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西大 | 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2020-5-27 0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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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篇

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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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书香门第

梁漱溟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由进士或举人出身而做官。父亲梁济，曾任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等职。在梁漱溟六岁时，梁济为他聘请了一个老师在家授课，在其读完《三字经》后，并未遵循读四书五经的传统，而是要求读《地球韵言》，以了解世界大势。七岁时，梁济又将儿子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读书。该所学校既教中文，又教英文，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后来，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学校被迫停顿。庚子之变后，梁漱溟又转了两个小学 , 十三岁时，进入江苏小学堂读书。对于梁漱溟的教育，父亲梁济持开明的态度，极为自由。对于梁漱溟而言，“最有意义的自由，自然是思想自由”，因为父亲没有规定梁漱溟应该读什么书，而是任由他自己选择。父亲说过，梁漱溟“读书非到引起兴趣和注意时，我不去管它的”。这样，梁漱溟养成了很强的自学能力。

1906年夏，十四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读了五年半的中学。这一阶段，他更加重视和善于自学，并关心时事，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日报》《帝国日报》《申报》《新闻报》等是梁漱溟每天必备的读物。另外，他还关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刊物。这些报刊扩展了梁漱溟的眼界，帮助他了解世界形势和国家政治。

梁漱溟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自十四岁后，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二是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在中学阶段，梁漱溟对这两个问题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对于人生问题，他认为：凡事要看它对人有没有好处和好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那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反之，如果于群于己都有极大好处，便是天下的第一等事，就应该去做。对于社会问题，他认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可以用种种手段，甚至于可以用暗杀的办法，都是可以的；但反对排满、革命，而走和平改良的路，不仅收效快，而且对国家破坏性小，国际上也避免干涉。

对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是梁漱溟一生致力之所在。对人生问题的追求，使他出入西方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因而成为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他参与中国革命，投身社会运动。

梁漱溟中学毕业后，辛亥革命爆发，受革命形势的影响，他加入了同盟会在北方的组织——京、津、保支部，并任该支部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及外勤记者，有机会经常出入民国初年的临时参议院、国会和各党派之间。一年多的记者生涯，使梁漱溟对于中国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许多政治上的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却熟悉他。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我对中国问题之认识者不少。”应该说，梁漱溟对于民国政治的乱象是颇为失望的。他后来在《梁漱溟自述》中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值得注意的是，为解脱痛苦，此时梁漱溟读了一些佛学和老庄的书籍。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梁漱溟渐从利害分析追问，转入何谓苦、何谓乐的研讨，最后归结到人生唯是苦的认识，于是就有出世思想萌芽。在十七岁时，母亲病重，自知时日无多，试图为梁漱溟订婚，以了结一大心愿。梁漱溟却拒绝母亲的要求，理由是有出家思想，打算一辈子不结婚。二十岁时，梁漱溟开始戒荤食素，想出家当和尚，但念及老父尚在，不忍绝然而去，但从此终生吃素。

访问延安，八次拜会毛泽东

1937年初，抗战形式日趋严重。梁漱溟到各地演讲，号召抗战，强调发动民众，大力开展全民众抗日救亡教育工作。7月，梁漱溟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

10月，日寇入侵山东，梁漱溟主持了七年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被迫彻底解散。山东失陷后，梁漱溟认为，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更进一步地团结，以加强抗战政府的力量。基于这种认识，1938年1月，梁漱溟以参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拜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和他做了八次面谈，交换意见。毛泽东于1917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梁漱溟正在北大哲学系教书，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是同事，彼此交好。梁漱溟曾到杨昌济家做客，遇到过毛泽东，两人算是旧识。

毛、陈二人的谈话中，有六次时间很长，每次至少两个小时，其中又有两次最长至通宵达旦。梁漱溟还将其专著《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毛对该书进行仔细阅读，并做了许多摘录，用毛笔写在粗纸上。

其中第二次谈话就由该书的观点展开，二人争论激烈。毛泽东说：你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道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梁漱溟表示反对，他说：中国社会与欧美不同，中国缺乏固定成行的阶级。在欧洲的封建社会，贵贱悬殊，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又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这种对立对抗，在中国则不明、不强，老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流通。

梁漱溟还提出“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观点。“伦理本位” 是针对西方“个人本位”而说的，西方讲究自由、平等、权利，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中国注重的是义务，不是权利，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为社会。“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社会便能得到发展。

二人还分别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各自的观点。最后，毛泽东说：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了中国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他社会相似的一般性。梁漱溟则说：一个人都有他的一般性，你只说他是个成年人，没有点出他的特殊性，就等于没有说一样。所以如果你不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等于没有说。就这样，二人的争论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后来，梁漱溟回忆说：“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方式，使人感到从容而又亲切。可是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人又都互不退让，不从各自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离开延安后，梁漱溟到了徐州。梁在此发表《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同事、学生们团结一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特别要在乡村中以原有的乡村建设工作为基础，积极做好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密切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的作战。

梁漱溟本人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2月，赴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游击区进行巡视，前后达八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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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 月，梁漱溟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交谈时的合影

滞留桂林，应邀到西大短暂讲学

在巡视敌后战场后，梁漱溟认为：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抗日的战争胜利，这要有第三方势力才行。这种势力不是个人，没有军队，是一个集团，也不是政党，只是为了求得全国团结，推动国、共两大党合作形成的一个推动力。

