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西大 | 千家驹：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23

篇

千家驹：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在《历史名人在西大》一书所收集的名人中，只有千家驹教授是没有出国留学的少数人之一。但从他的经历看，他跻身于西大的历史名人，又是名副其实， 当之无愧。

“北大非常学生会”主席

千氏在武义县是五代单传。千家驹的父亲千秋鉴，是个廪生，虽然祖上家无恒产，却醉心仕途。辛亥革命之后，广西提出“桂人治桂”，千秋鉴狼狈地逃回浙江，只是在民国初年，做过一任遂安的知事（即县长）。

千家驹出生于宣统元年（1909年）。他一出生父亲就把他母子抛弃了。这是因为父亲生来就是一个兔唇，自愧相貌丑陋，当初便找了一个不识字的大脚婆。 后来他当了县知事，修补了缺陷，变得相貌堂堂，便移情别恋，每月只寄十元钱回家，与千家驹母子形同路人。

但“大脚婆”识大体、明大义，历尽艰辛，不仅带大了千家唯一的男丁，还让他读了金华中学，但只因家贫，读了一年，便去上费用便宜的金华师范。这期间，他遇上了两个小老乡，并且日后都大名鼎鼎：一个是国民党上将汤恩伯，一个是吴晗。若干年后，当汤上将到桂林时，想见见广西大学千教授，后者却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为由，不与谋面。吴晗是个学问人，1949年后，做过北京市副市长，又鬼使神差写了个《海瑞罢官》，“文革”初被批得一塌糊涂。因千家驹与吴是同乡、同学、同年，又同为大名人胡适的高足，被列为“吴晗黑帮”挨斗。 这是后话。

金华师范四年，让千家驹大开眼界。本来，他想一心死读书，不理政治，但1925年日本资本家枪杀罢工工人顾正红，引发上海“五卅惨案”。国共两党进步人士合办的上海大学派出一名学生来金华宣传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他们诬蔑我们是‘赤化’、是‘共产’。我们是做一个堂堂正的中国人而死，还是做一个亡国奴而生呢？”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千家驹。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国民革命，希望就寄托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身上。于是他成了声援上海活动的积极分子。

这一年，在杭州已建立了半公开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由中共党员宣中华（后在“四一二”时殉难于上海龙华）主持工作，千家驹先入国民党，继而在宣中华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成为金华地区第一个“跨党分子”。这时他才十六岁。

这个时期应该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期。

第二年，千家驹考入北京大学，靠亲友凑钱集资入股读书。当然，如果日后有出息，是要偿还“股金”的。

北大在中国太有名，著名的蔡元培曾做过校长。千家驹回忆蔡校长：“提倡学术自由，认为学术应与政治分开，教授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要学有所长，可以不问其政治主张如何；他还主张大学应‘兼容并蓄’，反对定思想于一尊。”在蔡校长所聘的教授中，就有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陶孟知、 鲁迅、刘师培，还有二十多岁因一篇文章出名的梁漱溟。

尽管千家驹入校时蔡校长已离校，但他倡导的学术自由的校风尚存。1926年时的北京，由军阀张作霖统治，他既抓国民党员，也抓中共党员。一天，一边努力学习一边秘密参与地下党活动的千家驹突然被捕，幸好查无实据，很快被释放。这是千家驹人生中的第一次被捕。

一年之后的1927年4月，大名鼎鼎的李大钊教授被捕，同月29日，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处以绞刑。而千家驹则在这年暑假去武义探视母亲。这时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南方已在蒋介石清党之后，千家驹回老家等于自投罗网。好在执行抓人任务的是他的中学好友楼宪文，县长李宗裕又原为北大讲师，虽然被捕，却是有惊无险。这是他的第二次被捕。

暑假过后，千家驹回到北大，北京城头已变换大王旗。但他没有退缩，依然热衷党务，曾任过北大共青团支书，后又兼团北平市东城区委委员。1928年3月，由于团市委组织遭到破坏，他第三次被捕。同时被捕的共二十五人，前十三人被枪杀，他名列第十五名，却在各方亲友们的营救下，得以保释。但在此之前，学校已开除了他们的学籍，好在北伐军胜利，打到北平，东北军退走关外，他们又咸鱼翻生。

经历生死劫难，他回校后立志收心读书，不谈政治，不再让父母担惊受怕，于是，他脱离了共产党的组织，不再过问外事，但对自己的经济学专业课兴趣不大，花精力最多的是刻苦钻研《资本论》。有一次，货币学教授周作仁讲课说马克思的货币论是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千家驹立马站起来纠正。周教授不但不感到难堪，反而谦虚地要请他来给同学们讲讲。下次上课时，做了充分准备的千家驹，一上台就讲了一个多小时。周教授大为高兴，把家中珍藏的德文版的《资本论》借给千家驹。有一次，另一个老师讲《资本论》却照本宣科，漏洞百出，课堂上在千家驹的追问下，面红耳赤。课后，千家驹给这个老师写了一封信，建议停了这门课。北大就是北大，从谏如流，下一周贴出布告，果然就把这门课给停了。

