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他们曾翻译了整个世界！

1897年，梁启超在《论译书》中说：“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自鸦片战争，翻译从非主流的“杂学”转变为具有较高学术、政治目的的行为。由此，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哲学、政治制度，乃至于文学著作，经一批民国翻译家之手，陆续进入中国，以开拓民智。

中国近现代翻译界，经历了从“善译”，到“信、达、雅”，再到“宁信而不顺”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多数已经谢世，那个以“强国”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

我们越来越怀念翻译前辈以及他们翻译的书。前辈们已经将许多世界名著译出，供我辈分享。他们往往学贯中西、才气纵横，以一种魔术般的“通感”，完成文学翻译这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同时又隐匿于文字幕后，为作者作嫁衣，为读者开路，有着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

罗念生

古希腊

他搬来了一座奥林匹斯山

1933年，罗念生登船横渡大西洋，来到希腊，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修读了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戏剧四门课程，成了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他的足迹踏遍了希腊半岛的南北东西，游历了爱琴海上的大小岛屿。爱琴海上明蓝的天空，雅典城上环绕的紫色云冠，希腊人民的好客情谊，尤其是古代希腊留传下来的文化光华……都铭记在他的心中。

罗念生本在美国留学。然而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太多了，罗念生很担心回国难找工作，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生方向。

恰好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堂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门”文学，对古希腊文学评价极高。罗念生便尝试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原文《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成为他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

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在古希腊语中，一个正规动词的变化就有四五百种。因此，学习古希腊语，只能靠死记硬背，没有语法，有时还要通过语句的头尾来判断是什么意思。

然而，古希腊很多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古希腊最伟大的作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为例，它使用的语言就是古希腊语。

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六十多个年头。

抗战时期，在四川乡下昏暗的油灯下，随时有飞机轰炸、到处躲警报、生活没有保障的日子里，甚至有时连一张必需的书桌都没有，罗念生却从未放弃对古希腊文学的研究，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出版了《希腊漫话》、《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人》等翻译作品。

外国学者称他是遨游在天书中的人。罗念生在翻译上追求“信、达、雅”兼顾。忠于原文、质朴典雅，注释详尽。在把诗体原文用散文译出时，不失韵味。他的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文字讲究。他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撰写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对音体系。这个译音表自1957年以来，已被文学出版界所采用。

罗念生去世前，心里想的还是翻译《荷马史诗》，按说这部史诗他早应该翻译，但是他认为自己的知识还不够，还没有资格，因此他等了几十年，晚年才开始翻译。很遗憾的是，命运却不给他时间了。

罗念生先生逝世后，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他的《全集》十一卷。在他百年诞辰纪念时，他生前致力编纂的《古希腊汉语词典》终于面世。

罗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遗骨一部分安放于他的祖国北京，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希腊的爱琴海上。希腊朋友非常尊重罗念生的遗愿，他们不同意将骨灰撒在海中，决定将以隆重的葬礼，把他的遗骨安葬于古希腊的发源地，阿波罗神庙所在地――德尔菲市的帕尔纳索斯山中，欧洲文化中心的花园里，以永远纪念这位为古希腊文化献身的东方学者。

杨宪

益

译介中国

中西合璧的“神雕侠侣”

杨宪益和英国夫人戴乃迭

杨宪益夫妇所译《红楼梦》英文版

在中国的民国翻译家中，有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入川。同他一起回国的，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两人在英国相识，因对中国传统文学共同的爱而结缘，最后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他就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他的祖父当过淮安知府，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杨宪益的父亲留学归来后，成为了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进入私塾后，杨宪益每次考试，都考第二，从不考第一。老师说，你稍微读一读书就会考第一了。杨宪益却认为，考第二还是第一都没什么区别，能多看书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杨宪益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这种风格最适合翻译中国明清小说。

杨宪益的爱侣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学。戴乃迭，1919年生于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7岁时返回英国，进入教会学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后转攻中国传统文学。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兴趣相投，逐渐走到了一起。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因为戴乃迭热爱翻译，杨宪益也不做它想，夫妻俩双宿双飞的做了一辈子翻译。

