。但这个计划不会成功的，他对此提出不少想法，我不愿同他争辩。他想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一年级的作文课，我只好同意。（《朱自清全集》9卷56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对于新文学的教学，朱先生确曾投入很大的精力，可西南联大时期，他已Ji流勇退了。这一点，查西南联大历年各院系学程表，可以看得很清楚。按照时间顺序，闻一多先后开设的课程包括“诗经”、“楚辞”、“尔雅”、“古代神话”、“唐诗”、“周易”、“乐府诗”、“庄子”；朱自清开设的课程有“宋诗”、“陶渊明”（“陶诗”）、“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散文研究”、“文辞研究”；至于杨振声先生，最常开的课程则是“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和“现代中国文学”，此外还有“陶谢诗”、“汉魏六朝诗”、“文学概论”、“传记文学”。由杨先生介绍到联大教书的小说家沈从文，早期主要讲授“各体文习作”和“中国小说”，1944－1945年度才接手讲“现代中国文学”（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卷117、149、175、205、135、270、305、338、373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换句话说，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

至于杨振声先生讲课的策略以及效果，不妨看看以下两则资料。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先生病逝于北平，十二天后，同在北平的杨振声先生撰写《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以此特殊方式向老朋友告别。文章不长，但论说精到，很有分寸感，尤其是下面这段话：“最后，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的那末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孙昌熙等编选《杨振声选集》327－3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这段文字很能代表杨先生文学批评的特色，注重文本细读，而不是宏观论述，下判断时冷静、准确、细密。

萧乾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中，曾谈及1929年杨振声在燕京大学讲“现代文学”时的情景：“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象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此文作为“代序”，收入《杨振声选集》）。这种注重个人品味而不是理论概括的阅读思路，与他日后编教科书，以及在西南联大主持“大一国文”，十分吻合。

毫无疑问，这种以鉴赏为主的课程，在讲究考据功夫的中文系不会被看好。可学生不一样，对此课程评价极高。吴宏聪先生这样描述了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教“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的细节：“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忆恩师杨振声先生》，2004年3月19日《现代教育报》）“让大家自由讨论，然后先生再针对同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议论开去，做个总结”，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美国大学的教学方式。杨先生留美时学的是教育心理学，不是文学，但如何教书，道理是相通的。或许，正因为念过教育学和心理学，才知道如何营造课堂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这样的课并不好上，更何况批改作业时，“有时为了示范，先生还替我们加上几行”。可惜的是，杨先生的讲稿没有留下来，我们难以体味其讲授“现代中国文学”的精华。

西南联大教授中，喜欢新文学的不只杨振声一位；但在我看来，杨先生的大力提奖以及身体力行，无疑是新文学在大学课程中立定脚跟的关键。另一个弟子孙昌熙，在《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追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接受恩师杨振声（今甫）教授教诲的日子》（《泰安师专学报》1989年2期）中，满怀Ji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中国新文学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或者说‘打天下’，是胜利的。那标志，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断涌现。”（参见季培刚编著《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293页，黄河出版社，2007）

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

西南联大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件，实在是太多了。这里专挑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是因其最具戏剧性。

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杨振声撰写了《北大在长沙》，其中有曰：“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自长沙徒步至昆明的旅行团了，除女生及身体不适于长途旅行的男生外，学生自愿参加者共有二百四十四人。教员方面参加者也有黄钰生、李继侗、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诸先生。”（《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览》，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参加旅行的，不只244人，当初的计算有误；至于教员走完全程的，实际只有闻一多等三位。

