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艺术精神比较

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不仅仅局限在哲学、历史方面，还涉及到审美意识和艺术方面的一些区别，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几乎是从根子上所不同的格局。所以，今天的讲座我想主要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谈谈我对中西艺术精神的思考。

“温柔敦厚”与“静穆的哀伤”

中国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时候，感觉到怡然自得，就像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但是希腊人完全不同。他们在大自然中，一方面有种回归到本性的狂欢，这点和东方有相通之处；但是，同时也感受到一种个体意识的痛苦，要从里面升华出阿波罗精神来。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西艺术精神的结构。从中西方艺术——比如油画和国画，歌剧和京剧等方面——各自的风格来看，中国艺术精神及其审美理想，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温柔敦厚”。这样说也许有点以偏盖全，但我这里所指主要是一种艺术理想。中国的一种最理想化的、达到最高理想境界的作品通常体现出“温柔敦厚”的艺术风格。而西方艺术（主要是指古典艺术，即代表西方传统的艺术）的理想可以用黑格尔的描述来概括它：“静穆的哀伤”。“静穆”是安静，但是很肃穆的意思。西方的艺术是静穆里透露出一层淡淡的哀伤，这是西方古典艺术达到理想极致的一种风格。

中国艺术理想“温柔敦厚”里面有一种儒道互补的结构，也即，涵括了儒家主张“入世”、“健动”的动态和道家主张“虚静”、“无为”的静观。这里体现出中国文化传统心理中把个人融化于群体，或者说融化于自然的一种倾向。我们观看那些“温柔敦厚”的作品的时候，感觉到的就是个体完全融化于群体或者自然之中，温情脉脉，有一种融化感。

这里，我想对“温柔敦厚”的“儒道互补”结构作一番分析。就是作为中国艺术的理想，它分为两个不同层面的态度。第一个层面是政教的态度，“温柔敦厚”有一种道德评价。你讲一件艺术品，比如一首诗“温柔敦厚”的话，里面包含着一种道德评价，是一种政教的态度。这是中国艺术精神自先秦以来一脉相承的态度，在中国艺术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其间贯穿着这样一种政教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乐通伦理”、“文以载道”。比如说《诗经·毛诗序》里对于诗歌的主题就有如此的界定：“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经》就是这样一种主题。孔子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说，《诗》三百篇的那种情感和情调都是“无邪”的，即在道德上是非常纯洁的。我们去阅读《诗经》，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虽然这其中也有些哀怨、矛盾、冲突，但总的来说其风格都是非常敦厚和温柔的。所以对于自然万物，中国艺术精神总是忘不了有一种道德评价。例如中国人在审美方面经常喜欢用玉来打比方，“君子比德于玉”，就是一种道德评价。中国人对自然界万物的评价之中，对于玉是最为珍视的和最珍贵的。所谓“冰清玉洁”。凡是中国人的审美理想中都有一种把玉推崇到极高境界的倾向。有人专门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研究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玉。其实，玉的价值算起来并不如钻石，西方人非常重视钻石。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却相反。中国人对于玉的评价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评价。

这种思想在儒家是这样，在道家来说也是如此。玉在道教徒心目中也是具有很崇高的地位的，他们的头饰、腰带上都镶嵌着玉，只是道家对于“道”和“德”的理解和儒家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对于人的德性均是很看重的，而且把艺术看作是对人道德的一种熏陶方式，或者说是看作一种做人（成人）的方式。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和乐都是最后导致成人的。中国有所谓“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画如其人”或者“字如其人”这样的说法，实际上都包含有一种政教的态度在里面。也就是说，通过诗歌、艺术、审美等，可以使人获得一种修养，在人性方面获得一种丰满。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就是一种“静观”的态度。政教的态度是动态的，是“移风俗、美人伦、成教化”的，就是要培养人向善，把人熏陶为真正的君子。“静观”的态度表现为中国艺术标榜的那种理想：清高、脱俗、质朴、天真，中国艺术特别推崇这样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状态。例如《庄子》中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道家强调素朴、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认为这是万物之本。佛家和道家在这方面是相同的，比如司空徒对于诗的赞誉有“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这样的描述，都是达到了美的极致。儒家也是这样，比较强调静观、强调内心平静且没有冲动，如孔子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还有“怨而不怒”。“乐而不淫”是说快乐但不放纵，“哀而不伤”是悲哀而不到伤神的地步，“怨而不怒”指你埋怨可以，但是不要愤怒。强调要把握好“度”，“中庸”，“中和”，这是“温柔敦厚”的要求。

