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西大 | 张志让：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

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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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张志让：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

张志让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曾因担任营救救国会“七君子”的首席辩护 律师，而得到全国人民的钦敬；1938年6月23日，他曾受许广平先生的委托， 处理鲁迅先生逝世后版权纠纷事；这年年底来到广西桂林，经李宗仁、白崇禧推荐，任广西省政府顾问，兼广西大学教授，同时还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国民公论》杂志编辑、文化供应社编辑部副主任、广西宪政协进会理事和常务理事。1949年后，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共产党人张太雷影响张志让

张志让，号季龙，籍贯江苏武进县。父赞衰，号韶甄，任萍乡煤矿总办，曾兼任汉阳铁厂总办。张志让1915年冬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文科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1917年毕业后，赴德国柏林大学读法律；1921年夏回国。

张志让在国外留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两年的时期，当时留美学生还没有进步活动，他对国内情况也比较隔阂。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对此很感兴趣，但只是觉得它是世界变化的新趋向。1921年冬至1926年秋，他回国后在北京北洋政府司法部做参事和大理院推事（相当于法院的审判人员），此外，还曾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北京法政学校兼过课。

在北京的几年中，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称帝，到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短短数年，你方唱罢我登台， 城头变幻大王旗。张志让认为军阀争夺政权以及政府上下争权夺利，要想在这种环境中做出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实在是痴心妄想。于是，他渐渐对北京政府发生了厌恶之心，一直想得到机会同进步人士接触。1922年秋间他从北京回上海时， 在一次亲戚们的筵席上，便向亲友探问远房堂弟张太雷（原名“泰来”）的近况，但亲戚们却顾左右而言他。

张太雷（1898—1927），江苏常州人，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名字曾进过我们的中学课本。1920年3月，他与邓中夏、罗章龙、杨东莼等十九人，就参加了由李大钊直接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创办活动。当年冬季，受李大钊等人派遣，张太雷和邓中夏、杨东莼、张国焘等四人，到长辛店产业工人中间去开展活动，成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讲授“常识”等课程，开始对工人的启蒙教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张太雷就加入了党组织。1921年冬，孙中山先生来到桂林，在王城设立大本营，筹备北伐，并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举行会谈，陪同兼翻译就是共产党人张太雷。马林提议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学习苏俄建立自己的军校军队，被中山先生采纳了。这次会谈后，孙中山才派出蒋介石、张太雷等人去苏联学习考察，回来就办起了黄埔军校。后来，张太雷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任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他曾多次陪同第三国际的代表来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等人。从他在活动中接触的一些人物，可知张太雷当时的分量。

这样一个革命早期的人物，论起辈分来，张太雷却是张志让远房的堂弟，并比张志让小五岁。张志让的父亲任萍乡煤矿总办时，张太雷的父亲曾在萍乡煤矿做事，两家常有往来，因此两人从小很是相熟。但这次在上海谈起张太雷，亲戚们都不好明说，只说他是在做“最时髦”的事情，但没法找到他。

几年过后，到了1926年夏季，国共两党合作，举行北伐，国民革命军很快就打到武汉。汉口共产党领导工人和人民群众收回了英租界。次年3月，张志让知道张太雷到了武汉，就想去找张太雷谈谈，并想亲眼去看看这个“最时髦”的事物是怎样的。一到汉口，就看到马路上随处张贴的革命标语，在交通要道挂着动人心魄的横幅。这些标语揭示了革命当前阶段的目的和政策，表现了坚决革命的战斗意志，使张志让感到耳目一新。

在武汉，他很快地见到了张太雷，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张太雷向张志让说了革命的概况和形势，指出当前革命战争有两条路线：一是向北进军，直捣军阀老巢，夺取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另一条是向长江下游发展，直到上海， 这是同帝国主义妥协的路线。张太雷还满怀信心地谈到革命事业是要为无产阶级、劳动大众谋利益，首先是他们的物质利益。

