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读本·语言与传播 | 《马氏文通》导读

提到中国语言学，不能不说到《马氏文通》。

该书引用西方语法学对古汉语进行研究，

创立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

今天，请大家跟随官微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吧。

作者：马建忠

译注：陈国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1983

本书导读

马建忠先生

马建忠，字眉叔，1845年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一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马建忠的四哥马相伯（1840-1939）1852年私自从丹徒去了上海，就读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办的圣依纳爵公学，翌年马建忠也成为该校学生。1862年兄弟二人被耶稣会神学院的初学院录取为首批学员。在学校里，马建忠先后学了汉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希腊文。1870年，在身为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僚的二哥马建勋的引荐下，马建忠也成为其幕僚；1876年，在李鸿章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举荐下，马建忠被清政府以郎中（相当于今天的司长）的官阶和中国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随员身份派往法国，学习国际公法，同时任郭嵩焘的翻译，三年后在巴黎私立政治学院（今巴黎政治学院的前身）获法学学位。1880年回国后，马建忠成为李鸿章外交与洋务方面的得力助手，曾数次代表清廷出使印度和朝鲜，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1895年随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马关条约。出自对语言的兴趣和对文法教学重要性的认识，马建忠“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于1896年完成书稿《马氏文通》，该书上部（前六卷）和下部（后四卷）分别于1898年和1899年刊行。1900年马建忠病逝于上海。

《文通》堪称中国语言学的一部经典，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汉语学界的关注，赞扬、批评之声和解读、模仿之作源源不断。用王海棻（1998:335）的说法，“百年来的中国语法学批评，几乎是以对《文通》的评论为主线的。把这成百上千篇（部）的评论文章和著作汇集起来，真可称得上‘文通学’了。”《文通》研究不仅在中国语言学界成为显学，在国外汉学界也引发了越来越多关注。《文通》出版后很快传到日本，受到日本正统汉语学界推崇，对日本学者撰写的汉语文法产生了直接影响（李无未2011）。著名法国汉学家贝罗贝（Alain Reyraube）在综述20世纪之前西方的汉语文法研究时指出，《文通》“对于20世纪几乎全部【汉语】语法著作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贝罗贝1998:346）。他采纳了陈国华（1997）的观点，认为马建忠在法国求学期间很可能读过阿诺德、朗斯诺（Arnauld&Lancelot 1660/1969）合著的《普遍与唯理文法》并受其文法理念的影响。笔者了解到，著名德裔汉学家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正在将《文通》译成英文。这些都说明《文通》在国外汉学家心目中的重要性。

在马建忠时代，文法作为grammar的汉语对应词，并非罕见。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里就提到“西方於识字以后，即有文法专书......，马眉叔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也”（引自吕叔湘、王海棻编1986:3）。马建忠之所以放着现成的文法不用，一定是觉得这个词不足以表达自己写这部书的初衷，即他在“序”里所谓“强古今之简篇，字里行间，涣然冰释，皆有以得其会通”。“会通”的“通”对应的正是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的générale“普通；普遍”；马建忠在《文通·后序》里还说：“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他所谓“理”，即“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逹之理”，对应的显然是raisonnée “理性”，不是王守仁的“心理”。马建忠阐述的这种基于“通+理”的文法观念不见于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法理论。

蔡元培（1919）曾说：“中国人本来不大讲文法，古文的文法，就是《马氏文通》一部。”（引自《汉语大词典》文法条下3）。吕叔湘（1980:5）也说：“它是我国第一部讲语法的书”。事实上，《文通》虽是中国第一部按照西洋文法模型写成的汉语文法，却并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文法开创之作”（洪诚1982:295）。早在元朝，汇集汉语虚辞的文法专著《语助》（卢以纬1324）就已经问世，成为中国文法学建立的标志。先于《文通》215年，同样汇集文言虚辞的教学文法《辨字诀》（王鸣昌1683）刊行，第一次将汉语虚辞划分为7类（详见陈国华2015），汉语文法模型由此建立，成为汉语文法发展史第一个拐点的路标。之后出版的文法专著有袁仁林（1710）的《虚字说》、刘淇（1711）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1798）的《经传释词》。遗憾的是，《语助》由于缺乏明晰的词类体系，也不提供例证，先是收录在梁镜等四人（1683）合著的《举业童子问》里，后被魏维新发现，经他摘订，附录在他和陈雷的《助语辞·补义》之后，一直没有引起后人注意。袁仁林、刘淇、王引之的虚词著述虽然各自区分出了数目不等的字类或辞/词类，也有例句支持，却都没有按照所区分的类别来编排所收录的字辞，论述不得要领，内容杂乱无章，难以成为文法模型。从《语助》到《经传释词》，这就是《文通》之前中国古代本土文学法建立后的发展进程。这些本土原生的文法研究有三个共同特点：一、都仅关注虚辞而不关注实辞；二、都注重语序；三、都以章句或语篇作为文法的最大单位。

马建忠称《文通》为“古今来特创之书”（马建忠1983:16），并非妄自夸大，因为他在《文通》里确实做了三件本土学者之前没有做过的事：一、区别出古汉语的5类实字（名、代、动、静、状）和4类虚字（介、连、助、叹），将所有古汉语字一网打尽，并按照这9个字类来编排《文通》的内容，逐类阐述汉字的文法特征；二、将作为句子成分的“词”这一范畴引入汉语研究，区分起词（即主语）、语词（即述谓predicate）、止词（宾语）、表词（补语）、司词（介词的补语或宾语）、状词（状语）、加词（同位语）；三、利用这些文法范畴来分析描述古代汉语篇章的句读。

