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力量 | 冯建国大画幅摄影作品赏析

近日，著名摄影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冯建国教授的个展“高原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lateau)在奥地利艺术论坛美术馆-维也纳(Austria Kunstforum Wien)举办。展览由该美术馆主办，该馆馆长英格里得·布鲁格博士（Dr.Ingried Brugger）作为总策划，前德国联邦美术馆馆长、德国著名当代艺术史学家文策尔·雅克布博士（Dr.Wenzel Jacob）为艺术顾问，原莱茵州博物馆展览部主任、德国资深艺术史学家克劳斯·霍内夫教授（Prof. Klaus Honnef）担任策展人。

作为策展人，克劳斯·霍内夫教授基于对冯建国教授作品的研究，撰写了《评冯建国“高原的力量”》一文。今天，我们就跟随克劳斯·霍内夫教授一起赏析冯建国的大画幅摄影作品。

我衷心地期待这些青藏高原百姓的肖像，能够成为一个变革时代一个民族的影像遗产。[1]

--冯建国

摄影作品将过去和观赏作品的此时此刻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同样也将拍摄地点与观赏作品的地点连接了起来。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对于摄影的总结性认识曾多次被引用，他指出：摄影真谛的名字是“这个存在过”，在西方语言的语法中，用现在完成式所表达的“这个存在过”清晰地区别于用过去式表达的“这个曾经存在过”[2]。摄影作品连接着时间和空间，并在本质意义上具象地让我们回忆起我们所生活时空中一切事物身上所发生的那种充满生气却持续而不可避免的变化。

一张摄影图片越古老，对于每位观者来说就越像是旅行到了一个遥远的时间和空间。这种从此时到彼时的时间跳跃，会令处在连续时间线世界中的观众产生极大冲击。尤其是在遇到曾经的自我形象时，所受的冲击最为激烈。

冯建国在拍摄中

清华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的教授冯建国先生，是位尚未被西方熟知的中国知名摄影家，对于摄影的复杂性他非常了解。回溯的列车赋予了摄影巨大魔力，这位摄影艺术家在欧洲首次亮相的“西藏肖像”为这一观点提供了重要证据。我将冯建国先生的自述作为本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提出来，强调了这一点：无所留存，唯其原本。大量摄影媒体作者在他们的有关论述中给摄影定下了忧郁的基调并非偶然[3]。

摄影捕捉了动态真实生活中最微小的动人细节。当人们长时间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时，人们可以通过由摄影所连接起的那个时空片段，真切地重温那段曾经的时光。因此，法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定义了摄影图片的纪录性特征，摄影图片可作为不在场者确实不在现场的证明文件[4]。

“藏族肖像”涉及那些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冯先生在其环绕被白雪覆盖下的喜马拉雅山脉，完成了250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旅行中，用相机记录了出现在他面前的人们：牧民、百姓、朝圣者、喇嘛还有小僧侣等。青藏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和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也被喻为“世界的屋脊”，目前大约有500万藏族百姓生活在这里。

阿琼，69岁∕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

2007年7月/冯建国摄影

对于冯建国来说，自从1999年第一次造访，这里便始终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青藏高原那动人心魄的自然景观、深厚的宗教信仰和游牧文化都持久地打动着他。大自然的律动在农牧地区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方式世代相传，他们为新的生命诞生而感恩上苍，他们为生命的延续而感谢大地，他们感激生命的终结并且渴望来生，他们把灵与肉一起全部归还给广阔无垠的高原大自然”这位摄影艺术家这样感慨到[5]。他的肖像中藏族百姓的一天，“是类人或人类的经验臣服于大自然的一天，是不可反转亦无法复制的一天”[6]，这与工业时代抽象的一天24小时截然不同。

尽管近年来西藏旅游、藏药和传统手工艺品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畜牧和养殖业仍然决定了当地的经济形势。拉萨，西藏自治区首府；神圣的纳木错湖，是最广阔的内陆湖，距离拉萨240公里；绒布寺，世界上最高的寺院，被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们作为大本营后，伴随着对它的关注成为国际旅游的一个热点。