千家驹本想一心读书，但是两年之后的“九一八”事件的枪声，让他再度跑到政治运动的前沿。

1931年“九一八”，日本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中国东北，民国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爱国同胞尤其是学生的怒潮。北大学生自发地组织“南下示威团”，向南京出发。团长为岳增瑜，千家驹被选为宣传委员。在火车上，千家驹就起草《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宣言》，公开提出“打倒南京卖国政府”。没有印刷厂敢印，他们就用油印机自己印。结果团长与千家驹都被拘。这是他一生中第四次被捕。

北大示威学生见二人被捕，纷纷主动要求上警车，于是，有一百八十五名示威成员被监禁。这又引起南京各大学数万学生的声援，而被监禁的北大学生则以绝食抗议。北大学生示威南京的消息，一经通讯社报道，全国皆知。南京政府没有办法，只好“礼送”学生回北平。次日，报上发表了蒋介石对北大示威学生的“慰问电”。

就在千家驹等人南京被抓之际，远在北平的北大学生会却发表声明，说南下示威不是代表北大学生的行动。国民党借机炒作，将声明发在《中央日报》。没想到东北沦陷，北大南下示威团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学生会弄巧成拙。结果，北大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改选旧学生会，成立“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推荐千家驹做主席。

千家驹上任后，第一件事就很得师生之心。

南下示威时，北大曾有个特务学生叫关纾的随行，拟伺机破坏，结果被学生发现，并录了口供，回校后要求校长蒋梦麟开除此人。蒋校长假装不知，在大会上大骂关纾是害群之马，破坏北大光荣传统，一定要开除。骂后，当天下午却去了上海，并发回电报提出辞职。千家驹知道蒋校长是以退为进，便开会研究，在校发出《致蒋梦麟校长的公开信》，公布关纾的亲笔供词，请校长履行诺言，并说欢迎回来当校长。

蒋校长离校后，同学照常上课，学生运动照常进行。半年之后，蒋梦麟悄悄回校，关纾虽然未挂牌开除，却自动转学他校；校长复职后，即开除了九个“捣乱”的学生，却又暗地送给每人三百元大洋作路费，以示“敬鬼神而远之”。至于千家驹，时已毕业，蒋认为他虽然是个“捣乱”分子，还是有理性的。1935年，千家驹毕业才两年，当胡适向蒋校长推荐他去母校北大经济系兼任讲师，蒋仍欣然接受。

千家驹得识胡适，纯属偶然。一次，胡适坐火车去南京，同车厢有某刊主编送他一本刚出版的杂志，让他途中消遣。胡适在泛泛浏览时，发现署名千家驹的一篇文章，提出：抵制日货不是根本办法，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才是我们应采取的策略。胡适对此观点大为欣赏，知道作者是北大一位快要毕业的学生，便想认识他。回到北平后，恰逢胡的高足、千家驹的同乡好友吴晗来请教他，胡适兴奋地提到千家驹。于是，一个星期天，吴晗陪千家驹来见胡适。一见面，胡老师就问千家驹毕业后到何处工作，知其尚无着落，便推荐他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

这调查所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调查机构，受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资助。所长陶孟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一个自由主义者，北大有名的老教授。他非常尊重胡适，便欣然接受，没想到到北大一打听，得知千家驹是非常学生会主席，是有名的“捣乱”分子，不免踌躇起来。

胡适听罢哈哈一笑，说“捣乱怕什么？捣蛋与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不会捣蛋的不一定做得好研究；会捣蛋的不一定做不好研究。你们是研究机关，还怕他捣什么蛋呢？这么优秀的人不用，你还用什么人？”（朱连法：《千家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这是他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里，每月可领到津贴五十元，每季可领资金八十元，当时用银元，一块银元可买七八十个鸡蛋，三块银元可买一袋五十斤白面。毕业觅职，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刚出校门便得此待遇，千家驹很是满意，更满意的是上班不用签到。陶所长的无为而治是成功的，千家驹花了半年时间，写出了他的处女作《中国的内债》，一炮打响。

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

千家驹在毕业后的短短几年内，便在经济领域研究中崭露头角。

一次社会调查，结缘广西

千家驹来广西桂林，缘于一次社会调查。他本人曾有文章《在桂林的八年》， 回忆桂林事甚详。

1933年，千家驹刚从北大毕业，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所长陶孟和与另一个很有广西缘的大名人李四光是老朋友，且和广西领袖李宗仁私交甚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白、黄与南京的蒋介石明里暗里唱对台戏，广西提倡“三自政策”（即自治、自卫、自给），以建设“新广西”示世人。通过李四光的介绍，广西省请社会调查所派人员去调查经济，陶孟和就派了千家驹等人前往。

