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西大 | 熊德山：早期的社会活动者

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22

篇

熊得山：早期的社会活动者

1936年7月，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为文法学院，中国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熊得山先生任广西大学历史教授，1939年2月，正是日军飞机疯狂轰炸桂林的时期，身体本来就不很好的熊先生，因缺医少药，病逝于桂林大埠大冈埠村，享年四十九岁，《桂林文化大事记》1939年2月4日记载：“广西大学名教授熊得山逝世。”其墓地就在桂林的大埠。

青年时以“恢复中华、追求共和”为己任

青少年时代的熊得山，是个充满革命理想，以恢复中华、追求共和为己任的有志者。

熊得山，原名熊学峻，字子奇，又字德山，后改为得山，湖北省江陵县熊河镇熊家大湾人。据他的挚友胡鄂公回忆，熊得山生于光绪乙丑年（1889），其家人回忆他的生肖属牛。一些研究资料将熊得山先生的出生年份写成1890年，显然是弄错了。

早年的熊得山，与湖北江陵同乡胡鄂公、钱纳水来往甚密。胡鄂公年长熊得山五岁，钱纳水则比熊得山小三岁，成熟而又有政治追求的胡鄂公自然就成了三人中的带头大哥。

晚清时期，中国人出洋蔚然成风，有钱的多数去欧美，有革命理想的普遍选择了日本，穷苦而又想出洋打工的则主要以南洋为目的地。1907年，熊得山与钱纳水往日本求学。熊得山先在日本弘文学院读预科，然后进入明治大学攻读学位。

在日本学习期间，熊得山和钱纳水认识了孙武，并经孙武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夏天，二人回国。回国后的熊、钱二人很快与胡鄂公取得联系，并与胡一起在河北保定成立了“共和会”，由胡鄂公任干事长，熊得山任干事，有资料介绍李大钊也参加了共和会。共和会很快在北京、广州、桂林等地设立了六个分会，后来集体参加了同盟会，转而成为同盟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武昌起义不久，胡鄂公再赴河北、天津一带，组织革命力量举行暴动。11月27日，这支革命力量在天津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推举胡鄂公为总司令，熊得山为秘书长，约定29日举行大规模暴动，以响应武昌起义。因为缺乏组织经验，起义者误发了信号，导致一些人提前起义，另一些人则未能及时响应，致使起义失败。起义失败后，为避免更大牺牲，熊得山主动向当局揽责被捕，至南北议和方获释。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熊得山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大中华日报》，以揭露袁世凯为己任。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给当时的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社会主义思想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熊得山与李大钊等人来往密切，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并积极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列著作，就是由熊得山最早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各地已经有了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如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1921年，胡鄂公、熊得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称中国共产党同志会），并于次年创办了《今日》杂志，熊得山任主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瞿秋白介绍（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李大钊介绍，但胡鄂公本人的回忆是瞿秋白介绍，故取此说），这个研究会的成员集体加入了共产党。这样，熊得山就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

胡鄂公、熊得山和钱纳水三人，在加入中共后逐渐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根据1923年11月30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印的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本定于10月20日召集，后延迟到11月24日上午9时开会，25日下午4时闭会。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S.Y.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共八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到。这次会议形成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一共讨论了十项日程。其中第八项为：胡鄂公等党籍问题。讨论的结果：胡鄂公在未能证明其确未帮忙贿选以前，仍旧停止出席小组会议；熊得山、汪剑侬因与胡有连带关系，亦应同样办理。

该纪要所指的“贿选”，是指1923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在将总统黎元洪逼出北京后，为使自己稳坐“总统宝座”而贿赂议员的事件。曹锟虽然如愿当上了“总统”，却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所有的议员也都被人民怀疑拿了赃钱。作为湖北籍议员的胡鄂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其未能证明自身清白之前，被党中央暂停了组织生活，且与其来往密切的熊得山亦被株连。

目前，只找得到这一份权威的熊得山与我党关系的文件。此次会议以后，他是什么时候恢复了组织生活？后来是否与党失去了联系？如果脱党了，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不得其详。