短短几天内，所见所闻，给张志让留下深刻的印象，只觉得是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革命把他的全部心情吸引去了，三十出头的他对革命事业满怀热望，确信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必将成功，从而在思想上不再留恋北京的机关。

这些心里话，被他在1964年写进他的《张志让自传》。

张志让从小养成了一种志向，一旦接触到一种真正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事业，就很容易同它结合起来。他从小受父兄的熏陶很深，父兄有志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立功就是要做有功于“苍生”的事业，立德是要就所讲的道理返躬自省，身体力行。他们给予他很大的影响，使张志让从小就立下了同样的志向。在北京所见的一切，对他是很好的反面教育；而一到武汉，亲身接触到比他以前所憧憬的更高更大的事业，自然使他立即倾心。从此以后，他对革命事业就从没有冷淡过。

在武汉所看到和张太雷对他的谈话，更使他确信：只有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才是真正以谋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是中国当前唯一的出路。他把这种革命气象和革命前景，同历来所见所知的腐朽政治局面相比较，感觉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一个是早已厌恶的局面，一个是比他素所企求的更加合于人类正义的事业。

临别时张太雷说，武汉政府就要组织最高法院，如愿意参加，他可以介绍。张志让当然表示愿意。这样，张志让就向北京辞职，参加了武汉政府的最高法院，任审判员，办理民事案件。在武汉时期和回沪后初期，他曾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列宁的两部著作《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让他印象最深。

在张志让去武汉的前后，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平时难以想象的胜利。所以他在离汉回沪以前，已经确定了要投入到这个革命事业中去。

没想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很快便告结束。两党分裂之后，武汉最高法院解散，张志让尚暂留武汉。在回沪前，他想再去看望张太雷，希望得到指点。当时张太雷住在南湖。张志让进去时，看见他在楼上前廊同两个外国朋友围坐一桌茶话。张太雷立即过来在走廊上与张志让交谈。张志让觉得不便留得过久，所以谈话时间不长就分手了。不料这次见面，竟是两人的永诀。

后来，张志让在上海报上看到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消息。

原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广东军阀张发奎与桂系军阀黄绍竑，为争夺两广地盘互相火拼，广州城防空虚，而南下刚到的教导团与新扩编警卫团部分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及左派革命军人。中共广东军委看到形势有利于革命，于是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时在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这个名单排列按《辞海》说），起义取得了极大成功，两个小时内就消灭了城内的国民党武装，并成立了广州工农红色政权。张太雷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陆海军委员。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 第二天各方反动势力对广州进行合围，市内战斗打得非常残酷，起义军毫无外援，三天之后，张太雷牺牲，起义失败了。

张氏亲族中人曾对张太雷脱离家庭并不理解，也不谅解，至此方才恍然大悟，都为之肃然起敬。

援救“七君子”名扬海内

国共分裂之后，在张志让由汉启行的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准备组织最高法院，曾托张志让的旧同事写信来约他参加，但他对南京政府已是失望，便不予答复。

张志让回到上海后不久，有一天，在著名的共产党人李达家中与张庆孚（当时用“琴抚”名）相识。从此两人经常接触。在长期的接触中，张庆孚也成为知张志让最深的人。张志让在上海时期所做的事，除学校和律师事务外，就是中共地下党通过张庆孚及他离沪后其他联系人嘱张志让做的。

