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 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延大的四则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延大的四则故事

延安大学在杨家岭，与杨家岭旧址比邻。杨家岭位于延安市北郊，是一个风景秀丽而又静谧的小山村。抗战时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在这里居住了很长时间，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中共七大都在这里召开，是驰名于世的革命旧址，也是游客必往之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多都是从延安走出的，所以到延安来视察，无论本人还是媒体常称其为回延安，一个“回”字，道出了他们与延安的特殊之情。事实上，他们还真有回家的样子，在延安各处很随意地走走、看看，信马由缰，率性而为，不显山也不露水。出了杨家岭旧址的大门，就如去邻家转转，顺便拐进了延大的校园，是视察，也是串门。没有刻意的安排，也无需做什么准备，更不用布置什么警卫。延大的学生课余、饭后去杨家岭旧址散步，有时也会和这些“大人物”不期而遇。于是，延安大学与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便发生了许许多多“暖暖的、很温馨”的故事来。

一、耿正的彭总

（1958年9月彭德怀元帅视察延安大学）

彭总即彭德怀，革命战争年代，那可是横刀立马、叱诧风云的人物，敌、我、友三方，谁人不晓彭大将军。所以，从最高领袖到普通百姓皆称其彭老总，含着万分的尊敬，更透着些许亲昵。彭总是建国后第一位走进延大校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那是1958年10月的下旬，延安大学刚刚恢复重建一个来月，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延大校园里静悄悄的，大多数学生和老师都在上课。9点左右，刚从华东师大研究生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熊道统，从自己居住的一斋窑洞15号走出，忽然看见一群身着军装的人正在向他走来，其中一位穿军大衣的中年人，看上去非常眼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位中年人就抢前几步，紧紧地抓起他的手，一边握一边问“小伙子，你是延大的学生吗？”熊道统老师赶忙回答：“不是，我是延大的老师。”

那位中年人仔细地端详了他一下，笑了：“好年轻啊！我还以为你是学生呢，听你的口音像是南方人。”熊老师回答：“我是四川人，从上海华东师大毕业来延大的。”

中年人翘起大拇指，由衷地称赞道：“好样的！从天府之国来到延安，从中国最大的城市来到延安，不简单啊！我们延安在抗战时期也有一批从四川来到延安的青年人，他们都是好样的！”

这时，凑上来一位陪同的干部，向熊老师介绍道：“这就是彭老总！”熊老师满怀崇敬地道了声“彭老总好！”，那位陪同干部接着又问：“你们延大的领导在哪里？哪位是延大的领导？”

由于事前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打招呼，当时延大唯一在校的领导，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李森桂因公外出，在家的只有校办主任梁永华。熊老师急忙跑去找一斋另一孔窑洞办公的梁主任，梁主任一听，激动地扔下手头的工作就跑了出来，赶忙去见彭总。随即就由他陪同彭总在校园里边走边谈。

熊老师按耐不住心头的激动，声音有些颤抖地冲着校园大声喊：“彭老总来了！彭老总来了！”随着喊声，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从各自的窑洞里奔了出来，立马就把彭总簇拥在中间。

大家簇拥着彭总边走边谈。彭总问梁永华主任：“你们有教室没有？在哪里上课？”因为他看见整个校园就一排窑洞，其它什么也没有，便有些疑惑。

梁主任回答说：“现在还没有教室，学生在中央大礼堂上课。”彭总停下来凝重地说：“要盖教室大楼！”接着他又问：“你们的学生从哪里来？教师从哪里来？”梁主任回答说：“学生从全省招来，以关中的学生为主。教师从西北大学调来一批，又从北京师大、华东师大、陕西师院等学校毕业分配来一批。”

听到这里，彭总关切地问：“他们来延安生活习惯吗？”梁主任回答说：“有些不习惯，但他们都能吃苦。”彭总满意地点点头，笑了。

宾主就这样说着走着，当走到校园里的一座炼铁炉旁，看到地上堆着的一大堆炼出的废铁时，彭总笑着的脸霎时沉了下来。他随手拾起一块废铁，皱起了眉头，然后奋力地扔到地下，十分生气地说道：“学生就是学习的，炼铁疙瘩做啥？这东西能做枪还是能做炮？好铁都炼成了废铁！”