有一种说法，认为胡鄂公等人在1927年以后，因为政见问题而自行脱党。也有资料说，胡鄂公是因为与潘汉年不和，于1943年在桂林脱党的，此时熊得山已经去世四年，与此纠葛无关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鄂公去了台湾，后来病逝于台湾。鉴于胡鄂公与我党高层来往甚为密切，曾在上海照看过毛岸英、与中共地下党员黄杰多次往返于两广地区开展工作（黄杰也是湖北江陵人，后来在延安与徐向前结婚），我们很难说清他是否仍然保持了党员的秘密身份。

根据一些广西大学老人的回忆，熊得山在广西大学任教期间，仍然与一批中共党员或者前党员过从甚密，如李达、陈望道、杨东莼等。在学校里，还与“托派”争得面红耳赤。须知所谓“托派”乃是党内斗争中的另一派，如果与党无关，又为何与“托派”发生争执呢？另外，据《解放前中共广西省立师专党的活动概述》介绍，1936年，熊得山在广西大学教授任上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薛尚实接上头，帮助薛尚实在学生中发展党组织，并将自己的学生莫西凡等介绍给薛尚实。这些回忆说明，熊得山一直是我党的一员。

钱纳水于1932年在上海被捕，后宣布脱党出狱。抗战后，钱纳水转租了熊得山在上海的房产，去了重庆，任《中央日报》主笔。熊得山的三子中学毕业后，由钱纳水安置在《中央日报》做校对，这说明了钱与熊的私人感情非常深厚。当然，此举也为熊的后人后来被打成右派提供了口实。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实现了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破裂，大批共产党人被杀被捕。熊得山无法在武汉立足，跑到上海去避居，先是靠卖短文暂且生活。1929年，他在上海与李达、钱纳水、邓初民、施存统等人发起开办了昆仑书店，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尤其是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熊得山除了打理书店业务外，还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史和经济学方面，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社会思想》《社会问题》《中国革命的出路》《社会主义未来国》《公妻说的辟谬》等，译著则有日本学者住谷悦治的《物观经济学史》、山川均的《唯物史观经济史》、关卫的《西方美术东渐史》、山内房吉的《社会思想解说》等，还与钱纳水等人合著了《西洋哲学史》。这些著作，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都有藏本。

熊得山所著《社会问题》，1927 年北新书局出版

1932年，中国社会科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熊得山挟两篇论文《中国农民问题之史的叙述》和《中国商业资本的发生之研究》参与论争，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之观点，阐述中国的商业资本问题和农民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当时中国处于什么社会状态讨论热烈却认识不清，有的说中国尚处于封建社会，有的说中国已经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人借用欧人之语说中国处于亚细亚式社会。熊得山则明确提出：当前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观点，已经被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

应聘师专教授，结缘广西大学

熊得山早年的理想就是以革命去改造中国，并没有想到要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但在那革命风云急剧变化的年代，生活也是绕不过去的坎。

熊得山1913年元旦结婚，1916年长子出生。有了妻儿，家庭的生活总是一道必答题，这就需要相对稳定的工作。1925年，熊得山被聘为湖北法专教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后，武昌各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后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熊得山遂成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的名教授之一。他的次子、三子、四子均在这一时期出生，他的岳母（其妻的养母）因为帮助照看孩子，从此开始随熊得山一家生活。到1928年时，熊得山已有四个孩子。长子出生前后，他把家安置在荆州老家；后面几个孩子出生的时间比较集中，那是他在武汉任教时期。

从武汉避居上海后，熊得山先是卖短文谋生，尔后与朋友共同创办了昆仑书店。1932年，熊得山被上海法政学院和迁到上海的暨南大学聘为教授。作为教授，收入稳定下来，但架不住一家老小七张嘴，加上请保姆的费用，日子还是比较清苦的。