千家驹等一干人马于1933年7月到达南宁，分为两个小组，他率领的小组调查广西的工业与商业，到过柳州、桂林、贺县（包括八步）、梧州、玉林、贵县（今贵港市）、桂平、龙州等地。半年调查结束后，写成《广西经济概况》一书（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甚得广西各界好评。同时应上海《申报》 之邀写了《广西纪行》，没想到仅连载了两天，却被一贯宽容的陶所长叫去，受到严厉批评，要求停刊。不过停载后陶也就不再说什么。后来千家驹才明白，当时广西与南京政府处于对抗地位，他派员去广西调查不愿对外宣传，担心引起蒋政府的误会。陶不得已也。

这次广西之行，让千家驹结识了广西党政军界的一些朋友，为他日后在广西的落脚，结下了人缘。

1936年，千家驹摄于南京

1935冬底，北平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机构迁往南京。千家驹在南京积极参加救国会的活动，并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1936年11月22日深夜，发生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被捕事件，即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当时，千家驹恰在上海参加全国救国会的一次会议，闻讯急忙赶回南京，布置善后。不久，南京救国会的朋友孙晓村、曹孟君也被捕。千家驹得知消息，先是到一个朋友家里躲藏起来。后来决定去青岛避难。途中又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不想到青岛不久，一位不知内情的朋友向《青岛日报》发了一个消息，说经济学家千家驹来青岛调查经济，行踪暴露，于是，他不敢再待下去：因为他虽然不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但国民党特务知道他在青岛，这很不安全。

神州大地到哪儿去躲？他便想起了广西。

当时广西教育厅厅长邱昌渭原是北大的政治系教授，千家驹在广西调查经济时，邱曾邀他去广西大学教书。于是他发电报给邱昌渭。邱随即复电表示欢迎。 1937年1月间，千家驹动身经武汉去了桂林，是年2月就任广西大学经济系专职教授。当时，西大校本部已从梧州迁到桂林。

广西大学时为省立大学，校长由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实际负责的是秘书长朱佛定。西大政治势力时分为保守与进步两派，斗争十分尖锐。之前西大网罗一部分进步教授，有陈望道、邓初民、施复亮、熊得山等。这时施复亮已被排挤走了，陈、邓、熊虽然仍在校任教，但处境颇为孤立。朱佛定是保守派的头，一心想排挤陈、邓等人。陈望道正整理行装准备辞职。千家驹到西大之后，黄旭初并不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更不知道他是逃避国民党的逮捕而来广西的。由于他在广西调查过经济，又在各大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很有知名度，黄只把他当作一个著名的经济专家，只是因不满蒋介石的腐败统治而来广西帮忙的，所以对他礼遇甚周。在西大，千家驹与陈望道、邓初民、熊得山四人每月薪金桂币三百元， 合大洋二百七十元。这是西大的最高待遇。

黄旭初因为西大两派互相攻击，矛盾不好解决，认为千家驹刚去西大，是个中立派，看法一定公道，就征询他的意见，说陈望道要辞职回上海，你看怎么样？千家驹就说：“广西地处西南一隅， 论财力、军力，均难与南京匹敌。广西之所以有今天，靠一班不满意蒋介石腐败统治的进步人士的支援，像陈望道这样全国闻名的文化界人士，真是求之不得，怎让他走呢!不但要挽留他，而且广西还应该多物色一些海内知名的进步人士，以为广西壮声势。有些人想排挤陈、邓等，完全是不明大势，不顾大局，非广西之福。”

千家驹与夫人杨梨音（约摄于1937—1938年）

黄旭初听罢点头称是，认为千家驹是为广西着想，于是决定挽留陈望道，并动员李宗仁亲自出面挽留。李宗仁找陈望道谈了一次话，在场的还有朱佛定。于是，陈望道决定不走。西大左派的声势为之一振。保守派见李宗仁、黄旭初礼遇如此，态度也收敛了许多。

1937年暑假，千家驹等人又向黄旭初介绍李达、钱亦石等教授下半年来西大任教。

这年暑假，千、陈一同回去接家眷时，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战空气已相当浓厚，国共两党关系又趋向缓和。千家驹回到南京不久，“七君子”已释放出狱。“八一三”后，中共代表团来南京共商抗战大事，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同行。一天，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贺寒操举行茶话会，约各界人士参加。这是千家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会上，周恩来说外间传红军长征过遵义时，士兵以茅台酒洗脚，这简直是笑话 ! 难道酒香都闻不出来吗？这种谣言，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人造出来的。讲得许多人都笑了。

