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西大 | 杨东莼：重组撤销两艰难

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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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杨东莼：重组撤销两艰难

杨东莼，1900 年农历三月初八诞生于湖南醴陵县西山史家老屋村，原名杨岂匏，字人杞。童年时代非常不幸，五岁丧母、十一岁丧父，下面还有一个比他小三岁的胞弟杨人楩。幼年丧失父母双亲，小小年纪就成为孤儿，真是让人欷歔不已！但他后来却成长为中国革命时代中的弄潮儿，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任西大校长的时代，正是西大合并与撤销的时代。

第一次踏上广西这片热土

1930年底1931年初，杨东莼从日本回到上海。这时，他非常想回家乡醴陵去看望他的三子一女，但被友人警告说风险太大。这样他只好待在上海继续做些编译工作，同时寻找失联的地下党组织。岂不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的党组织因顾顺章、向忠发的先后叛变，正处于极其危急的紧要关头，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果然，1931年底他外出时被抓捕入狱。这是他五四运动时挨军警抓去关了一晚之后的第二次被捕。但他得益于一批友人的营救，得以释放。这些友人里包括了他的红颜知己、年轻的浙江姑娘冯曼莹。冯曼莹1915年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却因年少时与嫂子不和，被恶嫂设计陷害卖到了上海，结识杨东莼后他们互相帮助扶持，走出劫难困境。后来经组织批准同意，冯曼莹成了杨东莼的第二任妻子，并由此陪伴终生。

1952年，杨东莼与夫人冯曼莹在广西大学寓所门前留影

出狱后，杨东莼得到好友周谷城的邀请，到中山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他带着冯曼莹前往广州。不想这一趟广州之行，却与广西结下不解之缘。

1932年初，杨东莼带着冯曼莹去广州中山大学之前，因为刘斐的关系，他与程星龄、陈公培等一起先去了一趟南宁。这是杨东莼第一次踏上广西这片热土，虽然只停了短短几天，但结识了李任仁、陈此生，并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见了面，这可是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杨东莼以后在教育、文化、抗战和统战工作多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都与广西密切相关。

当时李、白、黄正雄心勃勃地拟定“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纲领，要把广西建设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抗战中的西南保障，提出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四大建设的目标任务，实施相对开明的各项政策，大力招揽各方精英人才。而创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广西师专），培养本省教育骨干力量，成为建设模范省的重要一环。正逢这样的时机条件，所以刘斐推荐杨东莼出任广西师专校长时，立即得到对杨已有良好印象的白崇禧、李任仁的同意。

1932年暑期，在中山大学任教了一个学期的杨东莼又回到上海，这时接到广西当局的聘书。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蒋桂矛盾使广西成为白色恐怖下的一个“空白点”，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到广西办教育、适当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是可以有为的。于是在李、白发电邀请和刘斐多次催促之后，8月底他从上海到桂林，再由刘斐、田良骥（也是醴陵同乡同窗好友，时任桂林县县长）陪同，到南宁面见李宗仁、白崇禧。这次他在南宁住了较长时间，在白崇禧、刘斐的宜园待了一个月。在充分了解情况和做了一定准备工作后，10月上旬，在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陪同下到桂林，10月12日在雁山广西师专举行的首届开学暨校长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讲。作为广西师专首任校长，他拟定的八个字校训“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由广西师大一直沿用至今。

三十年代初广西省政府决定办广西师专，地点原定在南宁市内的工程学校旧址。著名的教育家、灌阳人唐现之从中山大学调回来任师专筹备处主任。他是陶行知先生在南京高师的得意门生，崇尚陶先生办晓庄乡村师范的理念，不满意在市区内办学，建议学校北迁到桂林市南郊外的雁山公园（即西林公园），获得批准。因此雁山园从1932年起就成为广西师专的校园。1936年广西大学迁入桂林，师专并入西大并改组为文法学院，雁山园又成为西大校园。

雁山园的山水园林、花木亭榭总体布局格调，给杨东莼很好的印象，也让他常常联想起醴陵渌江书院，说“这才是办学读书的好地方”。渌江书院曾是他父亲杨策和程潜读过书的地方，这里走出了李立三、陈明仁等人。1924年3月， 杨东莼从长沙回到醴陵担任过渌江中学校长，引导支持学生们成立了“社会问题研究社”，研究社的三十多个成员里就有左权、蔡申熙、宋时轮、陈恭、陈觉等人。他同样希望在广西涌现出大批的栋梁之材。