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要知道1958年是赶超英美,全民大炼钢铁的年份，那可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呀！大家都沉默不语，谁也不敢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气氛有些凝重，有些尴尬。

彭总的心情忽然变得很不好，看大家这样，知道不能再说什么了，但参观的兴致大减。临告别时，他还是拉着梁主任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咛道：“延安是革命圣地，一定要办好一所世界闻名的大学，像延安一样世界驰名！要盖几座教学大楼，要在全国争取一些优秀教师来延大任教。”

说完后，就与师生道别，离开了校园，向停在路边的一俩吉普车走去。在场的学校师生，长时间地凝望着彭总那并不高大的背影，激动、兴奋而又有些莫名其妙的沉重。

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一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这位刚肠嫉恶、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大将军，因直笔万言，反映“大跃进”的严重错误，上书毛泽东而含冤蒙尘。但值得告慰他的是，延安大学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在不断地发展，尤其是他见过面的那批从全国各名牌大学、中心城市来延大的青年教师，后来一个都没有离开，均成为了延安大学教学、科研和管理的骨干。那位熊道统老师,后来成为延大的第一批教授，曾宪梓教师奖获得者，还曾任过过一段时间的副校长。

二、率直的叶帅

（叶剑英1959年3月11日叶剑英视察延安大学）

叶帅即叶剑英。革命战争年代，叶剑英长期担任人民军队的参谋长。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大腕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参座”。因为他是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所以普通干部和老百姓便尊称他叶帅。叶帅不仅是革命战争史上的风流人物，更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之一，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建国后第二位走进延大校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那是1959年的春天。这一年，延安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些，农历的阳春三月还没到，杨家岭沟洼、山岭中的春天气息已经扑面而来。高大的白杨树枝上，嫩叶随风摆动，窑畔上的槐树也长出了绿芽；阳洼上的桃花盛开了，微风吹来阵阵芳香，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3月11日是个星期天，延安大学中文系五八级的同学们，一大早来到杨家岭旧址旁的学校大门口，清理杂草、碎石，打扫环境卫生.大约九点左右，大家就完成了劳动任务，纷纷返回校园休息。唯有来自汉中的鲜有春，被春天的气息吸引，一个人独自沿着公路去杨家岭旧址散步。

刚走出没多久，鲜有春突然听到身后响起了两声汽车喇叭声，他下意识地闪到路旁，只见两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从他身边缓缓驶过。

两辆吉普车开到通往中央大礼堂的小桥后，就停了下来。从前一辆车里走出一位身着黄呢军大衣、体魄魁梧、气宇轩昂的军队首长和两位年轻的警卫，另一辆车里下来三位着便装的工作人员。他们望着眼前的中央大礼堂，稍稍地整理了下衣着，先后过了小桥，进入中央大礼堂前院参观。两位司机则掉转车头，将车停在桥头的路旁,然后下车座在一条供游人休息的长条木椅上,抽烟闲聊.。此时杨家岭旧址异常的宁静，没有其它游客，也不见村民。

鲜有春走了会，有点累，也有些无聊，便想与两位司机聊聊天，于是他便走到那条长椅旁。看到他，那位给首长开车的司机有些警觉地问他：“喂，小伙子，你是从哪来参观的？”鲜有春笑着回答：“我是延大中文系的学生，出来散散步。”

两位司机顿时放松了下来，也不再管鲜有春了，自顾自地热聊起来。鲜有春饶有兴致地坐在长椅上，听着两位闲聊。看来这两个人，一个是从北京来的，一个是延安当地人，因为他们聊的内容是北京和延安的风土人情。

不一会儿，那位首长和几位随从从半山坡上毛泽东旧居的小院里走出，向着他们走了过来。

两位司机赶忙起身让首长坐下休息。鲜有春也连忙站了起来，那位北京来的司机向首长介绍道：“这位是延大的学生。”首长一听马上站起来，热情地握起鲜有春的手说：“你好呀！”鲜有春有些慌乱，连忙回应道：“首长好，首长好！”