1932年秋，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成立，校址设在桂林良丰西林公园，当时桂系和粤系企图反对蒋介石，聘请杨东莼为校长。杨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在长沙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同党失去联系，东渡日本，研究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回国后，经李任仁介绍，认识白崇禧，因而出任师专校长。他巧妙地利用当时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白色统治下，建立了一个小小的革命据点。聘请了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朱克靖（化名朱笃一）来任教务长，研究农村经济的薛暮桥、文学家沈起予等为老师。杨东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启迪学生的思想走向进步，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共产党员。由于桂系要员王公度对师专的造谣、诬陷，1934年春，广西当局便将朱克靖“礼送出境”，同意杨东莼辞职，薛暮桥等一批进步教师相继离校。这年三月，广西当局任命医学家罗尔棻做校长，教育长李任仁推荐陈此生（广西贵港人，1949年后曾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任教务长。

这一年，陈此生到上海延揽了一批进步教授，以充实学校的教学力量，陈望道、邓初民、马哲民、施复亮、熊得山、杨潮（羊枣）、夏征农、胡伊默、沈西苓等，就是这个时期到师专的。由师专培养出来的数百名学生，对中国革命和广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时的广西当局也有雄心大志，虽然治理一个穷省，对外省来应聘的教授工资却是发的国币，本省教授则发省币。国币与省币之比是一比二，实际上外省教授的工资就相当于本省教授的两倍。这样，熊得山一家的日子才显得稍好一些。

熊得山应聘师专，仍把家安在上海，独自来到桂林，住在文昌街，学校则在良丰的雁山园，讲授中国通史。1936年，广西大学从梧州搬迁到桂林，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熊得山遂成为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仍旧讲授中国通史。

熊得山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加上清贫，营养不良，早在青年时期身体一直不很好。脑力劳动者常见的神经衰弱症和胃病，于他来说尤为严重。在广西大学任教授期间，每周虽然只有五六节课，但他却非常严谨认真地备课。他的授课讲义，每一章节、观点，均亲自考证并撰写。因为他的严谨，也因为战乱时期难以查询相关资料，偏偏他的家后来在日军空袭中被炮火付之一炬，数十年收藏的书籍资料均在战火中灭失，可以想见他的教案准备是很艰辛的。可惜只讲到明史部分，熊得山便因病溘然而逝。他在广西大学讲授中国通史的这份讲义，后商定由李达先生校刊作序，胡鄂公和钱纳水复校付印。

也就是在1937年，熊得山先生去了一趟上海。

1928年，熊得山避居上海时，全家随同前往。这段时间，几个年幼的孩子都在上海入读幼儿园和小学。1934年，熊得山应聘到桂林任职，是只身前往的。1937年，“八一三事件”爆发，日军侵略上海，这让远在广西桂林的熊得山很是不安，于是回到上海，接家人往桂林安家。毕竟，桂林地处西南，是当时的大后方，相对要安全得多，何况自己也在那里工作！

因为战争，上海通往内陆的交通已经陷于停顿。几近波折，终于通过关系，弄到了几张上海往香港的船票。船只是法国邮轮诗芬克斯号，虽然有三万吨排水量，船体不小，但也只能买到五等舱的船票，这还是用二等票价买到的。

船到香港后，又停留了三天，才弄到香港至梧州的船票。到梧州后，没想到接到了广西大学的电报：熊得山已经被解聘了！虽然原因不详，让人惊愕，也得继续硬着头皮继续前行啊，毕竟上海已经回不去了。在梧州经停，再换小一些的轮船经大藤峡往柳州，然后转桂林。在大藤峡一带，拖船与客船的拖绳断了，客船几乎失控，经过一番有惊无险的搏击，轮船总算被控制住。