当时，张志让在复旦大学就国内法和国际法方面授课，在东吴大学曾教过国内法、英美法和逻辑学等。复旦大学法律系在增聘教员时，张志让把当时上海各校法律系的几个左派教员都请了进去兼课。这些教员名单都是由张庆孚推荐的。在东吴大学教书时，有些当时进步的学生同张志让相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他们发起创办大中中学，推张志让为校长。这学校办了几年，形成了一个左派性质的学校，教职员大多数都是当时左派或进步人士，其中有些人同共产党有联系。在执行律师事务方面，张志让为被捕的共产党人辩护的案件不算是最多，因为张庆孚介绍案件给他时说过：不要受理太多政治色彩太强的案件，以免暴露关系，减少作用。当年被捕经张志让辩护的人，在1949年之后公开政治身份的，有司法部前副部长郑绍文、新华书店前任总经理黄洛峰、原化工部副部长吴亮平、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潘梓年等。英籍人牛兰因抗议拘押绝食案，张志让曾与宋庆龄等同至南京进行营救。邓演达被捕案也是由他辩护的。日本水兵中山秀雄被人狙毙事件发生后，日本军人企图利用这个事件为借口，对“租界”将采取军事占据的行动。“租界”外国当局为了向日军有所交代，急于“破案”，竟诬告叶某某等两人为凶犯，刑讯逼供。张志让经法院指定为辩护律师。

鉴于张志让在法律界的声望，曾有友人梁鋆受彭学沛之托，来邀他到当时以汪精卫为院长的行政院做参事。张志让与张庆孚谈到这事，并表明了自己的厌恶之心。但张庆孚却叫他接受，说在那里可以发挥更多的能量。张志让就答应了梁。恰好此时“福建事变”发生，张庆孚又来对张志让说：南京的事可以作罢了。待梁再来找张志让时，他就对梁表明还是不去了。

1964年，张志让在自己的自传里曾特意提到上述这件事，说：“这件事是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凡党决定要我做的事，我总尽力去做，即使要我去做的事是我原来极不愿做的事，我也仍旧要去做的。”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组织萌芽之初， 大学教职员、律师方面开始组织聚餐。张庆孚事前即通知张志让：他们会来邀你参加，但为了保持你原有的面貌，不要参加。果然，文化界抗日活动以聚餐形式在进行组织的时候，沈衡老来看张志让，劝他参加。在救国会运动广泛展开后， 沈衡老又特来看他，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将成立，张志让被提名为常务委员之一，又劝他参加。但他记住张庆孚当时讲的话，宁可让朋友一时误解，婉言回绝好友沈老。

最使张志让扬名海内的，是他担任援救救国会“七君子”首席辩护人一事。

1936年5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宣言，要求各党派停止内战，联合抗日。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突然被捕，即民国时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全国人民纷起声援，各地开展了营救活动。

“七君子”被捕后的一天夜里，张志让接到地下党的一个电话，要他担任 辩护律师，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答应了。张志让与其他律师名义上分别为各当事人辩护，实际上是协力合作，他写了长篇的辩护书，并共同到庭辩护。在这期间，上海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当时，“七君子”因“爱国有罪”被押拘在苏州。张志让曾同宋庆龄等前往苏州，向法院抗议以“救国有罪”拘押“七 君子”。从担任辩护律师之时起，张志让加入了救国会，同大家一起进行救亡活动。复旦大学学生由于进行救亡运动一向最为活跃，也特别引起国民党政府特务的注意，因此，对特务学生的斗争特别尖锐。在“七君子”被捕后，复旦学生也 有七人被捕。在这期间，张志让以学校行政的身份，随时支持学生运动和对付特务学生的工作。当年暑假，法律系应届毕业生中有国民党上海三巨头之一潘公展的亲信特务学生，名叫皮禹，在校大肆破坏救亡运动，他平素学业成绩很好，但未敢参加毕业学期考试。学校当局受潘公展的压力，想准其单独补考毕业，事前征求张志让的意见。张坚决不予同意，并声明将拒绝在毕业文凭上盖私章，潘和学校当局也只好作罢。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答应抗战，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出现后，“七君子”终于获得出狱。这一年，蒋介石邀请各方面人士开庐山谈话会。作为法律界的知名人士，张志让被邀请参加，并在开幕会议上首先发言，力主对日抗战。