“听口音，你是四川人吧？”首长十分亲切的问。

“不，不是，我是汉中南郑县人，去年刚考进延大中文系。”鲜有春诚挚地回答。

“好啊，汉中南郑是个好地方，我去过，那儿人称‘小江南’。”首长一边说着，一边招呼大家坐下。

坐下后，首长用右手轻轻拍着鲜有春的肩膀，小声地问：“小伙子，今年有20岁了吧？”

“虚岁20。”鲜有春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不再显得那么紧张、拘谨了。

“来延大上学多荣幸啊。但是延安的生活你习惯吗？”没等鲜有春回答，首长又补充地问：“吃得下小米饭，喝得下延安的水吗？”

当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延大的条件又十分简陋，对从鱼米之乡来的鲜有春来说，的确是太不习惯了。但他不好意思说，再说，那个年代是以艰苦为荣，以国家的需要为原则的，因此他也不敢乱说。所以，鲜有春沉默了片刻，有点勉强地回答：“还可以吧。”

首长观察到了鲜有春勉强的神色，于是微笑着对鲜有春说：“同学啊，得说真话呀。”

鲜有春又有些紧张了，首长不再追问，而是做起了自我介绍.

“我叫叶剑英，是广东人。我初到延安时，生活上确实有些不习惯，小米难咽，水也苦涩难喝，连说话也听不懂，什么都习惯不了。时间长了，慢慢也就都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嘛，这是人之常情。唉，现在社会上有股不讲真话的风气，弄得年轻人也不敢讲真话，也真难为你们了。但是，客观事实是存在的，谁不承认这一客观规律，是会犯错误的。”

直到这时，鲜有春才知道坐在自己身旁的是一个多么显赫的人物。但他更被叶帅的这番话语震住了。在此之前，他听到的都是“小米香、延水甜”，小米饭、延河水已经成了革命的象征，成了光荣的符号。而且经历了1958年那个豪言壮语满天飞的年代，叶帅的这段话对鲜有春来说，不仅是如雷贯耳，而且是石破惊天！

鲜有春面红耳赤，脑门上滚出了汗珠。

叶帅看他这样，连忙拉起他的手，亲切地叮咛道：“年轻人，来延大学习，机会难得，首先得学好延安作风，而实事求是又是延安作风的精髓，必须学到手，只有这样，再去学习其它科学知识，你就懂得为谁而学，如何去学习了。”

鲜有春激动地连连点头，但对叶帅的话，他只是惊讶，心里的确还未及品味、未及消化。

说完，叶帅便起身与鲜有春握手道别，鲜有春目送叶帅走上那辆中型军用吉普车，目送两辆小车渐渐地离去，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当日下午4时左右，延大全校师生正在院子里听报告，忽然叶帅一行走进了延大校园，学校党委副书记李森桂大声地对师生喊道：“咱们敬爱的叶剑英元帅回来了！”顿时，校园里欢声雷动，会场秩序乱了套，师生们纷纷奔向前去，把叶帅紧紧围住。当大家平静下来后，叶帅给师生们讲起了延安时期的故事。他说：“延安和陕北是刘志丹同志领导下建立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没有延安这块地方，党中央和毛主席长征过来就没有个落脚点。”他还用陕北话诙谐地问道：“我的话，你们解下解不下（听懂听不懂）？”师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解下咧，解下列（听懂了）！”气氛由此变得更加活跃亲切。

三、本性的郭老

（1960年3月20日郭沫若视察延安大学）

郭老，即郭沫若。他不仅是国家领导人，更是一位文化巨匠、大文学家、大诗人。他的《甲申三百年祭》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人物的著作一起，被列入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文献。党内党外无人不知郭沫若。特别是对读书人而言，郭沫若可谓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他是建国后第三位走进延大校园的国家领导人。

那是1960年的春天，与前两位不同的是，这次郭老来延大视察，学校事先得到了上级的通知。当时延大的青年教师、后曾任学校副校长的宋靖宗教授回忆道：3月20日是个星期天，早晨听到中央领导来校参观的消息，全校师生没有一个人外出，大家怀着欣喜的期待心情，打扫院落，清理宿舍，准备迎接客人。