当时，中共代表团正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释放政治犯的事。蒋介石同意只要中共代表团开列名单，凡中共党员被关在监狱或反省院的，一律无条件释放。但被捕的有许多并不是党员或未暴露党员身份的，中共代表团就不便开列名字。

在千家驹离开桂林这短短的两个月里，广西发生了“王公度案”。王公度 （1895—1937）是广西永福人，新桂系的重要骨干之一，曾留学苏联，据说是“托派”分子。他一向给李、白在外面做情报工作，颇得李、白的信任。忽然他被揭发有发动推翻李、白的政变阴谋，王和他的同伙被捕审判后，立即枪决。

李宗仁对此十分惊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他看来，“托派”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组织，“托派”会搞阴谋，“斯派”（斯大林派）又何尝靠得住 ! 西大的进步教授大概非“托”即“斯”，都是心腹之患，决定将西大的进步教授全部解聘，包括陈望道、邓初民、李达等人，只是没有把千家驹包括在内。因为他们认为千只是经济学家，尚有利用之必要；同时，千家驹的政治色彩也没有陈望道、邓初民他们那么明显。但是广西大学既已给他们发了聘书，这怎么办呢？于是当局决定，凡是还没有抵达桂林的，就去电解聘；凡已抵达桂林或家住桂林没有走的，就按聘约发给一年薪金。这样被解聘的人自然无话可说了。

面对这种新的政治局面，千家驹回到桂林后决定少担任教课，并建议黄旭初在广西大学成立一个经济研究室，由千家驹兼任主任；并请张培刚、陈晖两人来任研究员，一个研究广西粮食问题，一个研究广西交通问题。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两本书。

1938年，黄旭初辞去广西大学校长兼职，改聘从北平回来的白鹏飞任西大校长。

桂林文化界的大忙人

在桂林，千家驹加入了桂系的广西建设研究会。该会成立于1937年，表面上看，这个会是替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意见的机构，事实上这是一 个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会长、副会长分别由李、白、黄担任。会长之下，设有常务委员会，由李任仁、陈劭先、黄同仇担任常务委员。李任仁（字重毅）是广西政界前辈，曾当过白崇禧的小学老师，为人正直，思想开明，在广西政治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陈劭先系江西人，老同盟会员，与李宗仁有密切关系，是一贯反蒋的国民党左派；只有黄同仇是国民党党棍，但他从不管事，不久桂系执掌安徽，他便做官去了。研究会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门。千家驹后来任过经济部副主任。

他有回忆文章说：由于建设研究会骨子里是一个反蒋组织，所以在抗战时期的桂林，起过掩护进步文化运动的积极作用。研究会的会员称研究员，均名誉职，不支薪。对少数无职业、有困难又是名气大的专家学者，由广西省政府职为顾问，发给薪水。有的则安排在文化供应社任编辑，领薪水。这也是新桂系对外省来广西的名知识分子的一种优惠政策，让他们能在生计上略有补充。

如果说广西建设研究会是一个不公开的反蒋组织，那么，文化供应社则是一个企业组织，大家投资，由股东会决定一切。千家驹也以稿费投过少量的资。许多思想进步人士如宋云彬、傅彬然、杨承芳等都是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文化供应社出过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它的成立，不仅养活了许多文化人士，还使广西的出版事业活跃起来。另有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社长是范长江，工作人员有黄药眠、孟秋江等人。国际新闻社把记者采访来的稿子，复写若干份，一份交国民党宣传部的国际宣传处审查，其余则分别发给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 建等地方报纸。当时这些地方报要独立派一个记者到战地去采访，经济上也有困难，而国新社的稿子，订购十篇一个月才几十元，其中还往往有名记者的文章， 所以订阅国新社稿子的愈来愈多。后来国际宣传处觉得国新社的稿子过于“左倾”，意见越来越大，国新社就与国际宣传处解除合同关系，完全自力更生了。

当时在桂林活动的另一个团体，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称“农研会”） 。 农研会是在1933年间由陈翰笙、吴觉农、孙晓村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千家驹在桂林工作时，经常向它投稿，后来他被选举为理事。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农村》和农研会拟迁来桂林，薛暮桥写信同千家驹商量，要他征求广西当局的同意。千家驹写信给黄旭初，黄回信表示欢迎，但“惟薛暮桥先生前在桂林不孚人望，来桂颇不相宜”。原来，薛暮桥在1933年间曾在良丰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教过书，时杨东莼为校长，杨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去任教。后来当局发现杨、薛等思想进步，怀疑他们是共产党员， 就把师专改组，杨、薛亦因而去职，故黄旭初有此说。农研会搬到桂林以后，由千家驹主持会务，《中国农村》也由他主编。