随军撤退，结缘桂林

上海抗战开始，张志让在上海各界抗战后援组织中担任宣传组工作，曾两次参加有国共两党联合召开的有关抗日工作座谈会。抗战时期，“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成立，钱俊瑞要张志让去做宣传处的一个科长，他同意了，便到了武汉。不久，日寇进军，战局紧急，第三厅匆匆由武汉撤退至长沙。之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决定，第三厅工作人员大多撤往重庆，只留三分之一在桂林组成桂林行营政治部。张志让被留下来，1938年12月3日到达桂林，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宣传组长。此时，蒋介石已任命原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为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但梁当时尚在重庆，因此，有几个月时间，桂林行营政治部的全盘工作由张志让主持。

桂林当时有“文化城”之称，许多进步的文化人都到了桂林，如胡愈之、范 长江、夏衍、杨东莼等。他们大都是从武汉或广州撤退到桂林来的。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曾有回忆文章，说他与张先生见面，是胡愈之介绍的， 他记得胡愈之对他说：张先生这人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全心全意为抗战工作。以他过去的资历和声望，在第三厅当一名宣传科长是很委屈的，但他从不计较这些。还说，张志让从不躲空袭警报，甚至当敌机在头上狂轰滥炸，他仍然挥笔写宣传抗日的文章。胡愈之还告诉他，张志让在武汉有块地皮，本可以卖给政府得一笔钱，但他认为在抗战时期，国家财政困难，就无偿地献给国家了。对于张先生这种高尚品质，大家深为景仰，当他的面既不叫他的大名（张志让），也不称他的号（季龙），而叫他“张律师”，好像他的本名就是“律师”。这也说明张先生在法律界的地位，说起“张律师”，无人不知是张志让。

千家驹回忆道：张志让来桂林后，住在桂林青年会宿舍。这是一间不满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他行李简单，生活俭朴，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夏天连袜子也不穿。他自我解嘲地地说，他是学时髦女子——夏天光脚穿高跟鞋。他的漱口杯是一个把子已掉瓷的小杯。他又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真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的样子。

关于张志让在桂林的活动，韦世强、曹裕文两先生也有文章写道：张志让离开桂林行营政治部后，搬到青年会宿舍20号居住，那是一间不足十二平方米砖瓦结构的小平房，地面由三合土铺成，由于建筑年代已久，长期未加修缮，墙壁上的混泥土已局部脱落，他用纸把室内四周墙壁糊好，收拾得干干净净，室内生活用具摆设井井有条：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两只小方凳，一口小箱子，书桌上放着整齐的书籍。床上的铺盖极简单：一条小被子和一顶褪了色的蚊帐。这种摆设就像一个寄宿的中学生。漱口用的小口杯，把子已经掉了，瓷已脱落，而且已经漏水，据说这只掉了把子的小口杯，是他1922年初在北京政府司法部任参事时买的，至当时已使用近二十年了。

当时，许多年轻人不时来到他的住处讨论国家前途，交谈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他对青年人总是谆谆善诱，因势利导，把他们看作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们从中受到熏陶，焕发了抗日热情，相当多的知识青年在他的影响下， 投身到广西学生军，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1939年9月，一个月色如镜的晚上， 两位农村知识青年找到了他，声称是受到他的文章与演讲的影响，请他帮助去延安。通过接触，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张志让送给他们每人一笔可观的款子， 把他们送去重庆，在北碚复旦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经朋友们的帮助辗转到了延安。还有一位青年，满腔热情要求去抗日前线，张志让通过朋友关系，把他送到苏北。后来，这位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在抗日前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尽管张志让生活十分俭朴，敝衣菲食，却对朋友特别是青年却十分慷慨，只要向他求援，总是有求必应，从不吝啬。当时他经常在《建设研究》《国民公论》

《广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有不少的稿费收入。各报刊寄他的稿费单子， 他也很少去取，往往向抽屉里一塞，遇到经济困难的朋友向他借钱时，他就把稿费单子找出一两张，叫他自己取去。