在广西师专初建时，曾一度出现过“杨、唐之争”，这是杨东莼上任校长后与原来的筹备处主任唐现之在办学思想上出现了分歧，师生里也因此形成了两派观点。后来是教育厅将唐现之调回南宁。在欢送会上，杨、唐两位教育家却互相真心地称赞对方，表现出的宽容大度给人印象深刻。当时教育学教授张宗麟（浙江绍兴人），曾毫不客气地说杨东莼、朱笃一“把广西几乎变成湖南人的‘殖民地’了”。但后来张宗麟到上海参加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杨东莼等组织领导的抗日文化救亡活动，在救国会、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等各个组织都与杨东莼有很好的合作共事，对杨东莼也表示了由衷的敬重钦佩，以至1949年共和国成立初他在教育部任高教司副司长时，也力荐拥戴杨东莼出任国立广西大学校长。

杨东莼

杨东莼广聘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到师专来任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朱笃一（朱克靖）和薛暮桥，1934年5月，白崇禧首先“礼送出境”的是朱笃一，紧接着杨东莼被迫“辞职”，和薛暮桥两人一起一路同行地被“礼送出境”。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杨东莼从上海回到长沙，在友人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当高参，薛暮桥也携带着他一直主办着的《中国农村》，从上海撤到南昌再撤至长沙，编辑出版工作及自己一家也住进了杨家。巧的是1938年薛暮桥和朱克靖这两位广西师专的老党员老同事，又不约而同地一起参加了新四军。薛暮桥先是在教导总队任训练处副处长、政治教官，后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经济工作。朱克靖到新四军总部任顾问、联络部长、秘书长。

就在桂系“礼送”杨东莼出境之后不到两年，桂系又把杨东莼请为座上宾。

原来早在1934年，桂系李、白就曾派黄旭初到江西中央苏区与潘汉年、何长工进行秘密谈判反蒋抗日，红军也派出过宣侠父、谢和赓来桂谈判；1935—1936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桂系又派过刘仲容多次北上谈判，还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当然最出彩的还是1936年“六一事变”（亦称“两广事变”）的完善处理，这里面就有杨东莼出色的统战工作。

本来杨东莼在师专被白崇禧“礼送出境”回到上海后，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到抗日文化救亡活动，特别是和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一起组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以及后来进一步拓展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牵头的“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各项工作。1935年，杨东莼经救国会里地下党员曹亮的介绍再次入党。但是，1936年6月1日，爆发了“六一事变”，蒋介石与两广势力之间的内战一触即发。在蒋介石用计分化瓦解了广东陈济棠军队后，桂系李、白与蒋的对峙，成为全国各种政治势力交织斗争的焦点。李、白再三电邀当时威望日增的救国会主席沈钧儒赴桂共商国是。救国会仔细研究后认为沈去不宜，决定改派杨东莼为救国会全权代表赴桂。他在桂系“群英会”上“舌战群儒”，不赞成另立政府的“开府立国”，主张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为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奠定了基础。他的才高智勇，给李、白印象深刻。同年10月和年底的“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后，杨东莼又两次代表救国会来到桂林、南宁，继续做李、白以及李济深的工作，特别防止有人调唆桂系的“乘机起事”。西安事变事后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对桂系的没有“异动” 表现很满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进入一个新阶段。

形势的发展，事态的变幻，证实了杨东莼对政治的敏感、时局的把握基本上都是对的，这也让李、白对他更加刮目相看。1938年后，白崇禧出任桂林行营主任，立即想聘任杨东莼为行营秘书长，被其婉拒后才又聘他出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