丹珠，22岁/西藏昌都地区左贡县/

2009年10月/冯建国摄影

香格里拉是西藏某处的一个神话般的秘境，是一个天堂般难以企及的神秘的地方，它源于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想象，来自于他所著的书籍《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出色的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Capra）在1937年拍摄了他最成功的同名电影，电影几乎完全在摄影棚中完成。在电影的准备过程中，美国记者和摄影师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前往西藏旅行的照片帮助了这位导演[7]。自2001年开始香格里拉成为一个真实的地方，而较早被称为中甸的县城易名为香格里拉。

在香格里拉，冯先生在当地摄影协会的支持下，于2009年秋天拍摄了36岁的孙那七林和28岁的面面，两人都身着华丽的藏服。相比年轻女性服饰的体面，男人的衣服则更为华丽。两人都看着相机，头上戴帽子。孙那七林微笑着，面面看起来更严肃一些，尽管她嘴巴微微张开，她的态度更有代表性。

可以看出，香格里拉男性衣饰更加华丽丰富，从曲裾到袖口一样有着奢华装饰，还有大皮帽子，腰部以下是充满艺术感的围裙。孙那七林的胸前戴着一个同心圆圈环绕的20厘米左右的大坠子。面面的衣服则较为朴素一些，戴着圆顶帽子，但衣领和袖口都做了精巧的装饰，在宽大的织带下面同样也是围裙，她的围裙同时也是她社会地位的标志。

孙那七林，36岁∕云南省香格里拉县∕

2009年10月/冯建国摄影

面面，28岁∕云南省香格里拉县∕

2009年10月/冯建国摄影

在冯先生的肖像中，模特的衣服起到核心作用，就如同藏族百姓的存在感一样，这在肖像的叙事语境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西藏现实生活中，衣服的特质能起到保护作用以对抗恶劣的气候。它挡风又保暖，可以说它们是主人的物质条件状况的折射。而且，就像各种样式的衣服一样，它也展示出丰富的社会文化特征。

戴着软呢帽和圆形护目镜的81岁的让珠，她的护目镜几乎遮住了整个半张脸，这种眼镜看起来像是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汽车和摩托车赛车手的眼镜。

让珠，81岁∕西藏日喀则地区仲巴县帕羊镇∕

2007年8月/冯建国摄影

对于牧民来说，长袖羊皮大衣是典型的藏式衣服，白天袖子可以卷起来，到了夜里，大衣就是暖和的被子。在大衣里面，男人和女人一样穿着颜色鲜艳的汗衫，有红色、绿色、橙色和蓝色。而靴子之上围着臀部的围裙则是彩虹色的，通常镶嵌有宝石和比较昂贵的金属配饰以及带有雕刻图案的耳环、吊坠、皮带、头饰等都非常受欢迎，即使在冯先生黑白摄影作品中，服装的丰富色彩也具有非凡的表现力。

冯先生令人印象深刻的藏族肖像在风格上会令人想起伟大的美国摄影家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鼎盛时期的现实主义肖像作品“在美国西部, 1979-1984”（ IN THE AMERICAN WEST）[8]。像阿维顿一样，这位中国摄影家也是带着大画幅相机上路，也是把模特统一置于纸质的背景墙前。

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漫射的，光线的造型仅限于面部的不同角度的差异化塑造和用来表现衣物的丰富质感。光线取代了画家的画笔，刻画出面部和衣物纹理的细微层次效果。摄影流畅的可塑性从照片均匀的接近纯白色的背景中跃然而出，表现力更为突出和显著。

我无从知道冯先生是否了解阿维顿的作品，但冯先生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摄影系，获学士学位, 此后又获得艺术学硕士学位，他对美国摄影做过深入的研究，也撰写了有关于美国著名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及其教学实践的专著。

索朗平措，61岁/僧人/西藏林芝地区喇嘛岭寺/

2009年10月/冯建国摄影

冯先生的摄影常以清晰的正面表现他的模特。而一个罕见的例外是卓嘎，一位25岁的母亲，背着一个孩子，她以普通的姿势脸转向镜头，她的女儿（曲珍）则只露出一个身体的轮廓。这个意图很明确：人们作为自信和有行为能力的主体进入他们的肖像观众的视线，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或轻松或紧张的个体出现。