如椽大笔，呼吁宪政

当时聚集在桂林的救国会朋友很多，其中有胡愈之、陈此生、杨东莼、张铁生、姜君辰、秦柳方、范长江等。沈衡老也来过桂林。千家驹自认识张志让以后， 除了在公开场合如座谈会、研究会等地方见面之外，也常到青年会宿舍去找他聊天，很快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939年3月6日，梁寒操自重庆来桂林履行职务。梁一上任，宣布政治部改组。趁此机会，张志让离开了桂林行营政治部，于1939年夏，经千家驹的介绍兼任广西大学教授，并通过李任仁、苏希洵的关系，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还聘请张志让做省府高等顾问，按月致送顾问费。在此期间，他除了兼课教书外，主要是和救国会朋友在一起进行有关抗战的工作。在桂林时，他还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常务研究员、计划委员会委员，《国民公论》杂志编辑，文化供应社编辑部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广西宪政协进会理事和常务理事。

当时桂林的文化活动非常活跃。抗战一开始，广西当局便成立了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以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为副会长。这表面上是一个以研究广西建设为主旨的学术团体，骨子里却是一个反蒋的政治性组织。抗战发生，蒋桂合作，李宗仁、白崇禧等深恐蒋介石的中央势力渗入广西，李宗仁曾对他的亲信说：“现在既然和蒋介石合作抗战，再搞反蒋的秘密组织是不行了。如果搞一个公开合法的团体，来团结一般同情广西的人，名称叫广西建设研究会， 蒋介石即使知道也不好说什么的。况且抗战与研究广西建设并不矛盾，研究会的名称还有点学术团体的味道，可以网罗一般学术界的名流学者。”所以在李宗仁1937年10月离开广西飞往南京的前一天，一个名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团体成立了。

研究会网罗了许多文化界名流和进步学者，如李四光、胡愈之、李达、陶孟和、白鹏飞、欧阳予倩、夏衍、范长江、张志让、张铁生、陈此生、姜君辰等。在这些著名的文化名流中，就有李四光、李达、白鹏飞、张志让、张铁生、陈此生、千家驹等，先后在广西大学教学或兼课。

1939年，在中共和民主人士及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压力下，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中通过一项决议，准备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并组织一个“宪政实施协会”，蒋介石为会长，陈布雷为秘书长，有各党派负责人参加，张志让也参加了。该会第一次会议曾推出小组，起草一个宪政实施纲要性的文件， 以孙科为召集人，小组议定了文件草案，由张志让执笔。这草案就当时抗战与民主的要求来讲，还是进步的。在这段时期，黄炎培同张志让商量，拟共同办一月刊，名叫《宪政》，宗旨是在促进民主、宪政、抗战、团结。刊物编辑由张志让负责。张志让在刊物上陆续写稿多篇，内容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反民主与消极抗战，主张实现政治民主、言论集会等自由，发挥抗战力量。

与此同时，桂林的进步人士认为：国民党此举是否为真心实意，还是虚晃一枪，要拭目以待。但是，可以假戏真做，所以广西建设研究会的进步人士就在要求民主宪政、反对专制独裁的共同目标下，也就成立一个“广西宪政促进会”的 外围组织，组织社会力量，在广西掀起一个促进宪政的运动，促使国民党实践他的诺言。

这事最初是得到广西当局的同意的。这是因为李、白、黄等人看见人民群众对民主宪政的要求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他们又与蒋介石中央派系存在着矛盾，所以非但不加以干涉，还暗中支持。

不久，在桂林乐群社举行“广西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通过章程和宣言， 要求国民党早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反对特务统治，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等；还选举了会长和理事。张志让当选为广西宪政协进会理事和常务理事。