闻先生本人对此非常得意，在1946年的谈话《八年的回顾与感想》（际戡笔录）中曾提及这次旅行，称途中虽有虚惊，但未遭劫，原因是：“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野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甚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三联版《闻一多全集》3卷547－548页）弟子季镇淮的《闻一多年谱》以及《闻一多先生事略》中，对此次旅行的记载非常详细，这固然有闻先生的书信以及马学良《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等文章可参阅，但其中许多细节描写，很可能属于作者本人的观察与记忆。因为季先生也走在旅行团的队伍中，而且写了相当详细的日记（因没得到授权，不便转述或引用）。闻一多先生1938年3月12日给父母亲的信，还有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所收诸多当年学生的日记及回忆，都提到沅陵遇雪滞留近一周的事，但《闻一多先生年谱》所言“沈从文先生时居沅陵城内，为先生等‘设宴洗尘’”（季镇淮《闻朱年谱》35页），未见其他记载，很可能是来自传主的亲口讲述。

湘黔滇旅行团的这次长途跋涉，历时68天，途中多有艰险。而闻一多先生3月12日给父母信中，以轻松的口气谈及：“至投宿经验，尤为别致，六日来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馆可住，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4月30日给妻子高孝贞信中，更是兴高采烈：“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过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见《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288页、290页）读这些书信，很可能以为是太平年代轻松有趣的“远足”，而难以想像那是“生死抉择”。据说，杨振声在队伍出发时称：“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到了昆明，老友相见，闻一多反唇相讥：“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参见闻一多1938年4月30日给妻子高孝贞信）。

对于闻一多等人的千里跋涉，杨振声评价极高：“从此他们深入民间，亲身接触各地的风土民情，亲眼看见各地的民生疾苦，亲手采集各处的科学标本。他们在路上共行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为时七十三日。于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昆明。我们在昆明拓东路又以骄傲的眼光去迎接他们。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脚皮磨厚了；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吃苦的本领加大了，精神也更饱满了。就这样的，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页。”（《北大在长沙》）杨先生的总结极有道理，此行不仅仅是增加见闻，更重要的是磨炼意志，走过苦难的大地，理解生活的艰辛，对日后做学问或搞政治，都大有帮助。还有一点就是，行军途中闻教授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先生的“少年意气”，以及善于与青年学生对话与沟通。

王瑶先生曾说过：“闻先生在联大，是同学中最受欢迎的教授，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感情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408－409页）王先生关注的，是闻先生晚年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我则将此“意象”延伸，作为其性格以及气质的一个重要特征来把握——善于与年轻人打交道，湘黔滇旅行时如此，昆明街头演说也一样。

1946年7月，联大学生编辑出版《联大八年》，此书分“历史回顾”、“联大生活”和“联大教授”三部分。第一部分收闻先生二文，第三部分则包括《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闻一多先生事略》和《教授介绍》（共102位）等四篇。你可以想像，西南联大学生们对于闻一多先生的崇敬。《闻一多先生事略》被朱先生选定，作为1948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的卷首；而《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则进入中学课本，流传更加广泛。

同样具有“磁性人格”，胡适对教授很有吸引力，而闻一多无疑更适合学生们的口味。“这年头愈是年青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八年的回顾与感想》）你可以说，闻一多先生此类言论，过于“诗人气质”，缺乏“政治智慧”；但作为教授，平日里埋头书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与学生站在一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导师”。更何况，世界是属于年青人的，“历史”也将由昔日的年青人、日后的老专家来撰写。
政治与学术的纠葛

闲来翻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发现第三卷有《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历届毕业学生论文题目及导师》（107－111页），于是突发奇想，想看看我的导师们当年的论文题目。1940年度，季镇淮没有撰写论文，原因是“本年度因轰炸甚烈，图书疏散下乡，停作论文一年”；1941年度，吴宏聪完成毕业论文《曹禺研究》，指导教师为杨振声、沈从文；1942年度，王瑶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指导教师为朱自清、闻一多。同书还有《清华研究院历届毕业生论文题目一览》，其中包括1946年通过的王瑶所撰《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471页）。

