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西大 | 张映南：著名法学专家

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24

篇

张映南：著名法学专家

两广事变，张映南初来广西

张映南，又名光煐，字映南，1892年出生在湖北江陵荆州镇。，1908年在武昌参加日知会，并在辛亥革命后进入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于1915年毕业。一年后，张映南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政法系学习法律，毕业回国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兼从事律师业务。

1936年，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六一事变”，呈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吁请准予两广军队出兵抗日”，史称“两广事变”，以“逼蒋抗日”。蒋介石则一方面调兵遣将，另一方面则收买了陈济棠的部属，其中粤军空军司令率飞机七十架，叛陈投蒋。于是，双方便邀请中国各方人士到广西南宁议事，也就是调停。张映南也在应邀之列，来到南宁。两广事件的结果是双方妥协，避免内战，蒋介石收回成命，答应李、白、黄（旭初）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李、白、黄则答应接受蒋的任命，服从中央领导，双方重归于好。

此次事件平息之后，张映南便留居广西，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38年初，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接受广西省政府聘任，出任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不仅加强了学校的行政管理，，更在延聘师资上花费更多功夫，决定延聘在全国教育界颇有声望的进步教师，仅文法学院就聘有李达、王力、熊得山、王觐、千家驹、张映南、钟震等人。还有其他学院名教授若干名，一时间，师资力量大大加强。由此，张映南开始在广西大学执教。

桂林良丰的雁山公园原是闻名遐迩的“师专”。自1936年夏，省府决议通过了“广西高等教育整理案”之后，就把过去的几个高等学校改组过来，将良丰的师专改并为西大的文法学院。

有当时的名记者哈庸凡以《良丰西大素描》为题，在《桂林日报》报道了当时的西大：

西大的教授多是聘自国内有研究的学者闻人，他们各有所长。如施复亮之对于经济学，陈望道之对于修辞学，熊得山之对于中国社会史，邓初民之对于政治学……他们的生涯大半从事著述，从事的活动大致脱离不了宣传文化、鼓吹文化。尤其在广西“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之下，他们在文化领域里领导学生作“开路先锋”的。

至于教授们的思想，虽然或强或弱地有所不同，但亡国灭种的威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全心全意之倡导，真不甘后人。他们希望的是抗日，要求的是抗日，甚至亲自做抗日运动。这在别处也许对于这些教授以为未免“偏激”，甚至加上一顶“红帽子”，视为“洪水猛兽”，但是在“抗日区”广西，尤其是主张“焦土抗日”的广西领袖，都视为理所当然，不足为怪。实际他们是上了年纪的参透世故的“稳健长者”。

文法学院组成“学生战时服务团”到广西、广东各地宣传抗日

广西学生军浩浩荡荡开赴抗日前线

至于西大的学生生活，他们的过去以至现在，受着严格的团体训练，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集体化、纪律化的。这里有着广西学生的质朴、节俭、诚实的一股“广西风”，而特殊的空气是他们日夕爱谈“理论”、说“革命”，倡“民族解放”，嘴里离不开“辩证法”，记得该校陈（疑是陈望道——引者注）主任曾对学生说过：“你们出恭固然道辩证法，吃饭也谈辩证法，真是辩证八股了。”这话虽出之于滑稽，却道出了相当实在。

对于这些学生，新书到来他们就蜂拥到阅览室去，争先恐后的争读。从这可见到他们的“研究性”，对于社会活动，他们真是“惟恐后人”。“六一”的发动，全体投到抗日阵线来。有声有色的广西学生军，谁也知道是他们组织的，这当然是受了平日政治教育熏陶所收的结果。而广西领袖对于这批抗日“突击队”，更是爱护备至。惟其是他们富有热力、勇敢，相对的那就容易流于冲动、轻躁甚至或许会消沉，这当不是一般的说法。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抗日运动时，他们的抗敌精神。他们不慑于长途跋涉步行来桂林（指从良丰到桂林市，步行二十多公里——引者注），花了几天的时光，在街头捐款宣传，唱救亡歌曲来唤醒民众。现在正埋头努力对于救亡理论与实践的再认识。（1937年1月16—17日《桂林日报》连载，本文略有删节）

宁避深山，不为日伪服务

1944年，日军发动了整个侵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号作战”，目的在于打通大陆交通线，因主战场在河南、湖南和广西，又称“豫湘桂会战”，其中在广西境内的作战，主要是围绕着湘桂铁路上的两大重镇桂林和柳州进行。

广西大学曾经为避日军轰炸由梧州迁至桂林，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截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陷落之前，日军发起了长达七年的狂轰滥炸，特别是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导致桂林大量房屋被烧毁。随着战火临近桂林，西大师生不得不先迁至广西融县（今融安县），后一路迁至贵州榕江。而张映南教授则携家眷赴农村居住，后因日伪逼迫其参加伪政权，张映南乃逃入深山居住，艰苦度日，保全民族气节，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返回西大继续任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张映南返回广西大学任教，同期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投身反内战、争民主活动，发表公开演讲，谴责“五五宪草”，香港的《新华日报》曾刊登其演说词。

陈剑修校长

1946年3月，西大新任校长陈剑修走马上任后，于4月3日成立“迁校委员会”，负责筹划西大由柳州鹧鸪江迁返桂林事宜。由陈剑修任主任委员，总务长白玉衡任副主任委员，黄现璠、张先辰、张映南等人任委员，下设总务、财务、运输、修建、服务、警卫六个组。1947年，陈剑修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求增设文学院获得批准。10月，学校建制和规模为四院十九系一科（统计专修科），其中法商学院院长为王觐，张映南担任法律系主任。同一时间，广西的民盟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欧阳予倩等民盟领导人先后离开桂林，张映南主持民盟广西省盟务。