所以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他们都是崇尚于“静”，强调内心的平静。以静为美，达到了它的极致就有它的表现。儒家的“静”是一种“温静”，这是从儒家的“中和”的伦理观得出来的，认为美的极致就是一种“温静”；道家的“静”是一种“虚静”，这是从道家的“天道无为”的自然观得出来的；佛家从“空寂”的人生观得出来的“静”是一种“寂静”。我将其称为儒、道、佛的“三静”——温静、虚静和寂静。三家均体现出一种静观的态度，这种静观的态度和政教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和精神，这就是温柔敦厚。

西方艺术精神，我们讲它是“静穆的哀伤”。这里面也有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是尼采通过他的慧眼，通过他对于古希腊文明的追溯而发现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称狄奥尼索斯精神。狄奥尼索斯就是古希腊酒神的名字。“日神精神”就是阿波罗精神，阿波罗是古希腊的太阳神。这两种精神形成了古希腊艺术的理想：静穆的哀伤。

我们说“酒神精神”是动态的。酒神，很形象，喝过酒后狂歌乱舞，躁动不安了；“日神精神”是静态的，是梦幻式的。“酒神精神”就是把自然纳入到人的个体里面。古希腊人在祭祀的时候要喝酒，喝过酒后就狂歌乱舞，冲破一切道德伦理对人的理性限制。直到今天，西方人一到狂欢节，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酒神精神，那就是打破一切限制，带上假面，改变形象，到处游行，装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形态。在古希腊他们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拥抱大自然、回归大自然，返回到他们本能的生命冲动。“酒神精神”状态经常也就是大群人在一起狂欢，干出种种平时人们不敢干的事情，所以酒神的形象是个半人半兽的形象。在这里交织着群体的狂欢和个体的痛苦。群体的狂欢为什么是个体的痛苦呢？因为个体在日常情况下他要守住自己的个体，但是当打破一切伦理界限的时候，个体就解构了。任何人都可以侵犯任何人，个体就遭受到一种解构的痛苦。所以尼采讲在酒神精神中人们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群体的狂欢，回归到大自然。而且通过这样一种个体解构的痛苦，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个体。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个体的时候，他本能地有种要摆脱痛苦的倾向。这种要摆脱痛苦的倾向就是其生命力之所在。所以尼采特别强调有痛苦人们就渴望着拯救，当你意识到个体意识的痛苦的时候，个体的痛苦会逼迫着你寻求某种拯救，由此就呼唤出了一种日神精神。

日神精神尼采称之为梦的精神。梦的原则实际上导致了古希腊人个性原则和个体意识的恢复，个体意识在酒神精神里面被解构了，但是它带来一种痛苦，也就带来一种生命冲动，要摆脱这种痛苦。这种冲动在日神精神里面得到了满足。就是说对于痛苦，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得到摆脱，但在梦幻状态里可以找到自己的安慰，可以恢复自己对于自己个体的一种意识，甚至于可以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神性。人的有限性带来的痛苦在一种梦幻中被扬弃，感觉到自己和神实际上是一体的。这也就是说，阿波罗精神使人在一种梦幻状态中，在一种美丽幻象中来解脱自己，从而把自己的个性树立起来。古希腊神话里的那一个个的形象，都是由阿波罗之神创造出来的，都是一些梦幻的形象。但是那些梦幻的形象都是古希腊人精神的一种体现，没有这样一种个体精神，希腊人就会退回到原始的自然宗教去。就是说在酒神精神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回归大自然的倾向，如果没有从这种痛苦里面产生阿波罗精神，那么他就跟东方（比如说中国）的原始自然宗教没有什么区别了。