原本以为，当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差，研究生毕业应该是“因陋就简”；真没想到，论文答辩的场面竟是如此“郑重其事”。在湖北版《闻一多全集》和江苏版《朱自清全集》中，收入两封有关王瑶论文考试的书信。先是1946年1月29日，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提及定于2月15日举行初试，初试范围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后有1946年4月4日，导师朱自清给校长及教务长公函，商定“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毕业论文考试”事，时间定于本月12日下午3时，地点在办事处，题目系《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考试委员除本校中国文学系全体教授外，拟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四卷，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包括罗庸、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杨振声、浦江清、唐兰、游国恩、许维遹、陈梦家十一位；至于另外聘请的考试委员汤用彤是哲学系主任，彭仲铎是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冯友兰是文学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吴晗是历史系教授。如此庞大、庄严、豪华的论文答辩阵容，今天想来，简直不可思议。

王瑶先生的研究所毕业论文，日后经过改写，成为一代名著《中古文学史论》。对此，季镇淮先生很有感慨。在《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中，季先生谈及西南联大时期的王瑶：“1946年上半年，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论文。这时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内，或在东郊的龙头村、司家营，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但据我所见，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在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而写成之后，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中古文学史论》似的成绩，我不知还有什么人的著作。就这点说，王瑶学长的研究生论文是卓越的，独高一等的。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没有听他夸过口，只见他有信心地在写。”（《王瑶和他的世界》19页）王先生之所以与众不同，在联大师长物质生活艰苦、政治热情高涨的环境下，仍然坚持著书立说，与导师朱自清的严格要求有关。

据清华文科研究所的同学何善周回忆：“朱先生‘课书’很严，定期给昭琛指定参考书，限期阅读，要求作札记，定期亲自答疑，并提出问题令昭琛解答。师徒二人还常对某一个问题交谈讨论。昭琛在解答问题中时出新意，朱先生极为赞赏。同时，朱先生还在联大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曾有一门课程只昭琛一人修习。朱先生如同上大班课一样，站在讲桌后面讲解（在西南联大只有陈寅恪先生坐着讲课），昭琛坐在讲桌前面听讲。师徒相对，朱先生一直讲解两个小时。”（《怀念昭琛》，《王瑶和他的世界》31页）如此严加督导，使得王先生在同窗好友中，学问功底比较深厚。

至于这师徒二人一讲一记的美妙场景，在季镇淮先生的笔下，更具戏剧性：

1942年暑假后，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一门新课程。这是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王瑶坐在前面，照抄笔记；我坐在后面，没抄笔记。”（《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来之文录》433页）

季先生的这段追忆，主要是为了凸显朱先生教学态度的认真，而我则从中读出了两个学生的不同神情。

熟悉王瑶和季镇淮两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们性格迥异。王先生叼着烟斗，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笑，似乎更得闻一多的神韵；而季先生温文尔雅、沉默寡言，接近朱自清的风格——可要说师承，恰好相反。西南联大时期的季镇淮，风华正茂，志向高远，这从其听朱先生讲课时不屑于记笔记可以看出来。闻先生很爱护学生，师徒之间，更多精神的契合，而不是学业的督促。加上经济窘迫，季先生虽选择了论文题目《魏晋以前观人论》，也通过了结业考试，却未能完成。感愤于闻师的被暗杀，季先生回北平后，以笔代枪，借古讽今，撰写了若干融魏晋学术与现实人生于一炉的好文章。可就是没能像王先生那样集中精力专心著述，将研究生期间的学术积累凝聚成专著，晚年谈及此事，季先生颇觉遗憾。

季先生的这一选择，其实是受到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针对“有些人主张不应该为了暂时的工作而荒废了永久的事业”，已经像一团火一样投身现实政治的闻一多，给青年学生这样的忠告：“暂时的难关通不过，怎能达到那永久的阶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轨道，局势一安定下来，大家自然会回到学术里来的。”（三联版《闻一多全集》3卷549页）可实际情况呢？政治迟迟上不了轨道，为正义理想所感召，冲出书斋的热血青年们，什么时候能“回到学术里来”？