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牛津入学考试。他在牛津的师兄钱钟书则认为，杨宪益是当时在牛津为数不多的十几个中国人中，“唯一还可以谈一谈的”。24岁时,他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说。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和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先秦散文到现当代作品，杨宪益夫妇联袂翻译了共百余种作品近千万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杨宪益著有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文本于2001年出版。

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是继季羡林后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翻译家。有人说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杨宪益的成就，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他选择了《红楼梦》，这本被很多人看做“不可译”的小说。

翻译《红楼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一个中文环境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的意思，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了。当时，流传甚广的《红楼梦》译本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

总的来讲，杨宪益的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中的信息，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对于《红楼梦》中的很多双关语，杨宪益采取了直译，然后注释的方法。如对“王仁”这个人名的翻译，中文读者知道它代表“忘仁”。杨宪益译作：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而霍克斯则仅仅翻成Wang Ren。对于书名的处理，杨译本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译本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原汁原味，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红楼”的意象，换为“石头”，是一种妥协。时至今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本，仍是西方学者了解该书最重要的译本。

杨老好烟好酒，也爱交朋友。作家李辉跟他私交甚好。李辉说:“他走了，对于中国的翻译界是一个遗憾。”据朋友们说，杨宪益晚年虽然在朋友的陪伴下也很快乐，但是自从夫人走了之后心情一直不太好，常常一个人喝闷酒。杨宪益还是一个性情散淡而豁达的人，像这样的士人已经很难找到了。

丰子恺

日语

以中国诗体来翻译日本和歌

丰子恺虽以漫画及散文著称于世，但其对我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亦彪炳史册。

丰子恺在《漫谈翻译》谈到他对翻译的理解：“有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必须翻译得又正确又流畅，使读者读了非但全然理解，又全不费力。要达到这目的，我认为有一种办法：译者必须 深深地理解原作，把原作全部吸收在肚里，然后用本国的言语来传达给本国人。用一个譬喻来说，好比把原文嚼碎了，吞下去，消化了，然后再吐出来。”

丰子恺于1921年初春的时候前往日本学习艺术，他对于文学的兴味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根据丰子恺后来回忆道“记得我青年时代，在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语》。展开来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来我买了一部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读了一遍，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描写细致，含义丰富，令人不忍释手，读后我便发心学习日本古文。我记得我曾把第一回《桐壶》读得烂熟。起初觉得这古文往往没有主语，字句太简单，难于理会；后来渐渐体会到古文的好处，所为‘言简意繁’，有似中国的《论语》、《左传》或《檀弓》。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为中国文。”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涉及三代人，四朝天皇，经历70余年，出场人物440多入。丰子恺在翻译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风格，类似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全书共五十四回，并根据中国章回小说的习惯，常用“话说、却说、且说”等语。例如在第八回《花宴》中，“且说那个朦胧月夜的小姐，回想那晚间的迷离春梦，不胜悲叹，心中怀着无限思量。”

《源氏物语》中穿插近八百首和歌，丰子恺为了准确传达日本小说中和歌的意蕴，他常用中国古代诗歌的七言两句或五言四句进行翻译。翻译时不按照原文的行数与韵律，不拘泥于词和句；强调译诗要传神，不硬搬日文原诗的格律；如：第二回《帚木》中一句：群花历乱开，烂漫多姿色。独怜常夏花，秀美真无匹。

用这种中国诗的传统写法来翻译日本和歌，不拘泥于原诗字句和格律，使译文更加生动多采，读起来流畅，仿佛进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丰子恺于1961年开始翻译《源氏物语》，经过四年才完成，因为文革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而由于丰子恺年轻是对《源氏物语》的阅读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国学根底，再加上在日语及中日文学都十分精通的钱稻孙、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丰译本”一出版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是国内第一本《源氏物语》的全译本，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

杨绛

西班牙语

将史学编纂的“点烦”应用于文学翻译

近现代史上还活跃着一名女性翻译家。她不仅翻译外文著作，还自己写小说、散文，创作话剧，堪称“翻译与创作并举”。并且，这种创作特点还深入到了她的翻译风格中，以更风格化的语言翻译作品。她就是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唐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近六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1978年人文社出版。这个译本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万套。