这样，杨东莼开启了他在广西的再次教育生涯。

出任广西地干校教育长

1938年末，广州武汉沦陷、长沙大火后，形势严峻，经周恩来批准，杨东莼本来准备绕道桂林、重庆到延安去，但在桂林却又被留了下来。当时已经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周恩来与白崇禧商定后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出任主任。杨东莼到桂林后，白崇禧想要他出任桂林行营秘书长；而已到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任副主任的李济深，希望他到重庆来共事；杜重远先生应盛世才之邀，则想拉他一起去新疆，杨东莼也很心动并初步应承；此时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却连夜登门拜访，极力劝说，热忱相邀，定要留他在桂林帮他本人主持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简称地干校）。作为地下党员的杨东莼，即到“八办”请示李克农，经组织批准，最终同意了留在桂林，出任广西地干校教育长。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中共南方局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要尽快把文化人士、民主人士抢救出港。杨东莼与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梁漱溟等人，分批经东江游击区取道粤北、湛江等地返回桂林，再次掀起了桂林抗战文化城建设高潮。

王警华有文章回忆他父亲王忍庵先生，其中涉及杨东莼：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王忍庵只身在隆隆炮声中最后撤离香港，经过广州湾乘船， 沿西江逆流而上返回桂林。在同行的船上有一批撤离的文化人士，其中有一对杨姓的中年夫妇，与他交谈十分融洽，也谈到自己在桂林住处很有困难。王忍庵经过审慎了解到杨氏是进步文化人士之后，就主动邀请到家去暂住，于是杨姓夫妇便住进了王氏桂林訾洲的书店家中。这时杨先生才说出他的真名是杨东莼，系广西当局通缉重要人物。据此，王忍庵即将杨先生夫妇秘密安排到二楼书库内居住，所有的生活起居都由他夫人单独照顾，任何人都不能进入书库，包括孩子也不允许进去。这样秘密住了三个多月，从不下楼，房东都毫无察觉。直到形势有所缓解后，王忍庵又给了他一大笔路费，安全送他离开桂林。

1949年之后，王忍庵先生在长沙失业，报纸登出了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部名单，他看到当年在桂林家中避难的杨东莼先生也列其中，负责接管国立广西大学担任校长，于是就主动与杨东莼联系。杨校长很欢迎他来广西大学工作，担任总务长秘书，于是全家第二次回到山清水秀的桂林。这是后话。

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进入桂林城区的广西

秋季，在“军事南下，政治北上”的高潮中，杨东莼北上北平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协商建国”。周恩来单独接见他时说： “现在你应该把红旗插起来了！ 从来只有个人找党，没有组织来找个人。”然后告诉他，具体工作有两个选择：一是潘汉年要他去上海任教育局长，二是张云逸要他去广西大学任校长。

杨东莼选择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广西。

新校长：重组与撤销两艰难

杨东莼在1950年初，随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云逸又一次来到桂林。这是他第八次来到这片热土，如此情缘之深，难怪他被称为“非广西籍的广西人”。

杨东莼任广西大学校长不久，就想起了廖有为。时廖有为被程潜派往家乡参与组织和平起义后，留在醴陵县人民政府，杨派他儿子杨慎之找到廖有为，聘来做他的秘书兼文书组组长，一见面杨就十分高兴而得意地说，没想到两年前四川分手时我的诺言这么快就兑现啦！

从1950年初到1953年10月底，杨东莼任广西大学校长近四年，时间虽说并不算太长，关键的是它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的重大转折阶段，面临的工作相当繁杂和困难。主要有：解放接管、纳入正轨、稳定师生、引进人才、恢复教学、劳动建校、校内院系的自行调整组建、紧跟潮流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 最后是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广西大学被撤销、校园被置换，重新组建广西师专（师院）。

1950年3月，迎接国立南宁师范学院合并进广西大学，杨东莼对西大师生员工说：“这是我上任校长后的第一炮， 请大家努力帮助把这第一炮打响啊！”

1950年，杨东莼在广西大学办公室

国立南宁师院的前身是国立桂林师院，1947—1948年师院和国立广西大学联手，在桂林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成为全国闻名的“西南民主堡垒”。国民党广西当局为分离和削弱两校间的联系，强令桂林师院南迁，引发师生们组织“护校委员会”，开展了“反迁校，反改校名”的斗争。学院被强迁到南宁后，斗争仍未停息，甚至愈演愈烈。特别是1949年1—5月黄华表任院长时， 制造“四教授案”（诬告迫害谭丕模、王西彦、汪士楷、吴家镇等四位进步教授之事件），并镇压破坏学生运动，以至图谋解散师院，引发全院师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赶走黄华表”运动，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前来调解处置，最终也只得让黄华表辞职于5月初离开广西。7月，调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著名教育学家陈一百教授任南宁师院院长，半年后的1950年初，陈一百教授即率领全院师生员工北上桂林，将师院并入广西大学，与校长杨东莼共同打响了这“第一炮”。