在《闻一多先生事略》中，季镇淮提到，闻先生晚年“恰像一座火山冲破了禁锢的地壳迸发一个出火口，光焰四射”，在走出书斋，发表慷慨Ji昂的演说和杂文之外，还撰写了《说鱼》等多篇专精的学术论文（《来之文录》412页）。而这种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保持强大的张力，像章太炎那样“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是中国读书人的理想境界，也是一个高难度的“自选动作”，不是每个人都学得了的。或许，书生报国，有情怀，知进退，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物质与精神之张力

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时也许多有抱怨，今日看来，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蒋梦麟在《西潮》第三十章“大学逃难”中曾说到：“校内许多建筑都被炸毁了，其中包括总图书馆的书库和若干科学实验室。联大的校舍约有三分之一被炸毁，必须尽速再建。但是敌机的轰炸并没有影响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们都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刻苦用功，虽然食物粗劣，生活环境也简陋不堪。”（《西潮》20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西南联大生活环境之“简陋不堪”，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几十年后的回忆文字，其实不及当时的“现场记录”可靠。读档案，看照片，那真是触目惊心。

抗战中后期，物价飞涨，联大教授生活困难，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闻一多的“挂牌治印”。浦江清为此撰写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发起人有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等十二位联大教授。关于这个故事，还必须补充三条材料，方能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第一，不仅闻一多治印有“润例”，联大教授成立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文学院长冯友兰也被列在卖字的行列——“可是生意不佳，我的卖字始终没有发市”（《三松堂自序》348页，三联书店，1984）。第二，1945年3月，朱自清等29人联合提出“文章演讲润例”，要求“稿酬先惠，定时取稿，演讲报酬亦须先惠”。第三，同年2月，西南联大师生发起援助贫病作家募捐，所得款项中，包括闻一多治印义卖款11500元（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546页、5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虽然在这样的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联大师生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冯友兰《三松堂自序》348页）不妨举一个例子，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了不负联大的期待，长途跋涉，历时177天，穿越八省，从上海来到了昆明。1945年11月23日，星期一，浦江清在朱自清的陪同下，来到清华文科研究所所在的龙头村。下面这段文字，是他在《西行日记》中对于研究所生活状况的描述：

所址仅一乡间屋，土墙，有楼。中间一间极宽敞，作为研究室，有书十余架，皆清华南运之旧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被毁之劫。书桌八，闻、朱、许、何善周（助教）、朱兆祥（助教）、范宁（研究生）、刘功高（助教，女）、另一哲学系研究生。余来，刘功高搬至楼下。卧室则在两厢房。闻及其眷属占其一，朱、许、何占其一，余来乃在室中加一铺。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据云每月包饭费四百元，且由校中贴些茶水费，否则要五百元云。（《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9页，三联书店，1987）

　　在如此艰难环境下，继续做学问，且大有斩获，这实在是个奇迹。以人文学科为例，若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朱自清、王力、罗常培，历史系教授陈寅恪、钱穆、雷海宗、吴晗，哲学系教授汤用彤、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外文系教授冯至等，这一时期均有传世之作。

西南联大之值得永远怀念，除了有形的著述，还有什么呢？1948年，冯友兰在《文学杂志》3卷5期发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我想把这段话略为引申开去——其实，放长眼界，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初刊《新文学史料》1986年1期的《昆明往事》，开篇处，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冯承植、也就是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想象力，写下了这么一段Ji动人心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冯至全集》4卷34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或许，这段话可以作为无数“联大人”的心声来解读。

2007年11月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附记：西南联大的历史，一般从1937年9月算起，可正式上课的时间是11月1日；而今年的11月25日，中山大学中文系将为老系主任、西南联大校友吴宏聪先生做九十大寿。作为弟子，我公私兼顾，既谈我的导师，也谈导师的导师，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