中国人在回归大自然的时候，他不会感到痛苦，相反，他会感到一种快乐。当我们中国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时候，感觉到怡然自得，就像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沉醉于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是一种美，而不是一种痛苦，那就是一种自然宗教了。但是希腊人完全不同。他们在大自然中，一方面有种回归到本性的狂欢，这点和东方有相通之处；但是，同时也感受到一种个体意识的痛苦，要从里面升华出阿波罗精神来。这是古希腊人艺术精神与中国人艺术精神很不相同的地方。他并没有丧失掉他的个体意识，而是使他的个体意识更加丰富了，建立起来了。最典型的就体现在希腊悲剧。在希腊悲剧里面，个体具有了神性。因为个体在希腊悲剧里面，由于是悲剧，个体往往遭受到了毁灭，但是通过个体的毁灭上升为神。个体在肉体上遭受到了毁灭，但是在精神上它树立起来了。古希腊悲剧通过个体肉体上的毁灭，表现了个体精神上的崇高，这就是希腊悲剧精神的结构。

希腊的悲剧精神不仅仅表现在戏剧里面，而且也表现在造型艺术之中，特别是在希腊雕刻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希腊雕刻出来的一个个神的形象上面，包括男神和女神，还有人的形象上面，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展现出一种“静”美。酒神精神是动态的，而日神精神是静态的。雕刻摆在那里是静止的，但是它其中蕴涵着某种痛苦。雕像里面可以看出一种痛苦，就是黑格尔所谓的“静穆的哀伤”。为什么有种哀伤？因为它经历了某种痛苦，最终才达到了这样的形象。这是可以看出来的。古希腊雕刻很多都是不描绘人物的眼神的，尽管他们的动作很剧烈，面部却是不动声色。莱辛在评价古希腊雕刻时讲，在剧烈的痛苦里面，人物面部表情是静止的。总的来说，这些雕塑体现出一种静美，里面透露出一种哀伤的情调，透露出要摆脱痛苦的挣扎。

“动”与“静”，大不同

酒神精神里的骚动有点像魏晋狂士的落拓不羁，不受礼教的局限和束缚；但是，并不像魏晋狂士那样超脱、淡泊，不求名利。酒神精神里的骚动是执着于他的生命冲动，表现为他的动作像着了魔一样，像喝醉了酒、中了邪一样，通过这种动作摆脱他的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痛苦。

刚才我们分别讲述了中国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精神的结构，两种不同的结构都是各有一动一静的两个层面。首先从动态的层面来看，中国艺术精神里的动态是被动的。《礼记·乐记》里说的很清楚：“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意思是说人的生性是安静的，虚静的，无为的。“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就是说人的这种欲望和冲动是由于“感于物”而动，也就是外来的事物感动了人、触动了人，人才动。如果没有外来的触动，人心本是静止的。见物伤情、感物而落泪，人受到外物的感染才有一种冲动。而就他的本性来说，是静止不动的。所以我们讲“树欲静而风不止”、“情动于中，故形之于声”，感于物动了以后表现为声音。但是最初是由于外在的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这样，才受到了推动。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动态的方面，实际上它是被动的。

中国艺术精神里也有一种酒神精神，比如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酒喝得越多，诗就作得越好，这也是一种酒神精神。但中国的酒神精神跟希腊的酒神精神不同。希腊的酒神精神是大群人在一起喝酒、集体狂欢、狂歌乱舞，中国的酒神精神是一个人独斟独饮，或者是两三个朋友对饮。所以，中国的酒神精神不是狂欢，而是一种摆脱烦恼，放大心胸，卸除束缚的办法，如孔夫子讲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但是行为都是合乎规矩的。“率性之为道”，率性而为，但是又是按照天道在那里行动。中国道家虽然反对儒家，反对儒家的名教，反对做儒家的君子，主张做飘摇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但实际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写了篇《大人先生传》，反对做儒家的君子的理想人格，而主张飘摇于天地之外。这就被看作是回归自然，“大人先生”是自然人，不是由礼教教化出来的人。所以“与天地为友”，是讲按照天地的自然本性去行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动态结构与儒家对人心的看法一样，还是被动的，它并不是主动地要干什么或执着于什么，最终达到的是一种虚静无为的超然心态。