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创作经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逐渐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译风格。而且，她还认为，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他们也不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太大。因此，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十分注重描摹细节。

如果说钱锺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译出八十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杨绛认为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

“点烦”二字是学识渊博的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点烦”主张对文章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后来著名史论家章学诚在所著的《文史通义》的《内篇》中，又重申了刘知几“点烦”的观点，强调在史学编纂中应予重视。原来杨绛把史学编纂中的“点烦”要求，扩展应用到译文的处理上了。只有杨绛这样中外文兼优的“两栖”学者才知道并主动加以应用。

“点烦”的目的是使译文明快流畅、洗练净洁，但却是一道艰巨而细致的工序，运作起来必须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为点烦而“走失原文的语气”；其次，不能因为点烦而“忽略原文的风格”。换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处，正所谓：点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厌其多。

傅雷

法语

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责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服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傅雷家书

提到中国近现代翻译史或者民国的翻译家，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傅雷。稍微年轻一点的读者，知道傅雷多半是通过《傅雷家书》，这部感动了数百万中国人的书信集其实和翻译没多大关系。说到傅雷的翻译成就，作为法文翻译的巨人，他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伏尔泰、杜哈曼、梅里美等人物。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不仅是个“文艺家、翻译家”，更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很显然，翻译不是简单对语言的转化，必须表明文化立场、文化的视野和对文化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雷是难以逾越的，翻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作用于文学，作用于文化的意义不可忽略。翻译是打开外面的世界，通过文化交流，丰富自身世界的一种渠道。

当代翻译家罗国林在谈到傅雷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当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因为这本书先出了中译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应该是他最好的作品了。从书的内容看，他翻译讲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虽然傅雷关于翻译的理论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观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傅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这点，可以说是傅雷最好的作品。”翻译家许钧也认为，“傅雷的译文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还译出了作品的生命。”

另外，傅雷在翻译中还讲究用字不重复。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难过”的法语单词，他却在译文中用“悲哀”和“苍凉”来区分。法语中对“难过”不像中文分得这么细，但傅雷通过自己仔细的阅读和精心的体会，准确体现了两种心情的差异。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讲究。

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至今无人能够代替。今天，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但论综合成就，论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现，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

朱生豪

英语

没留过洋，却最接近莎士比亚创作

朱生豪决定翻译莎士比亚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那时，中国没有中文版的莎士比亚译作，被日本人讥笑为文化落后，朱生豪怒而把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当成了一项“民族英雄的事业”。

“很多人不相信，这部优秀的译作是一个从来没有出国过的人翻译的。”朱生豪一生，北面没有过长江，南面没有过钱塘江。而且，手上只有两本英文词典。

因为时事纷乱，朱生豪的译稿两度在战事中被毁，不得不从头来过，更要命的是经济上的压力。1944年12月26日，得了结核病无钱医治的朱生豪终于被疾病击倒。剩下五个半历史剧还没有译完，就撒手人寰。他最大的遗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但是，他用他短暂的生命，为后人留下了精心翻译的180万字的莎士比亚剧本，使自己的名字与莎士比亚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朱生豪的译文是最接近莎士比亚创作的，他的译本的最大特点是文句典雅，译笔流畅，好像是高山飞瀑，一泻千里，读之琅琅上口，绝无佶屈聱牙之弊。这不仅是因为朱生豪对莎士比亚的剧本有很深研究和大量阅读，对莎士比亚有非常深的了解，而现在的人翻译一个剧本难以看翻阅十本书。更因为他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22岁-32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非常了不起。现在一些人都是老得不行才去翻译，以为有经验了，但这时候却很难做到莎士比亚想象的那种境界。

汝龙

俄语

凭感觉对契柯夫心领神会

对于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外国文学爱好者说来，一提到巴尔扎克，就自然会想到傅雷，一提到莎士比亚，就自然会想到朱生豪，一提到托尔斯泰，就自然会想到草婴，一提到福克纳，就自然会想到李文俊，而一提到契诃夫，就没有不会想到汝龙先生的。

汝龙先生是我国翻译契诃夫小说的专家，他的英文和俄语都是自学的。他最大的成就是以个人之力，花费毕生精力，几乎翻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诃夫作品选集。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