这个宪政促进会，不论在名称上、时间上、实质上都是与解放区延安所成立的“宪政促进会”桴鼓相应的。在抗战大后方，只有桂林和重庆有过这个组织。宪政促进会采取统一战线的形式，网罗左中右各派，而以左、中人士为主，由李任仁、陈劭先、白鹏飞等广西著名人士出面发起组织，很快得到各方面的赞同， 组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在这个宪政促进会中，张志让和胡愈之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重庆发动宪政运动时，在桂林的进步人士认为要写点关于三民主义的文章， 公推张志让担任执笔；一些报刊也约张志让撰写关于阐述三民主义的稿件。

张志让对宪法素有研究，写过许多有关宪政与民主的文章。广西建设研究会内曾成立了许多关于宪法的研究小组，如“总纲”“政制”“人民权利义务”“经济”“教育”等，分别指定专人进行研究，举行了十几次讨论会，提出具体建议。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和影响国内舆论，他们还在桂林广播电台组织讨论宪草的广播座谈会，向国内广播对“五五宪草”的反对意见，组织了不少文章在《建设研究》 上陆续发表。张志让是文章写得较多的一人。

张志让其中一篇题为《人民自由在宪法的保障与限制》的长文，发表在《建设研究》第三卷第四期上。该文一发表，马上就引起国民党托派分子的辩驳，在《广西日报》上以大量版面发表，对张志让进行恐吓。张志让不加理睬，也没有因为受到恐吓而停止战斗。相反，他继续写关于国家权力分配及政治制度、国家与革命的基本理论、国民大会延期后政府与人民的工作等方面的稿件，分别刊登在《国民公论》《建设研究》《救亡日报》等报刊上，坚持动员人民参加抗战与迅速实施宪政的观点，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

张志让针对少数人说中国不宜实施宪政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说：“目前国内有少数人以为在抗战期中，不宜实施宪政，此乃不明吾国近数十年来政治演变的历史与全国人民进步的情形。远者且勿具论，即以辛亥革命来说，武汉一呼， 不匝月而响应达十七省之多，人民如此拥护所为者何？讨袁护法诸役人民群众反对帝制，反对复辟，拥护约法，所为者何？又如十五年北伐（即 1926 年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引者注），人民热烈参加国民革命，推倒北洋军阀，所为者是何？一言以蔽之，皆愿实现民主、立宪政治耳！”（《救亡日报》1940年5月 29日第2版）他在这里所说的“尚有少数人”，指的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他们以抗日之名，行反对实施宪政之实，这就揭穿了蒋介石的老底。

哪知宣言通过之后，桂省当局认为它的调子太高，对蒋介石过于刺激，对桂系不利，所以他们就退缩了。后来由于进步人士多数同志的坚持，这个宣言终于印了出来，分发全国，并通过金仲华的关系，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全文发表。

在广西，救国会还办了一份机关报《国民公论》，本拟在重庆出版，但因蒋政府统制言论很严，重庆政府有一“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所有报纸、刊物在出版之前，必须将稿件送审。而重庆的审查老爷既专横又无知。例如“解放”一 词是不许用的，所有提到“妇女解放”的地方，一律被改为“妇女复兴”。又如“阶级”两字是犯讳的，于是“工人阶级”就被改为“工人社会集团”。诸如此类，不胜列举。为了避免这种麻烦，所以大家决定把它移到桂林来出版。

桂林曾一度没有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进步人士在桂林编过的几种刊物，从未事先将稿件送官方审查过。当时的编辑是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千家驹四人轮流主编，每人一期，周而复始，四个月轮流一次。

进步人士还在桂林搞了一个聚餐会，每礼拜一次，地点在桂林阳桥的天然酒家。经常出席聚餐会的有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姜君辰、陈此生、杨东莼和千家驹。陈劭先、李任仁也偶尔来参加。大家互相交换对抗战形势的情况和意见。张志让在桂林整整两年，除了在西大兼课之外，他的基本实践活动有两项：一是为各刊物修改稿件与著书立说，出版了两部书，一本叫《欧战论》，一本叫《宪政图解》以及四十余篇学术论文，共四十余万字；二是被桂林一些单位或团体、学校请去做演讲，据不完全统计，有三十四场之多。不论是著书立说还是演讲，都是围绕抗日与实施宪政这一个主题而开展的。其基本观点是：