西大将军桥校本部的校园，原来曾是抗战时从南京迁来的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的厂区，校区北面有理工学院的实验室等建筑，被称为“科学馆区”，为迎接南宁师院“回归”，将这一片区域拓展扩大，新建了一批教工宿舍，虽说都仍是简易平房，但表达出来的热忱却温暖了近四百名师院教职员工的心。3月中旬，师院搬迁回桂林只经过短短几天的安排就正式上课了。在师院并入西大的同时，在南宁的私立西江学院和广西教师进修学院也并入西大。

师院并入西大后刚开始仍保留原建制，后来在西大校内进行了调整重组， 师院的大部分与西大原有的文学院组建为文教学院（下设中文、外语、教育、史地四个系），由陈一百任院长；师院原有的数理化生专业则并入理学院。这样，五十年代初的广西大学就已经拥有理、工、农、法商、文教五个学院，拥有经济、会计银行、法律、政治、土木、铁路、勘测、机械、电力、机电、化工、矿冶、农学、园艺、林学、畜牧兽医、中文、外文、教育、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二十多个系（专修科）的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校园及办学都具有相当规模的国立综合大学，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

当时的广西大学校园生活，虽然也已经受到一些政治斗争的影响，但还不像1957年以后那样严重和猛烈，所以总体上是比较平静祥和的。刚开始，西大校园里的党团组织（包括民主党派组织）还在逐步公开、组建、扩大、发展，起作用较大的是学校教育工会及其下设的家属委员会。那时的工会选举实行民主“海选”，杨东莼推荐的万仲文当选为工会主席，负责人里既有陈泰楷、誉文德、张人价、张先辰、石兆棠等教授，也有职员宋光翊、葛孝宁、杨楚妙等。

杨东莼满腔热情地接手广西大学时，他遵照党的政策，对西大原有教职员工采取“全包”形式予以稳定，实施“三长制”：校长下的主要助手是教务长张先辰、总务长石兆棠两位教授，并依托原来护校委员会郑建宣、黄现璠、孙仲逸等教授们开展工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碰见过一位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工作姓叶的美籍华人。他曾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广西大学学生，谈起杨校长来很是难以忘怀，特别是提到杨校长讲课或是做报告时，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诙谐风趣，极富感染力，学生非常爱听，不仅是座无虚席，就是窗户也总是爬满了人，他说他本人当年就常常是爬窗听讲者之一。在美国，笔者还遇到过一位姓许的老者，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作为年轻的国民党军统人员，曾被派去监视过杨东莼。他说，明明晓得杨是共产党的，但他巧妙得很，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本来去听课是为了找岔子的，结果反而给他讲的打动了……

星移斗转，往事不再。

随后，政治运动到来。杨东莼和广大教职员工一样，虔诚地投入运动，并以身作则带头“割尾巴”，“竹筒倒豆子似的坦露心怀”。早先出于安全考虑，组织上原安排杨校长住在木龙洞旁龙珠路广西银行、他的朋友廖竞天行长的一套房里。运动中，他接受大家的意见，不再住在市内朋友家，搬进了将军桥西大校园东区，和石兆棠同住一套平房。在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自我检查”这一关时，他认真剖析自己对共产党“三进三出”的历程和思想根源，反思自己早年曾经一度只愿听从邓中夏、李大钊的，而不重视甚至有点瞧不起“最高领袖”时，竟然情绪失控，痛哭流涕。

有一件史事值得一提：杨东莼任校长时，是通过谁的手，转请毛泽东主席为西大题的校名。

韦华南先生在《毛泽东主席为广西大学题校名》（载阳国亮主编《西大情缘》，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一文中，说：广西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出于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热爱，十分盼望毛主席能为广西大学题写校名，以铭记主席的教诲。杨东莼校长欣然接受群众的建议和要求，并于1951年底或1952年初致函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同志，请他帮忙办好这件事。1952年下半年，李克农同志复函杨东莼校长时，随函寄来了毛主席亲笔题的“广西大学”四个字。原件用红色油墨印制的十六开中式直行信笺，上方印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笺”字样……