在桂林，千家驹又写了几篇批评梁漱溟的文章，在《中国农村》发表。原因是梁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研究院”，所训练的民众自卫武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被省长韩复榘带走，一部分投降了日伪，所以当地群众对此恨之入骨，甚至发生了杀害“乡建”干部的事。梁漱溟在武汉曾发表《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人书》，对此有所叙述。千家驹过去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曾批判过。这时候梁漱溟在重庆看到批判文章后，曾在一家报纸上写长篇答复。梁文系分期在某报上连载。他先引用了千家驹一段原话，然后加以反驳。哪知国民党审查委员认为千家驹的话是反动言论，不许公开，原文便开了“天窗”，但对梁的反驳则一字不删。审查委员帮了梁的倒忙。这样梁漱溟的反批评就变成了无的放矢，登了几期，梁自知无趣，就没有连载下去了。但这场官司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后来，千家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还是他的介绍人之一。

救国会在桂林也有机关刊物《国民公论》。抗战初期尚未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除国共两党外，没有第三党派。但救国会活动能量还是很大的，因为许多进步人士都是救国会成员，除了千家驹外，还有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姜君辰、范长江、杨东莼、张友渔、陈此生等。当时在桂林文化界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都与救国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国民公论》本来是在重庆出版，后因重庆新闻检查太严，所以移到桂林出版，由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和千家驹组成编委会，四人轮流做主编。

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后改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是进步人士活动的又一据点。校长由黄旭初兼任，教育长为杨东莼。杨本来已与广西省当局意见不合去职，但“六一运动”（1936年新桂系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以抗日为名，联合倒蒋）中，杨代表救国会来过广西，抗战爆发后，杨再被任命为干校教育长。他安插了大批思想进步的文化人，同时还经常请一些进步人士去做报告，千家驹就去过多次。干校学生一般思想比较进步，有不少是地下党员。广州沦陷以后，《救亡日报》也迁到桂林出版，由夏衍任主编，林林、司马文森任编辑。他们都是地下党员，亦被聘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研究员，在建设研究会的掩护之下做了许多工作。

有一次，叶剑英路过桂林，广西大学请他做报告，报告会由千家驹主持。叶剑英谈了当时的抗战形势，说共产党的血与国民党的血，在战场上是流在一起的，他号召大家加强国共合作，巩固团结，抗战到底。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于是，千家驹在桂林成了一个大忙人，写文章，做报告，参加座谈会，还要在广西大学上课。

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名人，他对青年学子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很 大。有华侨学生郭世振，与千家驹几乎同一年（1937年）进入广西大学。在大学期间，郭十分敬重比自己大几岁的教授千家驹，称他为“青年才俊”，特别佩服千家驹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对中国经济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的方法及独到见解，课余常向千家驹教授讨教。时值蒋介石的“训政”时期，千家驹反对“训政”，主张“宪政”以及对政治现实的强烈正义感，对郭世振的影响颇大。为反对国民党CC系特务对学校的掌控，郭也积极组织、参加学潮，是组织学潮的三个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另两个学生领袖被校方开除学籍，郭因“念其是华侨”才没有被开除学籍，只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在西大读书期间，郭世振充分接受进步教师倡导的民主思想，向往民主自由，重视从理论上研究社会政治现实状况，亦非常关切抗日战争的形势，受蒋百里《国防论》以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左派思想启发， 曾撰写题为《论持久战》的论文，1939年，他以论文《论廉耻》参加全国大学生论文比赛，获得二等奖。郭的毕业论文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及法治与人治的实质，以及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等问题，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亦可见一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千家驹到广西，郭世振专程到千老师下榻的宾馆拜访（见郭安平：《父亲的一生——纪念〈小春秋报〉主编郭世振先生》，载《西大故园寻梦》，漓江出版社，2011年）。

千家驹在社会上的活跃，引起了广西当局的注意。因此，周恩来1938年12月经过桂林时，特地约了千家驹和胡愈之谈话，恳切地告诫千家驹：“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

被当局解聘却拒绝蒋的邀请

广西大学本来是广西省政府办的，抗战开始以后，广西与蒋介石合作，中央政府便提出改“省立”为“国立”，经费亦由中央与广西各出一半，以减轻广西的负担。改为“国立”之后，蒋介石便介绍马君武重新任西大校长。马君武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却因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曾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因此，千家驹对他印象不佳，曾有文章写道：

马君武参加过西山会议、是国民党的老右派。他名气很大，在新桂系未当权以前，做过广西省长；新桂系当权之后，又做过第一任的广西大学校长。他倚老卖老，思想极端反动，反共非常激烈。他重任西大校长之后，在一次广西省政府扩大会议上，便公开攻击我是共产党员。李任仁起而为我辩护，质问马君武：“你说千家驹是共产党员，有什么证据？千家驹把老母亲和妻子都带到广西来了，共产党员会这样做吗？” 此时，黄旭初连忙排解说：“千家驹曾来过广西调查经济，他的著作我都看过，他的为人我很清楚，没有问题。”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但马君武始终对我怀有戒心。（千家驹《我在桂林八年》）

