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秩情缘 | 冯柳江：大学匆匆那些年

编者按

建校九十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广西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学界才俊、政界栋梁、商界精英、文化名人及各类建设人才。在我校90周年校庆之际，特推出“九秩情缘——西大校友回忆录”系列推送，记录历届西大校友对曾经校园生活点滴回忆，感受广西大学九十年来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和精神积淀。

大学匆匆那些年

冯柳江

冯柳江，广西大学中文系理论写作专业（大学普通班）1975级学生，曾任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7年1月退休。

引言

1975年，我作为优秀知青，被当地组织推荐到广西大学理论写作专业读书。当年9月，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踏进广西大学校门，成为学校的一分子。

1975年10月，广西大学中文系理论写作专业部分同学合影， 前排中为冯柳江

理论写作专业是广西大学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专业，专业涉及面极广，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写作理论等，课程设置和授课知识在当时是超前于国内其他大学同等专业的，学习的内容丰富，教授的均为经典文本。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讲到现代哲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笛卡尔、黑格尔、伏尔泰、尼采到康德，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中国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名流大家无一疏漏。老师要求我们通读经典名著，对重点难点予以详细讲解。教经济学的老师要求将《资本论》通读三遍，我至今都还能大段背诵。文学要求背诵四书五经、《史记》、文选中的经典篇章。学习无产阶级理论，按照“党的喉舌”进行培养训练，着力锻炼新闻写作能力。毕业后有的同学就进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国家相关部委宣传机关。后来理论写作专业分离出哲学系、经济系。现任自治区主席陈武，1977年入学时还是理论写作专业，后来以哲学专业毕业。曾任自治区副主席的杨道喜，1978年毕业于中文系理论写作专业，我们是同班同学。

理论写作专业的师资力量非常强大，从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知识分子之中调入了一批著名的学者、作家，从区内外兄弟院校及有关单位征寻了一批，从新闻出版部门延请了一批。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王士箐老师是鲁迅研究专家，负责《鲁迅全集》（十卷本） 材料收集、整理、出版等工作，写有《鲁迅传》，后来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他给同学们讲授鲁迅文学作品。秦似老师是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作家，抗战时期著名杂志《野草》 主编、香港《文汇报》副刊编辑，1973年春调到广西大学，任中文系的副主任、主任。1976年春，他参加了《辞源》的修订工作，兼任广西修订组负责人。他是我国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和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王力先生的长子。他给同学们讲授写作、音韵学、戏曲文学等。沙少海是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在广西大学任教数十年，年逾七旬创立了广西大学第一个文科硕士点——汉语史，所授课程包括古典文学、写作指导、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参加过《辞源》的修订工作。他对《老子》《庄子》《周易》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辨，撰写出版了《老子全译》《庄子集注》《易卦浅释》等著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是当时系里唯一有副教授职称的老师 （“文化大革命”前的职称），我们都非常尊敬沙老先生。

此外，还有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有独到研究的李宏硕，后来成为著名马克思生态经济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的刘思华等一批专家学者。在这些老师的引领下，同学们拼命读书。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与世界几乎隔绝。年轻人对外界、世界知识的渴求，如大旱遇甘霖，有的同学一个星期读完16本书。尽管有的同学还吃不饱，但充足的精神食粮似乎让他们忘记了饥饿。老师不再被当作“臭老九”来批斗，老教授发挥余热，用苍老的手握着粉笔讲授专业知识，恨不得把毕生所学一股脑塞给学生。同学们以渴求、崇拜的眼神望着老师，畅游知识的海洋，而听不见下课铃声已经响起。

记得老师在讲《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要求我们重读原著，回到原点，讨论原理，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握精髓，悟出真理。《反杜林论》论述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哲学史告诉的是要用运动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这些最真实、最基本、最朴实的哲学道理和辩证思维逐渐渗透到骨髓里，成为今后我为人处世和工作的基本方法。

在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斯大林等人的系列著作后，我做了大量的笔记和读书心得，尝试运用《矛盾论》中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论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向》是我的毕业论文，是由后来成为学校哲学系主任的黎之焕老师指导的。虽然题目很大，但我在论文中提出了自己对问题的独到看法和见解，论述充分，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工农兵学员来自全区各地，40多位同学，年纪小的20岁左右，大的35岁，多是高中毕业。年纪小的上课就比较吃力，他们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恶补初、高中所有基础课程，上课非常认真，笔记做得非常工整、清晰，休息时间总是抱着书本，思考多、看书多，一年之后差距就缩小了，基本上能消化课程安排的内容。