毛泽东题写的“广西大学”校名

但廖有为先生的回忆却是通过杨校长的好友齐燕铭先生转的，与上述记载有不同。

当时，廖有为是杨东莼校长的秘书兼文书组组长， 既是醴陵老乡又在四川同住一处，有过较深交往。由于杨校长欣赏廖有为的毛笔字，所以喜欢口述信函，要廖用毛笔书写誊抄好再发出。杨校长请毛泽东给广西大学题写校名的函，就是叫廖代写的。廖有为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记载，信是写给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转达这个要求的，而不是写信给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李克农。北京的回函用的也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信封、信笺，信笺顶头印有红色“中央人民政府信笺”字样，下面有红色直行格，毛主席用毛笔题了“广西大学”四个大字，再没有别的任何字迹。

韦华南先生的文章还写道：“杨东莼同志收到毛主席的题字后欣喜若狂，当即交给校长办公室秘书唐肇华同志（1953年后任新成立的广西师院副教务长），准备制作新校牌。消息传开后，全校师生员工心情非常激动， 大家都欢欣鼓舞。”

但廖有为先生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因为毛主席非常平易近人，总是“有求必应”，特别是湖南老乡，其中又特别是对当年同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匏公（杨东莼之尊称）正是这种情况。他来西大上任前，毛主席还请了包括他在内的好些湖南老乡一起吃饭。那时候还没有后来“文革”“造神”运动那么厉害。毛主席题字到了就到了，就是领袖题了个校名，当然都非常高兴，但绝没有搞什么热烈欢呼、全校聚会、隆重庆祝之类的轰动效应……

就在伟大领袖题写校名、广大师生高兴之际，一场大家料想不到的大调整即将到来。

如果说，杨东莼在西大校长任上的“第一炮”，是接受师院的并入，那么他的“最后一炮”，却是不得不接受西大的“撤销解散”、做“拆分”工作。对于这次以全面模仿苏联模式为主要特点的院系调整，在当时“一边倒”的总体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执有不同想法和做法的。朱九思教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评价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是“一部分对，一部分错”，这是大实话；但一提起这场调整，杨东莼却只是摇头叹息，说：“可惜啦，可惜啦！”

全国院系调整前高校二百二十一所，调整后为一百八十二所，除了全部的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包括著名的燕京、辅仁、齐鲁、东吴、圣约翰、震旦、之江、岭南等）均被撤销外，原有的国立大学中，受伤损最大的就是广西大学，不仅撤销，连原有校园也保不住，被“置换”后的面积约有原来的十分之一，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院系调整后的广西高教元气大伤，全省没有一所综合大学， 民国以来特别是抗战时期聚集于桂的人才优势基本丧失，这对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

院系调整中的西大校长杨东莼，当时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和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兼任院系调整委员会桂林分会主任，当然只能服从大局，配合做好广大师生的工作，尽可能地实现“走得高兴，留得安心”。他在“最后一炮”里稍许值得宽慰的是，经过他和陈漫远等广西同志的一起努力，原定西大拆分后余下部分只组建为师专（规模千人），后提升为组建成师范学院。这多少减轻了一些对广西造成的冲击损害，为广西保住了一个大学本科的建制，多留下了一批师资人才。

1953年，在广西大学礼堂全校师生欢送杨校长的大会上，十岁的廖井丹（本文的撰写者，即廖有为次子）作为少先队大队长给杨东莼戴红领巾。

离校前，杨东莼校长与部分教职工合影。（前排左起：万仲文、石兆棠、杨东莼、陈亮、不知姓名者；后排左起：蒙万融、杨祖棢、罗敏兴、岳健、唐肇华、陈伟芳、梁唐晋）

1953年10月底，杨东莼离开桂林，次年春，出任在武汉新组建的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大）首任院长。这是他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出任高校校长，三年后的1957年调到北京，任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秘书长，不久后任副主席、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文教，以后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务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 期间，他先是被罚扫厕所，后来“解放”出来恢复部分工作，又因直接讥讽和顶撞当年的“批唯生产力论”和“批林批孔”，结果遭到围攻批斗，精神曾经一度出现异常，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曾过度兴奋，身心的劳累疲惫和遭受的摧残，终于使他在 1979年倒下，终年七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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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

本篇节选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廖井丹

编辑：蒙小涛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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