这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自然不能容进步人士在广西大学立足，但广西大学毕竟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不便直接下令，于是使出手段：扣发中央政府所担负的那一部分经费，这就势必使广西大学非常狼狈。经西大再三催促，陈立夫提出条件，要西大解聘千家驹、张铁生、张志让三位教授。其主要目标是千家驹， 因为只有他是专任教授，而二张都是兼任讲师，且又是千家驹介绍去的。于是在1940年6月，马君武就把千家驹解聘了。

哪知广东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知道千家驹要离开西大，忽从云南打电报来聘请他为中大经济系主任。中大自广州沦陷后迁往云南的徵江（今澄江县），这年暑假决定迁回湘粤交界处坪石。千家驹接电后，觉得很诧异。几天后许崇清从云南返粤途经桂林，千家驹就问他是否知道被广西大学所解聘一事？许答复说知道。许崇清是广东教育界的前辈，他的哥哥、广东军界元老许崇智，曾任粤军总司令，蒋是他的参谋长。用千家驹的话来说，许崇智常以“党国元老”自居，靠敲蒋介石的竹杠过日子。而许崇清则洁身自好，多与进步人士来往（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民主同盟，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东民主同盟主委）。他非但聘千家驹为中大经济系主任，还聘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为中大法学院院长。

黄旭初知道千家驹要去中大，觉得对广西面子上不好看，就挽留他不要去广东，说：“你即使不在西大教课，广西也还有借重之处，可以担任广西省政府的顾问或参议。”白崇禧也打电报要黄旭初挽留。但千家驹已经接受中大聘书，婉辞谢绝了。中共李克农知道以后，特地约他去谈话，说：“你虽然被西大解聘，但是，现在李、白、黄都表示挽留，你的面子也有了，何必走呢!”千家驹把与 许崇清的谈话告诉了他，说明如不去，太对不住朋友。

千家驹决定接受中大的聘约，但这时中大正在搬迁途中。1940年秋季根本没有开课，所以他仍住在桂林。不过中大的薪金还是按月寄来。

这年秋季，国内的政治形势不断恶化：生活书店被封闭，进步作家被捕，蒋管区各地顽固派掀起一阵阵的反共高潮。王造时的中大法学院院长还没有就职，就遭到教育部的反对。就千家驹来说，他在桂林被视为共产党人，万一重庆政府要指名逮捕，广西便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于是， 黄旭初托陈劭先来看他，送来一笔路费，并给他买了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千家驹当然明白桂系又是“礼送出境”，便于1941年3月初离开桂林， 流亡到香港，与沈雁冰、夏衍、胡绳、金仲华、 乔冠华等，担任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编委。

但是，香港并不是永久的避风港，1941年12月1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千家驹只好转道广州湾（湛江），再次回到桂林。

上次到桂林，是由广西省当局礼聘千家驹当西大教授，这次到桂林，却是从香港逃难回来的。但是广西的老朋友还是很多，如李任仁、陈劭先等，仍在广西建设研究会。而且从香港逃回来的朋友愈来愈多。这时国民党反共高潮虽然已经过去，国民政府仍给广西当局来电，叫广西不要安排他们的工作，借口说中央将有所借重。这样就名正言顺地把千家驹等人封锁起来了。幸亏冯和法帮忙，他在桂林与友人合办一书店，每月由书店送千家驹生活费法币五百元，虽然抵不过抗战前的一百元，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不久，蒋介石先后派刘百闵与程思远来桂林邀请。刘是CC派的骨干，他对千家驹说：“千先生不过是写了批评孔部长（即孔祥熙）的文章而已，你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只要到重庆去，跟孔部长当面谈谈，中央一定会倚重你的。”千家驹听了，一笑置之。千家驹几年前在广西教书时，编了一部书，名《财政学大纲》。刘说中国文化服务社可以出版，并可预付部分稿费。但稿子寄到重庆后，不久就退了回来，说是文中有“阶级斗争”的观点，审查通不过。预付稿费一事自然泡汤。

千家驹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没有去重庆。凡原来在桂林的或与桂省有人事关系的，就在桂林留下来。广西当局也是比较开明，对于他们基本上也不予干涉。但是，桂林物价一天天上涨，稿费收入和朋友资助始终追不上上涨的物价，一家七口，生活很是拮据。曾敏之先生曾于1942年9月有文章绵里藏针，如此描述千家驹的困境：