船到柳州，熊得山一家却被好吃、好喝、好招待地安顿在最豪华的乐群社里住下，这真是让人感到云里雾里。

广西当局派了两部小轿车将熊得山一家接到桂林。到了桂林，才知道原来桂林发生了“王公度事件”，桂系乘机打击进步力量，强令广西大学文法学院的社会系和文学系提前毕业，以借机解聘两系的进步教授。因此，熊得山尚在旅途中，便接到了解聘的电报。据胡鄂公回忆，次年，广西大学相关系重新恢复，熊得山再次被聘为历史学教授。此处的历史背景是：1938年2月，白鹏飞任西大校长，他办学效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方针，延聘在全国教育界颇有声望的进步教师，如李达、郭沫若、许德珩、陈豹隐、马叙伦、熊佛西、王力、林砺儒、马寅初、黄觉非、焦菊隐、张映南、千家驹、王伯文等到校任教授。因熊得山先生是名教授，两人同是日本留学生且同庚，故熊应在此聘之列。

家人到桂林以前，熊得山只身住在文昌街一间小屋。这样，全家一起不算保姆，也有七口人，文昌街是住不下了，熊得山就把家搬到了义仓街（今临桂路）。

广西大学的校车每天回到桂林的起始站，是义仓街与五美路的交叉处（今交通路北段），广西大学驻桂林的办事处就设在这里。那是一部烧木炭的汽车，动力不足，只是代步工具罢了。逢有课时，熊得山先生会在清早乘车到雁山园上班，只是周末才回来。老二和老三这时恰好升为初中生了，先是在桂西路的桂林初中读书，后转到穿山的汉民中学。老四读小学，随母亲和外婆生活。

1938年12月24日，日军数架飞机轰炸桂林。著名音乐家张曙及爱女在这次轰炸中丧生。熊得山位于义仓街的家也被炸成一片瓦砾！幸运的是，老大当时在广西大学读书；老二老三当时正随学校到大圩宣传抗日，远远地看见了桂林城的炮火，但没有身陷炮火中；熊得山和妻子、岳母及小儿子因为当局警报及时，得以躲避轰炸，幸免于难。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熊得山，其藏书全都随着这场轰炸灰飞烟灭了。

这场轰炸后，熊得山就把家搬到了雁山园南边几公里远的大埠乡大冈埠村。这个村子，原来有一家大地主叫唐仁，留下一处近三千平方米的青砖庄园，

村里还有同盟会员唐民三的旧居。广西大学在大冈埠办了预科班，每天有校车将教授们送到桂荔公路路口，教授们再步行到村里。熊得山是第一个把家安顿在大冈埠的教授。接着，千家驹、林东海（文法学院院长）、梅斌林等教授也搬了过来。

感谢熊得山教授的第三个儿子熊永深先生，2015年，他以“桂林往事”的网名在网上发文，谈及了七八十年前的雁山校内外的见闻。现节录于后：

当时我家就在大埠。大埠原有个西大的先修班（相当于预科），也有些教授为躲空袭，从桂林城里搬去了大埠。离大埠圩不到一公里处，有一座我们称之为唐家村的村落，那里的屋子多是青砖砌就，比别的村子条件好多了，好几位教授都在那里居住。千家驹教授也在那里住过两三年。为此，雁山和大埠之间的交通还是很密集的。校车一天至少要在雁山和大埠间往返两次，接送教授去上课回家，也方便先修班师生进出桂林。大埠圩也随之旺了些。只是逢三天有圩，才有猪牛肉卖。平常日子只能吃素，有时甚至连青菜都买不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很多广东和香港的学生涌进了广西，风气大变。特别是女仔，衣服漂亮了，也有少数人化了薄妆。穿旗袍的也多了，雁山陡然增加了很多色彩。当时女生上下课喜欢成群成团地走，有时七八个连成一排，路为之堵。学生在墙报上画了一张漫画，图上一排妙龄女生手挽手地把路堵死了，图题是《肉环阵》，有些戏谑。有一位香港女生叫司徒非比的，艳压群女，的确是“非比”：小个子，身材极好，雪白，但不是苍白，不知是哪个学院的。出入真如后妃出巡，前呼后拥。要问我何以观察得如此细微，是我有几位年长的朋友在西大念书，我辍学在家待着时，常常从大埠去西大找他们玩，和他们闲聊时听说的。再说，我那时才十四五岁，只当看一件漂亮的东西欣赏而已。有一位最勇敢的姓欧阳的男生，对司徒小姐死追穷追。当时有人编了一副对联，正好将两个复姓人的姓名编进了对联，非常好玩又好笑，可惜我忘了。那位欧阳先生后来在驱赶高阳的事件中做了替死鬼，被开除了。