关于民众抗战。他说：抗日，要发动民众，这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关键。进而他解释说，因为民众是抗战的主体，如果民众不起来，不参加抗战，那么抗日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他对此强调说：民众运动已经变成了抗战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的关键。

关于要迅速实施宪政。他说：要发动民众抗战，最关键的问题是迅速实施宪政。这里，他列举了五条理由：（一）抗战、建国应同时兼行；（二）政治重于军事；（三）民众力量的最伟大；（四）全国统一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是建国必由之路；（五）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他强调指出，这种宪法“必须使其能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适应现时代的需要”。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需要“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需要动员全民参加，需要巩固团结，需要改进

政治，而这些都以宪政为最有效的因素，所以在抗战时期内，必须迅速实行宪政”（《建设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张志让的上述观点，归根结底一句话：不论是抗战还是建国，都必须迅速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因此，必然遭到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对和破坏。

1940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勒令广西大学将千家驹和张志让、张铁生解聘。教育部以停发学校经费为要挟，逼使广西大学就范。当时西大的文学院院长林东海对张志让仍恳切挽留，但张志让不愿再在西大教课了。不久，张志让接到复旦大学正式邀请，就离开桂林去重庆。

国共两党对张志让的争取

但是，让张志让这一生颇为遗憾的是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在大革命时期，张志让就有强烈的入党愿望。但张庆孚对张志让说：党认为像他这样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影响的人，在党外做工作比之入党作用较大，所以决定张志让不要入党。抗战时期“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到了武汉以后，钱俊瑞通知张志让，可以申请入党了，但在申请前先与博古一谈。张志让按所定时间前往，未遇博古。不久，日寇进军情况紧急，第三厅匆匆由武汉撤退，张志让也一同离汉，因此博古约谈之事始终未能实现。

1939年4月底，周恩来第三次途经桂林作短暂停留。其间，周恩来接见了张志让、杨东莼等文化人与爱国民主战士。事前，胡愈之对张志让说：“这次你的入党之事需要解决了。”在饭馆的便餐上，当胡愈之向周恩来汇报张志让的入党问题时，周恩来回答说：“现在不入党也可以，甚至还可以加入国民党，说明是要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中共当时考虑到像张志让这样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留在党外比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发挥更大作用的缘故，所以这次没有批准张志让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张志让知道党在重庆曾让长期跟党走的人们（包括救国会朋友们在内）明白大致如下的意思：他们可以加入国民党，以便为抗战的利益对该党起些改进质量的作用。后来张志让听说著名人士洪深也加入了国民党， 他当时认为洪深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加入的。

二十多年后的1963年9月下旬，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及利亚法律代表团， 张志让参加接见之列。在代表团未到之前，毛泽东主席问张志让：“你现在还是民主人士么？你打算做一辈子民主人士啦 !”张志让一时竟无言可对。

为了方便给革命事业做更多的事情，中共要求张志让留在党外，而国民党却积极拉张志让入党。

就在周恩来与张志让谈入党问题的前一个月，即1939年3月，梁寒操自重庆来桂林履行职务，他带着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的口信，劝张志让加入国民党。梁找到张志让转达了这个信息。张回答梁说：“我并没有加入什么党， 但我也无意加入国民党。”这话似乎在表明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追求。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回事。

第二次是在重庆复旦大学时期，当时的校长吴南轩来张处谈话，表示国民党要他来劝张加入，张志让表示无意加入。吴问张：“你既然阐扬三民主义，为什么就不愿加入国民党？”张志让回答说：“国民党并未实行三民主义，所以我不 愿加入。”吴南轩无言以对。