卓嘎（母亲），25岁；曲珍（女儿），2岁∕

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2007年7月/冯建国摄影

而不是像著名的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AugustSander)作品中那样，作为社会阶层的代言人或作为具有某类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群体的代表出现，也不像十九世纪末摄影家约翰·本杰明·斯通爵士（Sir John BenjaminStone，1838-1914）的照片中那样作为职业代表人物而出现。冯先生也和阿维顿一样在图片标题中注明其模特的名字、年龄和拍摄地点，但与阿维顿、桑德和斯通相反，他会避免提及模特的职业和社会地位。

桑德拉·班尼特，12岁，洛基福特/科罗拉多/

1980年8月23日/（美国）理查德·阿维顿摄影

年轻农夫，1914/（德国）奥古斯特·桑德摄影

显而易见，他们的摄影作品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冯先生大多采用两种肖像构图，一种框至膝盖以上，在电影中被称为“美国式构图”；另一种取景至腰部以上，除了在朗木寺拍摄五岁的锁南才让的半身肖像采用了这种构图之外，还有一幅带狗的男性肖像也采用了这种形式。

另外，阿维顿有时会贴近模特的身体拍摄，以至于有可能将被摄者惊吓到，而冯先生则采用大约相等的距离来拍摄。相对于冯先生作品尺寸的基本一致，阿维顿的作品则不尽相同，有时他的照片制作成与真人等大，图片尺寸达到约150厘米×110厘米，有时甚至达到两米以上。由此，尽管在手法和形式上有一些类似之处，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而复杂的差异。

四个南尼日利亚军团的豪萨族炮兵/（英国）约翰·本杰明·斯通爵士摄影

冯先生的肖像照片不仅看起来让人更加亲切贴心，而且被拍摄的对象通常表现得更加开放和友善，即使是在相机面前，人们的态度也是轻松自在的。摄影家在拍摄这些照片的过程中看起来比他们的欧美同行更少带有偏见。虽然不能跨越被拍摄者和观众之间不可避免的距离，然而摄影作品却可以传达出一种信息，这种信息能够邀请人们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而直接进行沟通。

即使多数情况下肖像中的人物没有微笑，而是严肃且认真地看着相机，冯先生的作品也不会给人留下像阿维顿作品中人物偶尔闪现的潜意识中充满戒备的印象。观众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和放松的，这是由照片朴素的形式和摄影家与模特之间特别的交流沟通方式所决定的。

每年在高原东部西仓寺举办的一年一度“亮宝节”部落庆典上，他们的节日盛装由珍珠、蜜蜡、红珊瑚和宝石等豪华装饰，重达几十斤，几乎盖住了他们上半身的身体。十二个不同部落的每一件衣服都不尽相同，而头盔也是别具一格。头盔与佩剑令人联想到往昔的尚武英雄时光，它也曾经用于唤起一种勇士精神。

“勇士们”必须穿着负担沉重的服装围绕寺庙进行巡礼仪式，这就需要由强壮的男人来完成。冯先生概括地称他们为“部落代表”，而未提及具体的姓名。只有戴着弯曲而复杂头饰的30岁的喇嘛尕藏索南，右手拿着一个很粗的木棍，穿着装饰丰富的长袍，压花绗缝的短上衣重点强调了肩部还有左右两侧装饰的下垂的链子，威武神圣。

亮宝节上盛装的部落代表∕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西仓寺∕

2009年2月/冯建国摄影

尕藏索南，30岁∕喇嘛∕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西仓寺∕

2009年2月/冯建国摄影

与其对照的是轻松愉快的没有把自己包裹在多重礼服里的隆务贡活佛，他把圆润亲和的脸庞转向观众，身体的四分之三留在图片中心, 他的迎合姿势通过身体的侧向被特别强调出来。他的左手放在肚子上，一排手镯在手腕处闪烁着，外套式样简单，织物显然柔软而讲究，仿佛手往回捋了一点，扯平衣服的褶皱。