汝龙还译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库普林的《石榴石手镯》，也都译得十分出色，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还是契诃夫的专家。正如巴金所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

汝龙的契诃夫，专业到了极点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翻译契诃夫作品的专家汝龙谈不拢，便绕过汝龙，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译这篇小说，为了看谁译得好。结果没有一人能够把契诃夫的味道译出来，最终还得去找汝龙。好像唱《失空斩》，只有马连良才是孔明的味儿。

其实，在汝龙先生之前，已经有许多人翻译过契诃夫。包括把契诃夫当作最为喜爱的作家之一的鲁迅先生本人以及周作人，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金人、张友松、赵景深、王西彦、彭惠、徐培仁、荆斯勋和华林等人。汝龙先生翻译契诃夫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成绩最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在不容易也算相当幸运。

王永年

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从欧·亨利到《在路上》

王永年的身份有很多，但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翻译家，他大概也最爱这个身份——据说，晚年的王永年深居简出，翻译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下：当博尔赫斯的诗歌、小说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无数次被年轻人心怀忐忑地翻开，王永年作为译介者便又一次成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之间的“灵媒”。

他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他翻译的欧·亨利系列小说出版多种版本，备受英美文学研究者的好评；他从意大利原文翻译《十日谈》、《耶路撒冷的解放》，是中国从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博尔赫斯全集》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译自他的笔下；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则让美国嬉皮一代上路的冲动再次催促了无数中国年轻人。

王永年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旧上海长大的他，中学时代就掌握四门外语，王永年16岁上的是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他们在一个班念过英文课。“文革”中很多知识分子受到打击，但作为一个单纯的翻译者，他反而在时代的厄运中阴差阳错地寻觅到一方栖身之地。回首那段幽暗的岁月，王永年感慨不已：“‘文革’那些年，我过得挺安稳的。不是运气好，是人好啊！”

在王永年的观念中，翻译仅仅是一种职业，没有那么神圣和高贵，他不愿意将翻译工作的意义过于拔高。

对于王永年译笔的特点，有人总结说“没有匠气。他的汉语修养很高，翻译最明显的特点是准确、通俗，不会转文。这可能和他新闻记者的工作有关，他最注重的是‘信’，你风格再明显，如果没有准确为基础，就离原作比较远。”

作为曾在新华社担任译审30多年的新闻工作者，王永年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他曾将“通顺”作为一生翻译的标准。平实而不事张扬的翻译风格也成为他的最大特色，但也因此，他失去了许多过于追求文字快感的读者。

王先生眼界较高，是传统的职业翻译人的代表。他1947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在上海译文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做过短期的编辑，后来一直做翻译。不仅为新华社翻译了大量的新闻稿，对外国文学也有很高见解。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能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而且，《博尔赫斯全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翻译的。这与他上世纪80年代做新华社驻墨西哥的记者有关系。他从拉美的学者、作家那里了解到，博尔赫斯深受推崇，因此他较早地知道了博尔赫斯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

关于《博尔赫斯全集》，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人跳出来说王永年翻译得不好、不够美，但好在博尔赫斯的作品本身并不侍奉“美”这个东西。真正懂得书的人会明白，读博尔赫斯是一生的事，忽然活过某一岁，就会明白，王永年笔下的博尔赫斯，是最隽永的。正如卡尔维诺在阅读博尔赫斯的时候发现了某种简洁写作的诗学，比冗赘优越，比精炼更精炼。而作为一个追求准确的翻译者，王永年的译作注定不会以畅销作噱头，他说：“有的人翻译的东西就疙疙瘩瘩，我不会。”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王永年在2002年译完的《欧·亨利小说全集》，共计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厚厚的四本，收入了欧亨利的所有小说作品，并加了详尽周到的注释，是国内最全的欧亨利小说译本。

王先生在一篇谈文学翻译的小文里曾说，‘翻译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读者，帮助双方进行交流。’这番朴实无华的话，揭示了优秀的文学翻译的精髓，无怪乎他的译文那么忠实自然，毫无矫饰或浮夸的成分。”

来源 ｜ 语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