还有另一位叫缪希霞的靓女，我之能够认识并记得她，是因为她在当时西大演出的话剧《日出》中，扮演了女一号陈白露。观看话剧是那时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当今无论什么娱乐项目都无法与之相比。我在汉民中学及青年中学念书时，都是各自话剧队的成员，演不演出不管，排练的戏确实不少。看了西大的《日出》以后，当然会记得那位靓丽的女主角啦。

西大的后门口有一个水塘，有二三十米长、二十来米宽。还有个木排围成的一个泳池。天热时我经常去那里游泳，游完了就在雁山村一位亲友家借宿。我每天下池是先来个1500米蛙泳做准备运动，然后随意玩上大半个小时。这个泳池当然比不上当时的漓江。可那池水确是活水，也不知从哪来又流向哪里。我谈到泳池只是想介绍另一位靓女——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她是学机械的工科学生。当时学理工科的女生是不多的。我每次下池游泳，总能见到这位看来挺文静的小姐，她游泳不错，有时听她说英语。人家说她是从英国回来的，也不知是不是，只是看来挺随和的。十分漂亮也谈不上，以我的眼光来说，耐看，越看越好看……

熊永深先生如今九十二岁高龄，现寓居广东肇庆。从他轻松流畅的文字之间，读者可以想见抗战期间，大批的知名学者教授在桂林，不仅仅是避难，也给当地社会生活带来一缕缕新风。

熊永深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几个人物，最近在《广西大学校友》2005年第三期刊物上见到他们的踪影，权作一续：

司徒非比在西大迁往榕江时，随校而行，后来到了重庆。2005年“8月8日，周耀銮校友在屋仑翠园酒家请校友茶叙。席间，周耀銮向大家宣布，昔日桂林良丰时代的校花司徒非比与夫君结婚50周年金婚纪念，获布什总统并夫人劳拉题词祝贺，殊荣难得，亦属校友之光。并将总统题词的照片向大家展示。司徒非比校友是广西大学会计银行系48届毕业生，上海神学院肄业。原香港《女光周刊》资深编辑，美籍华人，美国《华侨日报》‘非比专栏’作家。司徒校友为一虔诚的基督徒，曾长期在各地教会出版物为文，宣道教义。文学修养甚佳，声誉颇著。”（见美国籍校友理事林中柱《布什总统并夫人劳拉为司徒非比与夫君50周年金婚题词祝贺》）

熊文提到的缪希霞，则成了西大农学院同学即后来的中国农业部部长何康的夫人。何、缪两家是世交，据说是两人的父母指腹为婚，但读大学时何康却深爱着同是园艺系的同学、郁达夫的堂妹（一说是侄女）郁隽民。碍于家庭的关系，何康与郁隽民的关系当时仅止步于友情。但缪希霞却知道何康心中还有另一个牵挂的人。因此，在她病逝前，嘱咐儿子去美国寻找郁隽民。1993年，郁隽民当时已离婚二十九年，年过古稀，终于在当年秋天与何康成婚。

李林的故事就简单一些，她是科技界中女性中的佼佼者，在西大学的是机械，后来去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金属物理专业的硕士，1951年又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她的父亲李四光是院士，她的爱人邹承鲁是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一家三院士，在中国科技界仅此一家。

此属题外之话，表过不提。

患难年代真情多

熊得山是个内心充满热情但语言不多的人。在几十年的生涯中，他的朋友主要有几拨：志同道合的革命者，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人物，教学生涯的同僚。

根据目前查得到的资料，在熊得山的青年时代，与之来往最密切的人有胡鄂公、钱纳水、邝摩汉、宁敦武等；从武汉避居上海，与友人合作成立了昆仑书店以后，他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非常活跃且颇有建树的一批学者来往密切，如李达、邓初民、张定夫等，并且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左联”具有同等影响的、由我党领导的文化组织。其中，李达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