在大家认为社会的风气对什么事倾向于依存经济性能才有办法的今天，中国的名经济专家千家驹也束手无策，蛰居于七星岩下。当我拜访他的时候，他那清癯贫血的面容，使我茫然，不禁产生了疑问：“他为什么没有经济上的出路呢？”他目前的生活，已从研究国家经济到计算柴米油盐的阶段了。不久以前，他曾打算写一部在经济学术史上有相当价值的《财政学》，可是第一、二章在审查机关困了“觉”，待“醒”来时，已给打上禁忌的符号而使他就此搁笔了。“不著作能生活，倒是舒适的享受，只要借贷不成问题。过去远走香港，剩下一部分书籍留在桂林，在我研究工作受到难堪的阻碍而又无法支持时，它将变成个人经济上最后的资本。”我劝他去当教授，他摇头说不可能。我进一步劝他不妨运用他的经济之才去从商，他却凄然一笑，送我走了。（杨益群：《千家驹》，载魏华龄、李建平主编《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

千家驹最后只好割爱，把一部分藏书卖给广西大学图书馆，换了三千元钱。可见当时在桂林高级知识分生活的艰辛。

与千家驹卖书度日一样，他在《与叶挺将军的一段交往》文章中，记载叶挺也有变卖夫人首饰度日的想法。千家驹原来并不认识新四军军长叶将军，1943年叶挺被释，在特务的监视下，住在桂林。一天，叶挺自行来访千家驹，自报姓名。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叶要千家驹陪他去见柳亚子和邵荃麟，以后便经常来千家聊天。但叶挺身后特务如影随形，许多朋友家中不方便去，只有经常去何香凝和千家驹家。因为何香凝是人所共知的左派，她不怕；千家驹则在人眼里似是公开的共产党，其实他自己明白自己不是共产党。叶挺自南昌起义失败后，隐居澳门十多年，不过问政治。曾去欧洲游历，遇见周恩来，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周对他说：“我们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啊，干革命，不必自我。”抗日军兴，国共再度合作，红军长征留在白区的部分武装，被整编为新四军，要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任军长。当时，叶挺已脱离共产党，蒋介石则 想诱使他再加入国民党，故双方同意由叶挺任军长。皖南事变，叶被俘，在关押期间，国民党软硬并施，没能使他屈服。蒋介石曾亲自召见他，要他参加国民党，可以给以“司令长官”的高位。但他的骨头很硬，《烈士诗抄》有他一首诗，曾广为传诵，笔者少时也读得热血沸腾：

为人进去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叶挺在桂林时，条件艰苦，他亲自喂羊喂猪，下河去捞猪草。一次，千家驹到他家，见他的孩子们正在吃西瓜。叶挺笑着说“这是家里今年第一次吃西瓜， 也是最后一次”——穷得连瓜都买不起了。有一天下午，他突然来到千家驹家中， 一进门就哈哈大笑，说是今天把“尾巴”给甩掉了——原来他到李济深家，从前门进，再从后门出来，跑来千家驹家里了。两人谈了一阵，叶挺说最近他经济非常困难，想用夫人的首饰作抵押，抵押法币两万元（相当于战前三四百元的购买力——原注），如果千家驹有办法，回家后叫孩子把首饰送来。哪知千家驹联系好后，却不见人来。后来才知道叶将军那天与特务开了个玩笑后，特务以为他跑了，汇报上去，这当然是件天大的事，遂令全城四门紧闭，进行搜查。其实叶将军并无逃跑之意，当晚早已回到家中。不过第二天，在叶挺放羊时，就被特务绑架，用专机送到湖北的恩施监禁，后又转送重庆，再次关进监狱。

在千家驹生活最艰辛的时候，也总有人援之以手。一个曹姓朋友拟筹备一家书店，主动把他被退回来的《财政学大纲》稿子要了去，并预支稿费法币两万元，这无异于雪中送炭。事实上这部稿子是1949年才出版的。桂林工业合作协会也给他以支持，约请他成立一研究室，搜集我国手工业的材料，一次预支开办费二万元。但研究室成立不久，即因桂林疏散作罢。困境中谁人援手？千家驹也是心知肚明，猜得到的。

自香港返回桂林，到桂林疏散这一时期，为了生计，千家驹经常写文章，做报告，与各界人士来往，从事民主运动。他在桂林做经济专题的报告时，曾采取过卖门票的办法，每张门票卖一元，除了付场租以外，个人可以得到三四百元的收入。

这时他打算编一份《经济通讯》，计划是搜集经济动态，进行分析，专供各企业、金融机关和私人参考，并不想公开发行，预收订户报费以供开支。办了两期（周刊），各方反映还不错。正拟筹集资金，扩大影响，他与刘思慕同去柳州筹款。哪知他去柳州还不到一个星期，桂林便开始紧急疏散。于是，《经济通讯》也出不成了。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是桂系的守城名将，与千家驹有数面之交，也劝千家驹早点离开桂林为上策。