1964年，张志让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可是争取入党是我始终未变的意志，我对问到我这事的人也都说明，我是要争取并申请入党的，而且我还时常这样想：万一在我申请以前，有一天忽患急病，生死莫测，我是决定要学邹韬奋的前规，以遗言请求党批准我为党员的。这些都是确实存在于我心中的想法。但我在写这生平概况的时候，早已深深感到：不及早申请入党，是我生平所犯莫大的错误。”

这篇自传是一份没有交出的入党申请书。自传初稿还未写完，就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继续改写这份自传，但未及最终定稿， 他却于1978年病逝。

“党外布尔什维党”

张志让学识渊博，他不但是我国有数的法学家，而且对社会科学、历史、诗词、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修养。他精通英文、德文，新中国成立后学习俄文，并能阅读外文原版书。他的阅读范围又非常广泛，上至天文下到地理，国内国际时事无所不读。书桌上摆着各种外文新书，原版《资本论》不知读过多少遍，书上留下许多阅读符号与眉批，书也翻得由白色变乌黑了。他在阅读上有个特别的习惯，喜欢交替看书，仔细记笔记。一读起书来，他白天很少出门，晚上挑起小煤油灯通宵达旦地看书。

张志让在桂林很少参加什么文娱活动，除了整天埋头看书，就是写文章。

1939年4月13日，桂林行营成立公余联欢社，朋友们出于对张志让身体的爱护， 特推举他为公余联欢社娱乐组的负责人，以迫使他参加各种娱乐活动。但是，对读书写作入迷的张志让，这项办法也未能奏效。有一次，联欢社开展娱乐活动， 其他参加者都已到了，唯独他这个头没有来，大家一边等他，一边派人到处找他，找来找去连个影子也不见。原来，张志让已到广西大学图书馆查资料去了，因为阅读入了神，忘了时间，连广西大学图书馆下班铃响了他也不知道。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为书库无人了，就把书库门锁了。直到张志让感到肚子饿了，一看手表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工作人员还未上班，门仍锁着，他只好从书库的窗户跳出来。

一天下午，一位好友来访，张志让竟问这位朋友吃过早点没有，这位朋友哈哈地捧腹大笑，告诉他已是下午3点了。这时，张志让才说，今天还未用过餐。此事传出之后，朋友们送给他一个绰号——“书迷”。

他虽然年近古稀才结婚，但他的私生活非常严肃，从不二色，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浪漫史。在桂林时，千家驹等人想给他介绍对象，陈此生、胡愈之等对此也很热心，大家给他物色了一位对象，是两广监察使李先生的侄女，征求张的意见时，他笑而不答，既不拒绝，也不表态。大家以为他同意了，后来想约双方见见面，哪知张志让托词不去。当时大家猜想他大概是独身主义者。有人称他为“圣人”，有人称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均非过誉之辞。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和何稚芬女士结婚了。胡愈老曾笑谓“张季龙是晚婚的典范”。

张志让对中国近现代法和法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名法律教育家，张志让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法律系教授，为培养法律人才做了许多工作。二是为新中国的立法事业做出了努力。他是1954年宪法的起草小组成员，也是五十年代诸多重要的司法文件的起草者。在当时中国法制尚不健全的状态下，张志让为建章立制所起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三是为建立、健全和完善新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辛勤工作、殚精竭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新中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张志让即被任命为副院长，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法官。1956年，在我国尚无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张志让接受最高法院的委托，进行“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调查研究，用总结审 判实践经验的方法，来指导各级法院定罪量刑的工作。在张志让的主持下，共组织了二十三个高级法院的近两万件材料，汇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丰富经验。经过反复深入的研讨，听取四十多家法院、公安、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意见，形成《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的文件，经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下发全国法院执行，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刑法和刑诉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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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蒋钦挥

编辑：蓝莫月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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