曾有一度，国内一些学者（如董杰锋1984）批评说：“马建忠认为各国语法‘大旨皆似’，‘盖无不同’，这是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必然导致实践上的错误，《文通》重词法轻句法等，就是违背汉语实际的毛病。”批评马建忠的人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他们没有弄清楚马建忠说的“大旨”、“大纲”、“一成之律”、“一成不易之律”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所谓不变的“大旨”、“大纲”就是上面马建忠做上面两件事时所遵循的两条语言分析原则：一、任何时期、任何一种语言，其语句都可以分析成有限的几种元素，包括言说对象（主语）、关于言说对象的言说（述谓）、言说对象的身份或属性（补语)、所言说动作的受影响者（宾语）、表示关系的词语（介词）所引介的词语（介词补语或宾语）、对言说或所言说动作的修辞（状语）、与另一成分处于同一位置的成分（同位语）等；二、任何时期、任何一种语言，其最小有意义成分都可以根据其所能独立担任的句元确定其文法类别，所划分出来的类别大同小异。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无法用这两条原则分析的语言。

马建忠的《文通》虽不是本土汉语文法的起点，却是汉语文法发展进程上《辨字诀》之后第二个拐点上的路标，它用欧洲传统文法的模型描写非严格意义上的古代汉语，为之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法模型，将本土汉语研究引上了与西方语言研究接轨的道路。如果说马建忠有什么大的不足或局限，那就是：一、他不知道他之前，有王鸣昌的《辨字诀》和魏维新在《助语辞·补义·序》里阐述的语言哲学观和文法观（见陈国华2015:92-93），之前还有卢以纬的朋友胡长儒在《语助·序》中关于“文法”的论述，再往前还有孔颖达（574-648）关于“语法”的论述（见孙良明2005:179）；二、他借鉴了欧洲传统文法体系，但这一体系属于“词与范式（word-and-paradigm）”模型，由于古代汉语没有多少形态变化，范式描写在汉语文法里基本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其对实字的分类，只能采用语义标准，无法令后来学者满意。在宏观结构和文法模型上，与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1881/2015）的《汉文经纬》相比，《文通》显得略逊一筹。

《马氏文通》现有两个通行版本，一个是马建忠（1898/1983）的《马氏文通》，另一个是吕叔湘、王海棻（1986）编的《马氏文通读本》。这两个版本都未给《文通》的序、后序或例言做任何注释。洪诚（1982）编的《中国历代语言文学学文选》收录了《马氏文通·序》，并提供了一些注释和解说。

经典选文

01

选文

苟卿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夫曰：“羣”者，豈惟羣其形乎哉！亦曰羣其意耳。而所以羣今人之意者則有話，所以羣古今人之意者則惟字。傳曰：形聲相益之謂字。夫字形之衡縦、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字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高下、淸濁，其變幻莫可端倪。微特同此圓頂方趾、散處於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盧，祖倉頡，而爲左行、爲右行、爲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羣。卽因所祖，而世與世相禪，則字形之由圓而方，由繁而簡，字聲之由舌而齒、【由齒】而唇，而遞相變，羣之勢亦幾於窮且盡矣。然而言語不達者，極九譯而辭意相通矣；形聲或異者，通訓詁而經義孔昭矣。蓋所見爲不同者，惟此已形已聲之字，皆人爲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種之或黃、或白、或紫、或黑之，鈞是人也，天皆賦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達之理；則常探討畫革旁形諸國語言之源流，若希臘、若辣丁之文詞，而屬比之，見其字别種而句司字，所以聲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經籍子史諸書，其大綱蓋無不同。於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則此編之所以成也。

02

译文

荀子说：“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在于其能合群沟通。”所谓“合群沟通”，难道仅限于形体吗？也包括思想啊。用来沟通今人思想的，有话；用来沟通古人和今人思想的，只有字。许慎说：形旁和声旁相互配合，称为字。字形之纵横、曲直、正邪、上下、内外、左右，字音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浊，各种变化不可捉摸。身居五大洲、同是圆头方脚的人类，由于其文字分别是梵天、佉卢、仓颉创造的，有的从右往左写，有的从左往右写，有的从上往下写，各不相同，因此无法沟通。即使各自承袭祖先的文字，经过世代相传，字形会由圆变方，字体会由繁变简，字音会由舌音变为齿音，有齿音变为唇音，迭次相变，沟通功能就几乎就损失殆尽了。然而遇到言语不通的情况，通过辗转翻译，意思就相通了；遇到形声不同的字，通过语义考证，意义就明白了。可见我们所见到的不同，仅是这些已经定形、定声之字，都是人为的。然而从古至今，世界各地，人种不论肤色是黄、是白、是紫、是黑，都是人，上天全都赋予他理性，使之能有思想，思想能够表达。于是我经常探讨那些横着写在皮张上的诸国语言文字的源流，如希腊文、拉丁文，对之分析对比，发现其字之分类、句之辖字、用声音表达思想，用文字表达意思，都有一些不变的规律，而且拿它来分析我国经、子、史、集各种书，基本原则没有什么不同。于是，用这些相同的原则来找出不同语言的共同之处，这就是本书之所以成书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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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编辑 | 学生新闻中心新媒体部 李紫杨 韩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