从昭平到黄姚当校长

但离开桂林，疏散到哪里去呢？他不愿去重庆，一则是人地生疏，无亲无故；二则搞不到交通工具，因为那时从桂林到柳州这短短的一段路程，沿途难民拥挤，死尸狼藉，平时不过五六小时的路程，这时走十多天也难到达。他决定顺桂江东下，走平乐、昭平这一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桂林分会雇了一条大船，疏散工业合作协会的物资，准备去桂东南昭平。工业合作协会是抗战期间中外进步人士组织的经济组织，有不少中共党员参加。千家驹全家自桂林疏散得以搭便船，且不取分文，他知道是出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第三天便抵达昭平。

当时疏散到昭平的朋友有何香凝、陈劭先、欧阳予倩夫妇、张锡昌、莫乃群、胡仲持、陈晖等。与此同时，广西绥靖公署与广西省政府已疏散到百色。桂林、柳州、南宁都已沦陷。昭平已成敌后。为了昭平的自卫，昭平县长韦瑞霖和当地士绅严直方，邀疏散到昭平的爱国人士成立一个“昭平自卫工作委员会”。 不久，昭平又受到敌军威胁（后来终于沦陷）。千家驹再度与欧阳予倩、张锡昌、 周康人等疏散到离昭平八十里的黄姚镇去。

黄姚是个小镇，人口不满千，交通极不方便，既无公路，亦无河道，且不通 车，日寇是决不会来的。在这期间，他们办了一份《广西日报》（昭平版）。当时， 桂林疏散以后，省政府的机关报《广西日报》全部机器、人马，都随迁到百色去了。这时，广西秦记西南印刷厂疏散到平乐以后，没有资金继续再疏散了，机器便放在船上，印刷工人失了业。千家驹便与该厂经理黄洪年（中共地下党员）商议，把印刷厂的机器拿来办报。恰好同来的广西省教育厅有一部收报机，于是，就合作办起了《广西日报》（昭平版）。当地群众一度怀疑报纸发表的新闻不是真的，为了取信于群众，他们招待老乡们晚上到广西日报社去参观，当他们看到译电员戴着耳机，收译各通讯社消息时，才相信这是真的。

为了筹措经费，报社派欧阳予倩和千家驹去八步，向八步专员公署李新俊专员借款。黄姚离八步有一百二十里，除坐轿外，只有步行。两人步行两天，借得数千元。八步也出了一份《八步日报》，是专署的机关报，物质及地理条件都比他们优越得多。但《广西日报》（昭平版）却把《八步日报》的市场抢过来了。 原来黄姚人口少，为打开销路，必须往八步发展。他们就用古代驿站快递的办法，雇人接力快跑。报纸早晨五时许一出版，便交报差，以三十里为一站，快速传递，到下午三四时许便到达八步。由于报纸言论进步、消息灵通、编排活泼， 结果把官办的《八步日报》挤垮了。

千家驹避难住进黄姚镇，获知此处文化教育很落后，连一所初级中学都没有，当地青年小学毕业后，需得跋涉百十里地到昭平县城、八步镇继续求学。为扭转这一落后现状，千家驹在当地群众支持下，创办了黄姚中学，出任校长，深受群众欢迎。

抗战胜利后，当他离开黄姚时，群众放鞭炮热烈欢送，并赠锦旗一面，上写“文化之光”，下有当地数百父老的签名。广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黄朴心还写了一封感谢信，衷心感谢千家驹“造福青年”。这面“文化之光”的锦旗，千家驹一直珍藏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可惜后来被红卫兵烧毁。 抗战胜利后，广西省政府迁回桂林，广西当局认为《广西日报》（昭平版） 在一无资金、二无设备的艰苦条件下，居然能迅速恢复出版，实属难能可贵，于是他们干脆承认《广西日报》（昭平版）是合法的，搬回桂林出版。

1945年8日1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千家驹是在黄姚报馆里听到广播的。抗战胜利了，自己该怎么办呢？既不能留在黄姚，也不愿意再回到桂林去。经与朋友们商量的结果，决定到香港去办报。于是，他再次流亡到香港。

在香港，千家驹除了办报之外，就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事忙碌，他后来还担任这个组织的副主席。1948年底，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在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分批北上。在西柏坡，他们还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会见中，他很认真地问毛泽东：“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次农民起义都失败了；即使成功，后来也变了质，不代表农民利益了，如刘邦、朱元璋。请问主席，何以能保证这次中共领导的革命，在胜利后不会变质呢？”毛主席不假思索地做了很自信的回答。

新中国建立之后，千家驹先后任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副主席。“文革”中受迫害，曾跳崖自杀，却又被救起。改革开放后，以敢言著称。 2003年9月3日，千家驹在深圳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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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蒋钦挥

编辑：彭镜玮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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