下午2点多，正在食堂开会的师生，听说是郭沫若副委员长来参观，已经到了杨家岭，立即到校门口排成两行队等待着。当郭老和陪同人员走出杨家岭旧址大门时，人群中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欢乐的有节奏的掌声中，主持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李森桂等同志热情迎上去和郭老亲切握手。当陪同人员介绍道“这是延大党委副书记李森桂同志”时，郭老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向你报名，来延大当学生。”这时师生中掌声更为热烈，郭老满面笑容，频频招手，迈着稳健的步子，通过了夹道的人群走进了校园。

从郭老那神采焕发的风度、爽朗的笑声和稳健的步伐中，人们自然联想起这位中国新诗元老诗篇中那旺盛的激情，昂扬的斗志，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丝毫也看不出这是一位67岁的老人。

当时延大不仅没有礼堂，就连稍大点的会议室也没有，为了满足师生的愿望，郭老在休息室稍作休息之后，又在师生们的簇拥下，来到了学校的小教工食堂。食堂里没有讲台，只留了一张吃饭用的方桌,准备给郭老作讲台.可他一进来，就被人群包围了起来。师生们使劲地往前挤，争相一睹这位文化巨人的风采。那个时代的媒体还相当落后，平时人们很难目睹到像郭老这样的“大人物”。郭老充分理解师生们的心情，出乎意料地登上了那张就餐用的方桌，站在桌子上对在场的师生说：“大家都想看我郭沫若长什么样儿，今天就让大家看个够！”

暴风雨般的掌声顿时响了起来，在热烈的掌声中，郭老站在桌子上,开始了他的讲话：“同学们，首先向你们表示我的羡慕！我自己20多年前就想来延安，但因种种原因和阻挠，我的愿望没有实现.今天，我才第一次来到延安，在革命圣地和同学们见面了。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老诗人的激情再次感动了大家，掌声久久不能平息下来。郭老接着说：“你们的学校又建立在革命策源地，我再一次向你们表示祝贺！你们都很年轻，正是年富力强大有可为的时候，你们应该树雄心、立大志，我也向你们学习，树雄心、立大志。你们什么时候招生？请允许我也报名当一名延大学生。”师生们齐声喊道：“欢迎！欢迎！”接着又是暴风雨般的掌声。郭老还幽默地说：“可是我有一个要求，最好不要考试，因为我把过去学的东西都忘了。”他再一次认真地说：“真的，下次招生，我一定来报名。”听到这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与学的延大师生心中倍感温暖,几百双闪着光彩的眼神中，洋溢着难以平静的情绪。

郭老那天讲了很多，对学校的建设发展，教学、科研和生产有机结合，青年教师的培养，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结合等等问题都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但多少年过去了，郭老以矫健的动作登上食堂饭桌的细节，始终成为校园的经典佳话。

郭老对这次延大之行，印象也非常深刻。七年之后，他还特意填了一首《念奴娇·忆延安大学》的词作。仅管词中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但也透露出郭老对延大深深得怀念之情。他在延大视察时，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校名，这也成为一届又一届延大学子心头的骄傲。

四、亲切的总理

（1973年周恩来回延安与延安地区领导握手

右二为延安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森桂）

总理即周恩来。他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并且担任总理长达28年，以“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感动中华、感动全球。革命战争年代，他对延安大学有诸多关怀和帮助，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没有亲自到过延大校园，但同样对延大有许多使人倍感亲切的关怀和帮助，留下了许多佳话。

1958年秋天，延安大学在延安杨家岭恢复重建，当时的学校可谓一穷二白，没有教室、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理化系从全省各地录取的30余位理化专业的学生，望着眼前的一切，心情复杂而波动。生活中的苦，他们不怕，但是没有实验室，甚至连电也没有，这可怎么学习。大家议论纷纷，有一个同学突发奇想：“咱们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学校的现状和要求，怎么样？”

（延大学生正在用全国各地高校支援的显微镜做实验）

年轻人富于热情和幻想，头脑中框框也少，于是大家一致叫好，并推出董庆沛和陈仕良两位同学执笔。经过几次集体讨论、修改，信写好了，在信封上写上北京政务院，周总理收，就投进了邮箱。

