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秩情缘 | 成兆德：大学里几件难忘的往事

编者按

建校九十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广西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学界才俊、政界栋梁、商界精英、文化名人及各类建设人才。在我校90周年校庆之际，特推出“九秩情缘——西大校友回忆录”系列推送，记录历届西大校友对曾经校园生活点滴回忆，感受广西大学九十年来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和精神积淀。

大学里几件难忘的往事

成兆德

成兆德，广西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1963级学生。在校期间，兼任过班团支部书记、系学生会副主席、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1968年经组织分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职连副指导员，机关干事、助理员、参谋、处长（上校），部队副师长（大校）。1998年在部队内退休。

“寒酸”的大学生遭奚落

我是1963年秋考入广西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的，入学时还未满18岁。

到学校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与同班同学黎宝义一起到市里买点学习资料。经朝阳路回到火车站附近时，突然被一个彪形大汉挡住了去路。大汉指着我胸襟上的“广西大学”校徽，质问：“看你们这个寒酸样，也算是个大学生吗？”我一下被问懵了，说：“你想干什么？”大汉说：“不干什么！只是想问，像你俩这样，身着唐装衣、脚穿麻草鞋的，也配做一个大学生吗？”宝义同学反应快，几句话就把大汉怼住了：“是的，我们今天是穿得寒酸点，家里是穷，但我们是靠真本事考上大学的。我们有自信，一定能读好书，将来一定有本领报效社会和祖国！”句句铿锵有力。这时大汉只好悻悻地说：“那就好，那就好。”没趣地走开了。

后来的结果证明，在母校老师们的培养下，经过社会及部队的历练，我们终于成为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栋梁之材。

“光脚丫”的团支部书记受到善意批评

胡文影老师是教我俄语主课的专职老师。她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高才生，一毕业就留校任课。后来，得知广西大学外文系的俄语专业老师紧缺，她便主动请缨作为“支边支教骨干”，远离上海，来到南宁工作。胡老师不仅学问好、业务精，而且相貌秀美、仪表端庄、举止高雅。她授课态度严肃而不失风趣。课外就像大姐姐一样待我们，经常嘘寒问暖。我们心里有些什么疙瘩，也喜欢与她交流，总会得到她的热情帮助。用当今时髦话来说，她就是同学们心中的“女神”。

入学后不久，外文系共青团总支就对我委以重任——当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让我边学习边参与一些为同学们服务的公益活动。随着夏天来临，南宁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而我就像农村小青年一样，整天光着脚丫，穿梭于教室、图书馆、饭堂和宿舍之间。无论是听课、自修还是从事社会活动，都如此。

一天上午专业课结束，待同学们离开教室，胡文影老师特意让我留下来，与我推心置腹地谈心。她让我深深领略到，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青年教师是多么有责任心，他（她）们严于律己、循循善诱的教书育人方式，让人永远难以忘怀！

胡老师先问我是不是因经济困难买不起鞋子穿，提出要买双鞋子送给我。我赶忙说：“不是不是，我有鞋子，只是太热啦！”她说：“我们外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国家的外事翻译人才和高级外语教师，祖国和人民对你们寄予厚望。”见我一时无语，她接着严肃地说：“你作为一个团支部书记，不仅自己要学业过硬，更要模范带头，养成外事人员应有的良好仪表风范。在校园里你打着赤脚四处行走，不仅不文明，还带了个坏头。鞋子哪怕洗得旧一点，打了几个补丁，都不是丑。你只有带头穿鞋，才算文明、尽责。”胡老师一席既严肃又暖心的话语，弄得我满脸通红，我连连点头称是。

后来，在团支部里我把这事如实告诉大家，并作了自我批评。从此，同学们都非常注意维护个人形象，随时保持端庄、朴实的仪表。班里的文明风尚逐步培养了起来。

学生会部分委员合影，前排左三（戴校徽者）为成兆德

与老师、同学们分享被毛主席、周总理接见时的喜悦

1965年元月15日至27日，我有幸代表广西大学全体同学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学联第十八届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我们还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这次会议代表共468人，代表全国高等院校当时67.4万大学生出席大会。会议期间，根据院校所在行政区域或专业性质等，代表们被分成若干大组。我们广西与内蒙古、新疆、宁夏等自治区的各院校代表，优先列为一个大组。我本人还兼任了广西代表小组组长。

会议中间的一天，得知毛主席要亲切接见学联代表和青联代表，大家欣喜若狂、彻夜难眠。当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元帅们缓缓走入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时，顿时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长时间呼个不停。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大家挥手致意，一举一动尽显一代伟人的风采。随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与会代表一起合影留念。此时此刻，我和大家都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

拍照结束时我突然发现，周总理专门走向我们站队前排的西南民族学院彝族女代表达吉（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原型）跟前，如慈父般亲切地与她握手并询问她家乡生活变化情况。达吉高兴得像小鸟似的跳跃着，并一一作了回答。周总理最后还叮嘱她：要加油，要学有所成，毕业后回凉山好好为彝族同胞服务！达吉含着热泪点头应允。当时我想，总理对达吉的叮嘱，何尝不就是对我们在场每个年轻人的共同嘱咐。周总理“要学有所成，好好为人民服务”的叮嘱，我永远记在心里。

后来，我给全校师生传达了十八届学代会精神，详细描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时的盛况，与老师、同学们分享了当时的无比喜悦，获得了大家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工作队长为我化解社会实践中遇到的尴尬

广西大学外文系633班同学合影，前排右一（戴团徽、校徽者）为成兆德

1965年初冬，我们西大外文系1963级的学生奉命去进行社会实践——参加当时在广西农村开展的为期三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

