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硕士项目
导
读
中国的新冠疫情趋于稳定,复工的人们陆续涌上街头。普通人的生活恢复了,然而公共健康研究者却打满全场——前期搞防护,后期也要复盘来给未来的疫情灾害提供对策建议。
回到1月初,如果你是某个城市的市长,一个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该花多少财政预算来应对公共健康灾难?人的生命无价,但政府的财政预算必然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提前预知一场公共健康灾害最终要花掉大家多少钱,或许市长们可以更早下定决心拨款。
疫情期间,口罩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虽然不能预知未来,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回顾历史——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的张俊杰教授团队发表的这篇论文,可以从一个角度帮助政策制定者了解公共健康灾害所带来的真实成本。
01
用网购“账单”给空气污染定价
新冠疫情的数据尚未完全出炉,但需要人民日常戴口罩的也不是只有2020年。自2013年,中国的许多城市陆续爆发严重的空气污染,许多人也被迫去医院就医。在肉眼可见的威胁下,中国人逐渐开始了戴口罩的日常。
比新冠病毒稍好一点的是,空气污染是可以轻易检测的。中国自2013年起安装了上千个环境监测站,并且每日发布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简称 AQI)。除此之外,全球还有多家气象研究组织在持续提供世界各地的气象数据。于是,利用中国环境监测中心的 AQI 数据和从美国国家大气与海洋局获取的温度,湿度,风速等气象数据,我们可以轻易追溯过去每天各个城市的人们在经历着什么样的天气。
而等式的另一边我们关心的是:人们究竟损失了多少钱来应对空气灾害呢?说到花钱,显然离不开大家日常剁手必备的电商 APP。除了覆盖面广以外,选择电商数据也天然自带几个好处:比如在研究期间,电商的主要使用者都是城市居民。碰巧的是,同时期关心空气质量、能够获取 AQI 以查看空气污染并采取干预措施的人群主要也是城市居民,二者有较高重合度。另外,污染期间,选择居家网购、减少外出购物,也是在意空气质量的人们的自然选择。
说到电商 APP,当然要提到淘宝——淘宝提供了一个好东西:淘宝指数(现已更名为阿里指数)。淘宝指数对淘宝用户的购买情况按照地区和时间进行统计,并发布了关于按照时间和地域分布的趋势。这样,淘宝既不用侵犯隐私分享你的账单细节,也不会暴露自己的商业秘密。而研究者也可以利用趋势中的信息来完成分析。
阿里指数显示:截止发稿时,口罩在全国搜索榜上排名第四
张俊杰团队研究了居民在口罩这一”防御性支出“上的购买需求与每日 AQI 之间的关系。通过建模分析淘宝指数后得到的结论是:AQI 每提升100点,居民对防颗粒物口罩的购买需求就上升70.6%。AQI 与口罩购买需求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显然,只有在污染极其严重的时候,居民的购买需求才会大幅上升。每增加一天中度污染天气,该月的月度口罩购买需求就会提升11.1%。而每增加一天重污染天气,该月的月度口罩购买需求则会提升29.2%。
虽然空气污染并没有”市场价“,但利用人们的防御性支出,我们还是可以给空气污染定个价:仅在被迫购买口罩抵御污染这一项开支上,每出现一天重污染天气,全体公民就要为此付出61万人民币来购买口罩。而假设彼时各位市长们可以有办法将中度污染和重污染天气的天数拉低10%,那么全国人民将省下11.46亿的口罩钱!
02
淘宝指数能反应
真实的口罩购买需求吗?
公共健康学者面临的问题往往和医生不同——医生通常只要治好眼前的患者,而公共健康研究问题,动辄影响成千上万人,不可能靠实地采访每个研究对象拿数据。而既然是从巨大的数据库中采样分析,就一定会有各种偏差可能干扰统计结果。
比如,消费者购买口罩,除了要看空气污染,网站上贴出来的口罩的参数和价格也是驱动消费者下单的因素。那么,仅仅利用指数而不是详细的购物信息,模型准还是不准呢?
这篇论文也回答了这样一些问题:
1)关于口罩价格:价格数据不可获取,但从京东的数据来看,销售商几乎不怎么改动价格,而且几家大的口罩销售商在全国各地销售口罩的价格也趋于相似。因此,模型中已经引入的时间上(星期或月份)的固定效应以及空间上(省或市)的固定效应,就可以控制此类偏差。
2)关于口罩参数:很多人戴口罩并不是为了应对污染,而是出于保暖、美观、隐私等目的,而是否注重口罩参数往往区分了消费者购买口罩时的真正需求。因此本研究对防颗粒物口罩和普通口罩分别建模,作为区分。
3)与2)类似,消费者自身的情况在本研究中也是未知的,不同年龄、性别、收入情况或教育程度的消费者,在同样空气污染情况下购买口罩的意愿也会不同。虽然这部分数据难以通过淘宝指数获取,但本研究也通过时间和空间上(城市-周)的固定效应,来模拟不同城市居民在不同时间背景下的决策差异。
03
复盘灾难,盘点帐目的意义何在?
也许有人会说,论文发表之时,空气污染已然发生,买过的用过的口罩也不可能退货。那么这个时候关注已经过去的公共健康灾害有什么意义呢?
追溯历史,答案在于我们可以学到教训,来预防未来的灾难。
公共健康工作者关注健康灾害事件是本职工作,但市长们的日常往往面临的是多维度的需求。除了公共健康灾害之外,上级的政策要落实,居民就业要保障,犯罪分子要制裁……只有当疫情或者公共健康灾害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摆在面前,公共健康预算分配的优先级才会高于其他事项。
而公共健康通常很难真正拿到所需的预算,这也与公共健康灾害本身的属性有关。公共健康灾害的暴露与反应通常有滞后性。而与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或抢劫纵火等恶性犯罪相比,后面二者通常都是迫在眉睫的公共议题,更容易被送进市长的办公室。
举例来说,新冠发生初期,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另一种流感。或者是在进入指数增长阶段之前,新冠的确诊及发病人数都是非常低的。而像论文里研究的空气污染,暴露于2013年的人群等到真正大规模发生心血管或呼吸系统疾病可能是10年之后。相比之下,市长的任期通常也都没有这么久。
纽约时报发文反思美国新冠爆发期间,政府滞后反应给医疗系统带来的问题
因此,论文提到了世界银行曾经发布研究结果,计算了2013年各国因空气污染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而这篇论文也是从防御性支出的角度,阐释了公共健康灾害给财政和居民收入带来的影响。
04
亡羊补牢,从数羊开始
古人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而补牢的第一步,就是数清我们弄丢了多少只羊。
SARS 之后,新冠疫情以前,空气污染是这片土地上很长一段时间的苦难与威胁。而口罩,恐怕成了中国人在千禧年之后的共同记忆——有些人有钱买不到口罩,有些人没钱买不起口罩,有人买到口罩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佩戴。
但这份记忆是苦涩的。我们本来用来读书,旅行,美食的个人预算,被迫投入到购买口罩的浪潮中。而那些买不起戴不了口罩的人,很可能在未来因疾病损失更多的储蓄。
只有直视这些损失,我们才能在下一次疫情或者污染来临之时,正视危险,尽早应对。
— END —
本文根据张俊杰研究团队的“Air Pollution and Defensive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particulate-filtering facemasks"编写,作者:Liansai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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