同学们大多是从艰苦的农村、工厂选拔出来的，大家都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只要老师点到的书目都千方百计查找阅读，发现有好书都轮流看。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全校举行了庆祝大会。之后，“拨乱反正”，强调经济建设，从社会氛围到大学风气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 等电影大行其道，成为校园最受欢迎的电影。老师讲课、学生看书不再设置条条框框。

按照工农兵大学生的培养模式，我们还要与农民、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使是在工厂和农村，都可学到有用的东西，磨炼意志。

当时在广西大学旁边有一家铸造厂，学校安排同学们一边读书， 一边到厂里劳动，就是所谓的开门办学——走出去，到工厂中去办学；请进来，将工厂老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请到课堂讲学。这些成为当时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工厂里，通过向工人、管理人员学习，我欣喜地接触到了工业生产：从原料到加工成品，从技术控制到生产流程管理，从财务管理到企业经营方针战略制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与工人共同组成马列学习小组，我与尹建国是一组，从他那了解到了工厂生产知识，我们一起交流探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技术，他经常有独到见解。后来他成为自治区国资委主任，现任自治区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我和同学们还被分配到平果农村生产大队，农村生活确实非常艰苦。犁田、插秧、收稻谷、烧石灰、修水利……农务繁忙，全靠一双手。到了交公粮时，得把粮食装袋，扛到车上，再用板车拉到县城上交。挑公粮时，村里人都是每担挑25公斤，而我选重的挑，每担挑30公斤，挑着重担还要爬陡坡。一天下来，肩膀都磨破了，村里人都对我竖起大拇指，四处寻找才为我弄来点高度白酒消毒。农活重倒不要紧，年轻人的体力一个晚上就能恢复。关键是老是吃不饱，平时每天都只能吃一些玉米糊糊，哪一天玉米糊糊里多了一些大米，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在劳动结束后，需要向学校派驻的老师定期汇报工作，汇报那天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农村的生活，在我脑海里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农民的生活真苦，冬天天气还特别冷。同时，我也在思考，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拼命地干活，还吃不饱穿不暖？在当地我与大家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加之能任劳任怨，热心助人，因此当我离开时，全村人都为我送行。他们都引以为豪——从村里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至今我看到和平果的有关信息都非常兴奋，那里仍是我心关情系的乡愁之地，村民那份憨厚、质朴、纯真的情感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

1976年，广西大学中文系理论写作专业的同学在平果上山下乡合影，前排中为冯柳江

村里还有几件大事让我难忘。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村蔓延的悲痛气息尚未消散，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噩耗传来，全村“大地震”，痛哭流涕，广播一响起，大家就匆忙换上黑衣服、缠上白布，搀扶着老人走到礼堂，我自己连袜子都没来得及穿，连忙跑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大家呼天抢地，哭声一片， 不敢相信一代领袖已经离我们而去，一个信念支柱仿佛瞬间倒塌了， 未来怎么办，大家一片茫然。那段时间，老天爷似乎也动容了，9月天气非常寒冷，地动山摇，陨石坠落……这些经历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

大学不一定给了多少物质财富，但母校传授的基础原理、基本方法、处世之道、做人之理及同学师生情谊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大学匆匆三年，青春最宝贵的年华用在了长知识、长见识上，从而我养成了一个读书、观察、体验、思考的良好习惯，人生最大的感悟是活到老，学到老。现在我还在就读长江商学院 DBA企业家学者项目博士班。让人生绽放异彩，不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而是喜欢旅途和沿途的风景。

梧州时期图书馆

回想起来，我特别庆幸命运眷顾，自己比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早两年进入大学。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高校人才培养中断，社会人才奇缺，我们这批大学生来自基层、了解基层， 有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能迅速地适应社会。我毕业之后，被直接分配到自治区计划委员会（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同学们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后来成长为领导干部、学术带头人、技术骨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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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学

本篇节选于《骊歌未阑——广西大学校友回忆录》，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编辑：蓝莫月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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