我参加的是玉林县（现玉林市）新桥区石和公社“四清”工作队。具体负责抓石和公社肖大塘大队第九小队的“阶级斗争揭、批、查”工作。每天我与肖大塘村的贫下中农社员“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召集社员们出工干活，晚上发动贫下中农“揭发”生产队领导的“贪污、多吃多占”行为。

说起来也挺尴尬：九队队长肖德寿是个年近五十、老实巴交的赤贫农民。由于他家庭底子太差，年轻时找不到老婆，中年时才找到一名残疾女子做妻子，连续生了两女一男。当我到他家了解情况时发现，全家只有一张打满补丁的蚊帐、一张破凉席和一条破被子。妻子每晚就带着两个女儿挤在这张床上，而队长本人只能带着小儿子睡在打谷桶作支撑的木板上，连张烂席子都没有，令人心酸！让人更揪心的是，队长的二女儿不到七岁就患有较重的哮喘病，无条件医治。可想而知，如此现状的生产队长，他能贪污、多吃多占到哪去？所以，我总是用消极的方式去应付对他的“揭、批、查”。于是，“四清”工作队里有人就老调侃我“揭不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好在工作队长李琼（时任陆川县委组织部部长）十分理解、关爱我们这批“学生哥”。她亲切地对我说：“‘盖子’揭不开不要紧，只要实事求是。你们主要任务是读书，社会实践体验一下就行了。”还说：“有空多为贫下中农做点好事。”后来，我便利用业余时间寻找当地的草医，配了几服草药，使生产队肖队长小女儿的哮喘病终于得到较大缓解。此外，还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晚上，我给全村的青少年教唱红歌，让他们学会了十多首革命歌曲；业余时间，我为大人、小孩义务理发（本人在高中勤工俭学时学会了理发并随身带有一套工具）；为新婚和乔迁人家书写楹联等，受到广大社员交口称赞。

“走资派”黄书记和我一块抬水

1968年开春不久，西大师生接到了市里通知，要在南宁市郊吴圩周边的黄土岭上进行大面积义务植树，时间需要三天，任务艰巨而光荣。

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由两派红卫兵联合组成的临时革委会（简称“革委筹委会”）掌权。所谓的“走资派”们均尚未获得“解放”。据说，他们这次也要通过参加植树活动来接受红卫兵的“监督和改造”。说来有意思，植树活动中，我被分配到后勤保障组负责烧开水供应给大家。开水供应设好几个点，每个点由三个人组成。活动第一天刚开始，我们组由我牵头，只有我和一位女同学到位。正当我犯愁时，一位革委筹委会领导对我说：“等一会儿派个‘走资派’配合你们烧水，要好好监督、改造他哦！”几分钟后，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来报到，原来是校党委书记黄传林。我一愣，喊出了声：“黄书记！”他立马竖着食指轻声说：“嘘……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叫我老黄就得了。”我很直率地回道：“还真改不了口。”他一脸笑眯眯地说：“要改，要改。”

黄传林书记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出来的“三八式”老干部，贺州人。我的老家平乐县与贺县（俗称八步，今谓贺州）曾同属一个专区，黄书记和我算是同乡。解放前他曾在我们老家领导过地下革命斗争，威望很高，我对他一直很崇敬。尤其是我高中同班同学梁柳芳是他的外甥女，曾让我如入学后有困难，就直接去找黄书记。据说黄书记也知道我是他的同乡。进西大快五年了，我还兼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与校领导也常有交往，但我从未去麻烦过他。“文革”初期黄书记被批斗时，我坚信他不是坏人，每次都找借口不去批斗现场，总是躲在远处为他感到难过。这不，如今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与他见面、共事，我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干缺德的事，去“监督、改造”一个自己的长辈呢？

黄书记五十出头，在我眼中是属父辈的人了。他个头不是很高，虽然身体有点发福，但搬柴火、掀锅盖、舀水等，动作依然敏捷、利索，不比我们年轻人差到哪去！

虽然那几天风和日丽，但忙活不了多久，我们即便身着单衣，脸上和身上也都冒汗了。年过半百的黄书记出的汗水竟比我们要多些，他老用毛巾在脸上擦个不停。因而，每当他前我后地抬着大黄桶从井里取水，不间断地将开水送往周边的各个植树点时，我都会主动地将大黄桶套在竹竿上的绳索往我这边扯一些，以尽量减轻黄书记肩负的重量。可每次黄书记都要争着将绳索往他那边拉扯，说他已是一把“老骨头”了，耐扛，而我才二十出头，身子骨还嫩，担重了腰椎容易受损，等等。拉扯中，我觉得要让一位长辈来关照自己，太过意不去了，所以我就是不肯松手。最后，我借口说自己手短，绳索和大桶只有靠近我这一头，才抓得稳当，才能保证行走安全，以此为由丝毫不肯让步。黄书记只得同意大桶尽量靠近我这一头。

烧水、抬水、送水，尽管很辛苦，但我们有说有笑，干得很欢。每次小憩之时，在我请求下，黄书记还给我们娓娓讲述他在延安抗大的趣闻和当年抗战前线的实况，给我们小字辈补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

三天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小组的开水保障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受到了校革委会的嘉奖。黄书记也获得了“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的表扬。植树活动后不久，我便接到通知，奔赴海南部队农场锻炼并参了军，走上了为国防建设作贡献的光荣岗位。想不到与黄书记一块烧水、抬水、送水，竟成了我俩的永别！黄传林书记那和蔼、慈祥，令人肃然起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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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骊歌未阑——广西大学校友回忆录》，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编辑：黄吉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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