隆务贡活佛，46岁∕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

2010年7月/冯建国摄影

来自碌曲县玛艾镇的丹贝活佛也有相似的平淡着装，他穿白色的衬衫，外套拉到腰部，其中可见的饰物是一串朴实的项链。冯先生用了几乎不被察觉的仰拍，强调了他威严而庄重的外形。

丹贝活佛，67岁∕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玛艾镇∕

2009年2月/冯建国摄影

阿维顿和冯先生的肖像作品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无疑在于中国摄影家对其拍摄人物的服饰和背景语言的重视。这是由于西藏在长期的与世隔绝中一直保留着民族的传统，这些传统世代传承并体现在服装上，特别是节日服装之上。另一方面也由于在高寒气候的环境下，日常穿着种类变化较少。

即使在十九世纪，西藏仍被封建社会制度所统治，大部分的广阔土地属于有权势的贵族、寺庙把持，虽然一些农民拥有牧场和农田，但他们必须承担劳作和缴纳的义务。在当时过度放牧对草原产生威胁的情况下，财富的多少仍然是以牧群的大小来确定的。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服装标志性地展示了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介入而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恰恰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服装可以让人看到社会的变化，它们就如同地震仪一般精准地记录了包括社会阶层差异在内的社会生活变迁。

冯先生了不起的群体肖像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反差和对照的案例。普赤，一名身着拉孜地区传统服装的二十六岁母亲，自豪地向上举着半岁的孩子落追，她在相机面前微笑着，她的旁边站着十二岁的女孩旦增，旦增面无表情，却又聚精会神。

母亲围裙上的用色大胆的条纹呼应着旦增简单的双色外衣，外衣胸口有明显的“芒普乡中心小学”字样，她的手臂垂落放松。从图像左侧母亲的头部到女孩的头部产生了一条向下斜线构图。

普赤，26岁；落追，6个月；旦增，12岁

∕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

∕2007年7月/冯建国摄影

来自纳木错湖的十六岁的阿明和比她年轻一岁的巴珠双人肖像中，严肃的阿明穿着一件单色的暖和针织外套，而微笑的巴珠则穿着一条带有腰带的同样单色的羊毛外套。

在三十三岁的央母和十一岁的扎西双人肖像中，央母穿着一件没有任何装饰的厚厚的皮质上衣，扎西同样来自纳木错湖，穿着一件有着漂亮宽襟的衣服，戴着一顶礼帽，在这些照片中，服饰中传统和现代的对比都得到了很好体现。

阿明（左），16岁；巴珠（右），15岁∕西藏拉萨市当雄县纳木错∕

2007年8月/冯建国摄影

毫无疑问，人们从冯先生的摄影作品中可以得出结论，即使在西藏，事物也在充满活力的不断变化之中。尽管摄影家通过黑白摄影牢牢地阻挡了外部世界的色彩，但许多单人肖像中的细小提示还是相当明显。

肖像中各个年龄段的男人，如果他们头上戴着帽子，显然他们更喜欢西式的帽子，不管是来自拉孜地区的戴了一顶宽边软呢帽的六十九岁的阿琼，还是来自同一地区戴着男式浅顶软呢帽的略显时髦的次旺扎西；不管是戴西式皮帽的三十八岁的来自仲巴地区的嘎玛桑助，他与他的狗一起拍了特写镜头。还有五十四岁来自帕羊镇戴了一顶军用迷彩帽的扎才，其服饰的其它部分则是出于实用考虑。79岁的桑吉拍摄于喇嘛岭寺，穿着林芝地区独有的用氆氇缝制的工布传统藏服，手里还握着转经轮。女孩子和女人在头饰方面实际上显得更有想象力，显然也更为传统。

嘎玛桑助，38岁∕西藏日喀则地区仲巴县∕

2007年7月/冯建国摄影

扎才，54岁∕西藏日喀则地区仲巴县帕羊镇∕

2007年8月/冯建国摄影

桑吉，79岁∕西藏林芝地区喇嘛岭寺∕

2009年10月/冯建国摄影

另一方面，冯先生的作品值得关注的侧重点是，正如本文一开始所引用的座右铭揭示的，是他的作品中所记录下的、对那些即将消失在时代变革漩涡中的事物而产生的一种期盼和愁情。