在桂林教书期间，则与同为广西师专、广西大学教授的陈望道、杨东莼、陈此生保持着很好的友情。在大埠乡下居住期间，与同为邻居的千家驹、林东海、梅斌林等也有密切往来。据笔者收集到的一张照片，记录了1936年春，熊得山与陈望道、邓初民、千家驹等人，到桂林东郊尧山郊游的情景。

胡鄂公，自早期与熊得山一同组织“共和会”，到共同创办《今日》杂志、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到熊得山去世，始终与熊得山保持着友情，是熊得山走上革命道路的带头大哥。1936年，胡鄂公与中共地下党员黄杰访问两广，到达桂林，与熊得山在桂林见过面。熊得山去世两年后，胡鄂公以“南湖”（胡鄂公的别名）之名在《申报》上著文纪念熊得山。该文也是迄今为止由熊得山的亲友执笔完成的、最权威、完整的记录熊得山一生的文字资料。

钱纳水，是熊得山生命旅途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乡党。北伐时期，钱还担任过湖北某县的县长。在熊得山赴桂林任教后，钱曾隐居在熊得山在上海的家中，同时以美商名义在租界办报宣传抗日。其间，因为著文批评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惹怒了斯大林，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压力，愤而脱党。太平洋爆发后，钱纳水被闯入租界的日军逮捕，后被军统救出后，将熊得山在上海的租屋转租出去，筹得盘缠去了重庆，还得到蒋介石的接见，担任《中央日报》的主笔（名义上的主笔是陶希圣）。熊得山去世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孩子需要找工作谋生时，钱纳水安排熊得山的三子在重庆《中央日报》工作。

陈此生，广西贵港人，是“左联”成员，广西师专成立后，任广西师专的教务长。为了提高广西师专的办学力量，陈此生奉命到上海延揽了一批有学术影响且思想进步的社科界名流，到广西师专任教。陈此生与熊得山的友情应该始于这一阶段。熊得山去世后，陈此生帮助熊家张罗了葬礼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梅斌林，从美国留学回来，在广西大学当教授。在大埠乡下，梅家与熊家同住一个院子，两家关系极好。过年时，给孩子们打红包时，熊得山的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熊妻邓女士说“孩子已经大了，不用再给了”，但梅教授坚持要给，说孩子未结婚就不算成年；若有一点好吃的也会经常分享。两家的友情，在熊得山去世后也一直保持着。

千家驹早在上海时，就与熊得山有来往，熊家幼小的孩子都记得这位姓“千”的叔叔。在大埠乡下，两家常有走动。熊得山去世后，千家驹也写过回忆文章，但他写的熊家保姆“灵魂附体”一段，错误极多。例如：熊得山的坟茔葬在山脚，地势颇高，根本不会被水淹。那位保姆其实是发了癔症，口中念念有词，说的是保姆自己的语言，并不是熊得山的声音。

熊子民，湖北荆州人，但与熊得山并无血缘关系，只是同姓的老乡。熊得山与友人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熊子民就是经理人，一群学者们只负责选择和编辑书稿，发行事务都由熊子民负责。1937年，熊得山把家迁到桂林，住义仓街。次年，熊子民也把家搬到了桂林，熊得山帮助他在紧邻义仓街的黄泥巷找了住处。这样，熊家的孩子就经常到熊子民家串门，偶尔还会获得些好吃的。熊得山家被炸以后，就迁去了大埠乡下。不久，熊子民也搬到大埠去了。熊得山去世以后，全家的生计顿时成了问题，幸好这位同姓的同乡经济条件不错，也很注重友情，就主动担起了熊得山撂下的一家老小的生活担子。新中国成立后，熊子民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还帮助熊得山的遗孀在全国政协争取到了一点生活补助。这项补助一直到“文革”动乱时才停止。