1941年1月，国民党政权制造了“皖南事变”，公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梁漱溟深感忧虑，认为有必要联合当时国、共两党之外的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组成一个党派，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于是，他和黄炎培、章伯均、张君励等人，商议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3月19日，“民盟”在重庆成立，并决定派梁漱溟前往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以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梁漱溟躲开重庆的特务盯梢，于4月初抵达桂林，等候赴香港的机票，然而却一直买不到机票。后来，梁漱溟找到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费时一个多月，才在5月20日离开桂林飞往香港。

在桂林期间，梁漱溟应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的邀请，到西大讲学，所讲内容为酝酿多年、刚刚开始动笔的《中国文化要义》纲要，以及《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西文化之异同》的讲题。当时广西大学在桂林市郊外的良丰，景色宜人，像个大花园。讲学之余，梁漱溟留宿在雁山园。因雷沛鸿是梁漱溟的老朋友，遂聘梁为广西大学的名誉教授，梁漱溟欣然应允。

梁漱溟于1941年4月11日正式开讲，每周讲四小时，连讲两个月，慕名前来听讲的人很多。他谈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不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多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是集中在道德伦理关系上，发展了伦理科学，创造出灿烂的东方古代文化。西洋人则把智力投向自然界的研究之上，其结果创造了近代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发展了资本主义。他认为，正是这个缘故，中国社会两千年来总是循环往复，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要不是西风东渐，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是永远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

讲座结束后，梁漱溟应观众邀请，又谈了他不久前赴延安访问毛泽东的情况。他说，他赴延安之前曾奉召晋谒“蒋公”，讨论“国是”，然后“衔命”访延安，和毛润之谈“抗战建国”大计。在延安他和毛泽东谈了几昼夜，双方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抗战形式及今后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各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看法也存在根本分歧。经过讨论，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梁漱溟的讲学在广西大学校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演讲也预示着梁漱溟的思想臻于成熟。

梁漱溟自少年时代，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至广西大学讲学时，梁已年近五十，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渐已成熟：“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的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信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对于这两个问题，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予以较为详细的阐述。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说：“上半部为认识中国问题之部，下半部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部。——因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先认识此一问题。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的。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现在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于此见出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

可惜的是，因讲学时间过短，梁漱溟在广西大学讲学时，未能将其理论全部宣告给世人。加上战争的影响，这部书直至1949年才写成。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说：“先是1941年春间在广西大学作过两个月专题讲演，次年春乃在桂林开始着笔。至1944年陆续写成六章，约八万字，以日寇侵桂辍笔。胜利后奔走国内和平，又未暇执笔。1946年11月我从南京返来北碚，重理旧业，且作且讲。然于桂林旧稿仅用做材料，在组织上却是重新来过。至今——1949年6月——乃告完成，计首尾历时九年。”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的名作，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经典著作。梁漱溟在自序中说，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必须从中国文化入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建设新中国”，必须“认识老中国”。在绪论中，他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七大个性：独自创发，自具特征、自成体系，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能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等等；十四个特征：广土众民，众多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久长，有内在的伟大力量，等等。在这“个性”和“特征”的影响与陶冶下，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十大特点：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滑老到。

他认为，中国人重家庭而不重集团生活，以道德代宗教作为人生信仰，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理性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智文化。这种“理智文化”是与物质文化相联系，这种文化的向上发展，才进入“理性文化”。“理性文化”考虑的是“人”而不是“物”，是人心对人心的问题。中国文化未经物质文化的充分发展，就走上了理性文化的高级阶段，所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早熟”。

由该书的观点出发，梁漱溟坚持了在延安时和毛泽东的争论，他认为中国民族精神所在，是讲理性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西洋那种的阶级斗争。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在参观一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以后，在思想上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也有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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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在济南合影

遭遇政治风波，匹夫不可夺志

此也可以看出，梁漱溟是一个对自己有绝对自信以及性格极其倔强的人。这一点更充分地体现在1953年的一次风波中。

是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先后在北京召开，时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也列席会议。9月11日，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谈及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认为：过去近二十年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物力集中都市，对农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

9月12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对梁漱溟进行不点名的批评，认为有人不同意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破坏工农联盟。梁漱溟心中不快，当晚就写信给毛泽东予以申辩，要求有机会当面发言请求指教。9月15日，梁漱溟向毛泽东递上一张纸条，要求发言，毛泽东在台上宣布准许他次日发言。

9月16日，梁漱溟在会议上发言，虽然重申自己拥护总路线，但还是把工人农民“九天九地”之差的言论再次重复。这导致在9月17日的会议上，梁漱溟遭到更猛烈的批评。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批判梁漱溟反对总路线的言论。毛泽东也三次插话批评梁漱溟是伪君子，是以笔杀人，但坚持保留其政协委员的身份。

梁漱溟深感自己受到误解，于是要求再次发言。毛泽东宣布会期延长一天，准许梁漱溟次日发言。9月18日下午，会议达两百余人，梁漱溟进行发言，刚开了头，会上就有人打断他。梁漱溟遂向毛泽东要“雅量”，使得会场乱了起来。最后，会场表决是否继续让梁漱溟发言，多数票数让梁漱溟下台。

会后，梁漱溟向政协请假，在家闭门思过。当然，后来梁漱溟又遭到了多次批判，然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言论，体现了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直和风骨。其中最典型的是1973年至1974年的“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梁漱溟坚持认为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在遭到批判后，梁漱溟宣称“匹夫不可夺志”，并撰写了文章《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在文中，梁漱溟还特别引用了《中国文化要义》中的一段话：“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抑压，被抹杀。”

梁漱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自信心。他以解决“人生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为其一生志向，他认为这两大问题都根源于文化问题。因此，发轫于广西大学讲学而成的《中国文化要义》，当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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