为温饱，挺身为师生鼓与呼

1949年，解放战争由北向南、节节推进，而国民党政府上层军政要员纷纷逃往台湾，一时间国统区经济陷入混乱，桂林物价也直线上涨，温饱成为人民亟待解决的大事。作为法律专家，在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中，法律系主任张映南义不容辞，站在了第一线。

据《广西大学校史》记载，《广西日报》桂林版对当时桂林的物价直线上升，有过连续报道，每天报纸的头版经常用这样的标题：“物价陡涨”“再度猛涨”“物价恶性暴涨”。仅以糙米为例，每百斤的市价步步上升：3月2日，3600元（金圆券，下同）；3月5日，6200元，3月12日，10900元；3月20日，17200元，3月26日，32000元……月初与月尾，价钱竟猛涨八倍。

解放战争时期西大学生运动

饥寒交迫的人民生活不下去了，连西大温文尔雅的教授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课本，走向争生存、争取温饱权利的第一线。3月25日，学校召开全体教授大会，商讨生活维持办法，一致决议向国民党政府和学校提出三项要求：一是紧急救济办法于一周内发给白米十市担或光洋三十元；二是根本办法，即从3月起，薪金照2月准数字发光洋；三是研究费亦照标准数实发光洋，并自28日起实行罢教，借表全体一致决心。要求一日未达，便一日不复教。

看来，日子不是到了非过不去的地步，教授们也不会不痛下决心！在这一场求生存的斗争中，张映南教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校长陈剑修“以教职员困于艰窘境遇，均在饥饿线上挣扎，无法劝解，深表同情，”分别电呈李（宗仁）代总统及行政院何院长、教育部杭（立武）部长，代为呼吁，又偕同教授代表骆介子、张映南等，向广西省府洽借粮食。黄旭初只好从“省田粮处就中央存粮项下酌借粮米一千担以济急需”。但是，三点要求却迟迟未得到教育部的复电，因此，罢教斗争一直坚持。

广大学生首先响应教授们的斗争。在罢教的当天，全校学生举行抗议当局、声援教授。同时，学生自治会专门成立“福利组织委员会”，发起组织“劳动生产团”，一方面向省府交涉借钱借粮，并负责粮食运输和分配；另一方面开垦荒地种菜、养猪、养鱼。

28日上午，西大教授会在桂林市桂东路省文献会（今桂林市工人文化宫）内举行记者招待会，由张映南教授和“国大”代表陈应行教授“痛述全校教职员遭受生活压迫之艰难情形”。《广西日报》（桂林版）进行追踪报道，3月29日专门报道了这则消息，说“该校教职员，目前待遇平均为一万余元，以市价计之，不过三、四十斤白米而已，且分三次甚至五次发给。”“身为大学教授，竟终日不得一饱”。

黎明前夕，主任委员组织护校

校长陈剑修于1949年4月辞职离校，寓居香港。新任校长盘珠祁尚在容县休养，教授会商定成立“西大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以维持校务，会上一致推举张映南任主任委员。6月2日，盘珠祁到校上任后，“西大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相应终止。10月20日，盘校长主持召开校务会议，会上通过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辅助校长处理本校一切重要事务，选举了张映南、张先辰、黄现璠、赵佩莹、冯介、孙仲逸等十一人为委员。后盘珠祁离校他往，张映南、黄现璠、张先辰等人前去相送，学校行政领导归“临时校务辅助委员会”主持，委员们公推法商学院院长张映南、农学院院长孙仲逸、理工学院院长郑建宣，轮流担任主持人。

11月21日，解放军进驻西大。12月5日，通过校内教授会等各民主协商，决定将“临时校务辅助委员会”改组为“广西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选举张映南为主任委员。12月28日，为加强学校的领导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市军事管治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二十三人组成广西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映南，副主任委员张先辰；常务委员：张映南、张先辰、何杰、郑建宣、白玉衡等。广西大学校务委员会具有学校最高的权力。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知名人士杨东莼为广西大学校长，同时，张映南被调到武汉大学任教授。8月14日，依据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精神，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广西大学对校内院系做了调整。

中共广西大学党史办公室编著的《风雨十七年——广西大学革命斗争史料1936—1953》，一书肯定了广西大学的民主党派组织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在教职员工中具有广泛的影响。附录如下：

教师中的民盟成员石兆棠、张映南、张先辰等教授，长期与校内的中共地下党员亲密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代表人物以及一些进步青年学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广西的解放做出积极贡献。

整风运动，错划右派含冤而逝

1952年，张映南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室工作，并担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6月间，动员政法界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北京市法学界连续举行了十余场座谈会。

在这些座谈会上，张映南与谭惕吾、杨玉清、吴文翰、陈体强、陈建国、楼邦彦、吴传颐、俞钟骆、谢怀栻、陈盛清、吴家麟、杨鹏、卢蔚乾等政法界人士做了发言。但第七次座谈会拉开了法学界反右派斗争的序幕，这些发言的“法界英杰”无一不被打成右派，其发言甚至被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编成《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而张映南因在人大常委民盟小组会也做了发言，在二十六位“右派”发表的三十七篇“谬论”中独占两篇，成为除杨兆龙以外的八位重点人物之一，还被《人民日报》多次点名批评；而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世界范围内五十位杰出法学家之一的杨兆龙，因曾担任国民党末任检察长而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1959年，一代法学家张映南病逝于北京。二十年后即1979年，张映南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名誉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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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少君蒋钦挥

编辑：黄吉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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