摄影也是科技工业发展的产物，通过手工显影和洗印的传统摄影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承受了巨大的变革压力。因此，在冯建国先生的肖像作品中，这种双倍忧虑的效果跃然而出，这使得与古老的藏族百姓的相遇更是别具深刻意义。

无论是拉萨大城市才有的、利落整洁面孔的六十六岁的白珍，她的双手在胸前护着一个转经筒；还是八十二岁的来自帕羊镇的扎加， 他穿着皮背心，架着一副太阳镜，他的目光穿越了观众望向远方；又或者是七十五岁的贡布措，她是在甘南的西仓寺中被拍到的，他的转经筒围绕着轴心在转动着。

索朗白珍，66岁∕西藏拉萨市∕

2007年8月/冯建国摄影

扎加，82岁∕西藏日喀则地区仲巴县帕羊镇∕

2007年8月/冯建国摄影

贡布错，75岁∕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西仓寺∕

2009年2月/冯建国摄影

高原严峻的生活环境在藏族百姓的外貌上刻下了沉重的印记，但却并未削弱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他们看起来似乎无所介意现代物质生活的节奏，他们的脸庞十分独特而且近乎超然，他们超越了社会的变化进程而平淡地坚守着一种朴素的生存方式，观看图片的观众无从知道他们处于哪个“时代”？

冯建国先生隐去了他的模特的社会阶层信息，赋予了人们古老年代肖像才有的光环。他的作品刻画了对时光的回忆也因此成为对抗时光的堡垒。冯先生具有与那些生活（仍然）还未被电子媒体束缚的人们相处的非凡能力和极高敏锐度。他的模特在大画幅相机前，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庞大物体面前仍然能够完全保持“自然”。

摄影家为大多数肖像作品中选择了以膝部或臀部为构图分界的形式，这在西方绘画历史上通常只服务于统治者或教会的首脑。在十九世纪中期，摄影开始面向那些以前被认为并不值得描绘的人物形象，起初还是会从稍高的视角去俯视，冯先生的“藏族肖像”却是大多从稍微仰视的视角去拍摄，这是正确的。

在这个意义上，他推动了摄影的民主化进程，完成了独一无二的藏族人物肖像的创作。

本文作者/策展人：克劳斯·霍内夫教授

克劳斯·霍内夫教授（Prof.Klaus Honnef），艺术史学家、策展人。1970年代曾任亚琛当代艺术中心、“威斯特法伦艺术联盟组织” 负责人，第五届、第六届卡塞尔文献展组织人。1974年至1999年担任波恩莱茵州博物馆展览部主任。1980年被黑森州文化局授予卡塞尔大学摄影理论方向名誉教授。出版了八部关于艺术的主要著作。

[1]冯建国：《高原的力量·藏族肖像：2007-2010》，第2页。

[2]罗兰·巴特, 第23版《小说的准备》（1980）,引自：罗兰·巴特《眼睛中的眼睛·小议摄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15年，第238页。

[3]苏珊·桑塔格：“忧郁的客体”，引自苏珊·桑塔格《关于摄影》，慕尼黑，维也纳，1978年，第51-80页。克劳斯·霍内夫：“资产阶级的标志肖像”，引自《照片. 摄影中的肖像》编著冯·克劳斯. 霍内夫, 科隆，1982年，第62-93页。

[4]罗伯特·卡斯特，“图片与幻象”，引自皮埃尔·布尔迪厄等：《非法艺术。摄影的社会用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1年，第235-266页.

[5]冯建国：《高原的力量》（如注１）第2页。

[6]尤根·罗森斯托克·胡塞, 社会学，第1卷，《空间的优势》，1956年，第236页。

[7]弗兰克·卡普拉, 自传, 苏黎世，1992年，第364页。

[8]理查德·阿维顿, 《在美国西部,1979-1984》，巴塞罗那，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