住在桂林义仓街的时候，熊得山还请西大校长白鹏飞到家里吃过饭，作陪的有张映南。教授请客却不下馆子，固然说明熊得山与白鹏飞的友谊深厚、没有距离，同时也侧证了熊得山在经济上的拮据。

作为社会名流，熊得山在桂林几年时间里，也常与李宗仁、李济深等要人见面，但他无意仕途。桂系高层也常向熊得山咨询有关西南政治的建议。

1936年春 ，广西师专的学者们去桂林尧山郊游。后排白衣者（左第三人）为熊得山，第四人为邓初民，右第三人为陈望道，前排戴眼镜者（右第二人）为千家驹

一生清贫，去世后竟无资入殓

熊得山先生早年奔走于革命，并无任何积蓄可言。从武汉避居上海后，先是靠卖短文补贴家用，在上海这个一切都需要用钱的地方，生活实在是窘迫得很，甚至要依靠随他一起生活的岳母（孩子们都称之为“奶奶”）把本来就很微薄的私房钱拿出来用于贴补生活。

后来，熊得山被聘为上海法政学院以及暨南大学的教授，算是开始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按说，民国时期的教授，其经济收入相对还是不错的，但熊得山先生要抚养一大家子人，还要偿还以前欠下的债务，加上自己的身体不好，吃药看病要花不少钱，那时的西医西药尤其昂贵。所以，他一直过着很清贫的生活。在上海期间，他的妻子有时还在路边摆个油锅，炸萝卜糕卖，以贴补家用。在大埠生活期间，熊得山先生的岳母则靠养鸡补贴家用。

据熊得山的三儿子回忆，熊得山只有两件白色的长褂，换着穿。笔者收集到的几张熊得山留下来的照片，都证实了这个说法。

全家迁到桂林后，一度收入中断，生活尤其困顿，熊得山的身体更加糟糕，神经衰弱和胃病都强烈地折磨着他。1938年12月24日，日军轰炸桂林，熊家在轰炸中化为灰烬时，熊得山就正在家中养病，因警报及时，临时离屋，逃过一劫。这次轰炸后，全家搬到大埠，熊得山则一直抱病在家。两个月后，因胃病加剧，大埠又远离医院，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熊得山于1939年2月终告不治。

熊得山一生清贫，死后竟无资入殓。幸而熊先生是名人，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李宗仁、白崇禧，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以及张怀九、冯玉祥，湖北省代主席严立三等人致以重赙，李任仁、千家驹、李达、张映南、陈此生、熊子民等人，热心经纪张罗，才使得熊得山顺利安葬入土。先是安葬在大埠乡桂荔路口附近的烧灰山，前几年，迁葬至桂林市东郊尧帝园。

熊得山先生膝下有四子。熊得山先生去世后不久，长子熊永柱从广西大学肄业，承担了家庭的生活重担，先是在税务部门工作，湘桂撤退后到了重庆，由钱纳水的儿子钱江潮介绍进了新闻检查局；抗战胜利，又到遵义市税务局做本行；新中国成立后，经杨东莼介绍到广西大学图书馆任馆员；广西大学撤销后成为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1958年被打为右派后被送去劳动改造，1975年获改正后回到广西师大图书馆；2000年去世。

次子熊永石，初中没毕业就承担了家庭的担子，先是在李任仁办的文化供应社工作，后到重庆，因陈望道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便跑去旁听，因文化程度差太远，听不懂课，只好退学去读明治新闻专科的夜校，白天则在书店打工；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良友画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因明治新闻专科学校校友的关系，转到《新闻报》当记者；1957年，被划成右派；1979年获改正后，任《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1990年后转任《新闻报》总编；2010年去世。

三子熊永深，湘桂撤退后，先是到榕江，后转到重庆，由钱纳水介绍进了《中央日报》当校对；新中国成立后在广东省怀集县任中学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送去劳动改造，获改正后恢复教师职业；现已退休，定居在广东省肇庆市。

四子熊永立，广西艺专毕业，1951年分配到鞍山文工团，1957年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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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庞铁坚

编辑：宁静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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