相比之下，古希腊酒神精神里的动态是一种骚动，是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内在的冲动接近于魏晋时代的狂士。竹林七贤都是“狂狷之徒”、性格古怪的人。酒神精神里的骚动有点像魏晋狂士的落拓不羁，不受礼教的局限和束缚；但是，并不像魏晋狂士那样超脱、淡泊，不求名利。酒神精神里的骚动是执着于他的生命冲动，表现为他的动作像着了魔一样，像喝醉了酒、中了邪一样，通过这种动作摆脱他的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痛苦。他跟魏晋名士不同，魏晋名士如竹林七贤们都是很自得的，有种“乐感意识”在里面。李泽厚先生曾讲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最早西方文化的罪感就体现在狄奥尼索斯的酒神祭上面。自我意识是一种“罪”，如何摆脱这种自我意识的痛苦？没有办法，只有通过这种剧烈的动作来摆脱。所以他们的那种动作带有某种主动追求的倾向。

刚才讲的是“动”的方面。那么“静”的方面，我们刚才讲的中国古代的“三静”———温静、虚静、寂静，它所带来的是一种个体意识的融化，在这种静态里个体意识感到被融化了。所以他对大自然有种旷达的态度，对待人世有种超然的态度。

古希腊艺术里也有静，但这种“静”不是个体意识的融化感，而是群体意识的凝聚感。古希腊也有群体意识，但这种群体意识是凝聚在个体形象之上的。比如说雕刻，每一座雕刻代表一个神，男神或者女神，一种精神凝聚在这个形象之上。神当然代表群体意识，代表一种抽象概念和普遍概念，但是他凝聚在个体的形象上面，给人一种震撼。当你看到这座雕像的时候，你就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个“神”。不仅仅是因为他比一般的凡人要高大和美丽，而且从他的表面神态来看你会感觉出这不是凡人的神态。这是神的神态，但是又体现在人体身上，体现出人体有种神性的超越。

这种不同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可以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自由感里面找到答案。中国人何时感到自由的呢？就是当我们把自己融合到自然界和社会关系时，我们就感到自由了。老庄的自由感就是你和大自然合而为一，没有任何责任和负担，你就是大自然，大自然也就是你，你就感到自由了。所以它是个体意识的融化感。儒家就把个体融化在群体里面，融化了，你就感到自由了。孟子讲“独乐乐，众乐乐，孰乐？”你把自己融化在群体里面，集体主义的快乐是最快乐的。所谓“天伦之乐”，融化于家庭和家族之中，那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中国人的这种自由感虽然也有个体意识，但是这种个体意识是通过融化在群体意识里面体现出来的。我把它称为“以无个性为最高的个性”。一个人完全没有个性就是最高的个性，他以群体的个性作为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就很大了，你把自己放大了，你把自己的“小我”放大成了“大我”。这个“大我”就是你的个性。所以，尽管这样一种快乐经常表现为个人抒发的情感———我们讲中国艺术擅长于表现自己的情感，但是所表现的个人情感是没有个人的，所谓“思无邪”。它虽然强调个人表现，但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群体意识。你们去读杜甫的诗，他们都是在一个伤感的时代所抒发的个人感受，但是那样一种感受总是从国家、人民、天道这样一种宏大和崇高的个人立场所发出的感慨。因此，它导致一种“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内心是很平静的，没有个人的骚动。“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里体现出来的人生境界。

西方人的“静”是一种神性的永恒性。我们从希腊雕刻中可以看出来，希腊雕刻是没有眼神、没有表情的。当然也有人考证，当初他们也是用颜料画出雕刻的眼珠子来的。但是用颜料画出的眼珠子是没有神的，即使有眼珠子也是没有神的。这些雕塑埋在地下这么多年，上面的颜料已经脱落了，我们现在就看到希腊雕刻是没有眼珠的。但是恰好是这样一种没有眼神的雕塑将希腊艺术本质的东西显露了出来。

思想者小传

邓晓芒 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后即下放农村插队，1974年返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代表性成果有《思辨的张力》、《康德纯释理性批判指要》（合著）、《黄与蓝的交响》（合著）、《冥河的摆渡者》等8部专著；《康德实用人类学》等5部译著。发表论文（含译文）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