信寄出去，同学们平静下来之后，心中开始忐忑不安，有点后怕。他们既担心，中国这么大，周总理日理万机，哪有时间理会一个山沟大学中几位一年级大学生的来信。但更怕这封信被有关部门批复回学校，大家要受批判和处分。因为那个年代讲条件、怕艰苦是件很丢人的事情，甚至要上纲上线遭受批判的。延大开学后，有个别学生由于嫌延安生活艰苦，学校条件太差而弃学逃跑，他们刚经历过对这些学生的批判和斗争。在这种惶恐和不安中，同学们度过了艰难的第一学期。

第二年春天开学后不久，系里突然宣布，尽快上完本学期计划课时，四月份去西北大学做物理、化学实验。听到这个消息，理化系三十多位同学都高兴地跳了起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周总理看到了，而且一定有了批示。

果然，同学们一到西北大学，陕西省高教局的负责人就派车把大家接到省高教局座谈。省高教局领导首先传达了周总理对延大学生的问候和关怀。周总理一再强调：不能责怪写信的这些同学，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解决他们提出的实际问题，尽快解决实验问题，要千方百计完成大学课程规定的实验，不能降低延大学生的水平。同时，要从各方努力，尽快建好延大的实验室。

为了落实周总理的批示精神，国家高教部专门召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在京的三十多所高校负责人会议，研究了支援延大建设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听说延大需要分析天平时，当即把他们试验台上一架最好的天平拆下送给延大。这些学校不仅支援了大量的图书、仪器，而且免费包装托运，以尽量减轻延大负担。上海、广州、南京、福州以及东北地区的高校，也都纷纷支援延大。省内高校更是责无旁贷，仅一年时间，全国各地高校援助延大图书69000余册，各种仪器模型840多台（件），上海医学院、南京第一医学院和四川医学院还支援了一批解剖尸体，为医疗系人体解剖实验创造了条件。省高教局也给学校拨专款购置了一大批实验仪器和实验药品。延大恢复重建后，修建的第一座大楼就是理化试验楼。

（延安大学图书馆员工正在整理

北京各高校捐赠给延安大学的图书）

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全国各地高校的支援下，延大的实验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第一届理化专业学生以后的各项实验都是在学校完成的。理化试验楼建成后，学校的实验条件就有了根本的改善，有力地保障了延安大学的教学实验水平。

1970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文革”的动乱，已使年轻的共和国千疮百孔，满身伤痕。延安大学同全国的许多大学一样，也处于半瘫痪状态。然而，就在这个寒冷刺骨的冬天，一则来自省上的决定更让延大人感到周身冰凉。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陕西省革委会做出决定：撤销延安大学，延大现有校址全部移交延安革命纪念馆使用。延大新建理化实验楼改建为“万岁馆”——毛主席在延安的革命活动陈列馆。而且要求延大务必于1971年1月15日前，将校园前区即教学区先腾出来，并立即着手理化实验楼的改造工程。

这对于用12年的心血和汗水，凭着满腔热情和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几乎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起延安大学的教职工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许多人当场就哭了。大家心里很矛盾，为延大，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同意撤掉吧，实在不忍心，也不甘心。反对吧，人家是给毛主席建纪念馆，是天大的好事。何况在这“左”祸横行的年代，谁又敢表示不同意见。幸好当时延大工宣队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同志，他也很不赞同撤掉延大，只是碍于身份，不好公开表态。于是，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亲自秘密动员延大教职工出面向中央反映意见。延大教职工当然都同意他的意见。但是究竟向哪位中央首长报告，成功的可能性大些？大家坐在一起分析来分析去，最后一致认为，只有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最合适。

果然信转到了周总理处，他十分重视这一问题，随即委托邓颖超同志代他处理此事。邓颖超同志当时分管中联部的工作，她很快以中联部的名义，召集兰州军区、陕西省委、延安地委的负责人，在中联部召开座谈会，专门解决延安革命纪念馆占用延大校园及理化实验楼的问题。由于邓颖超同志态度明确，与会各方一致同意维持延安革命纪念馆现状，改善和提高展出内容，保留延安大学。中联部还特意下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

座谈会后，周总理亲自作了批示：“延安大学不仅要办，还要办大办好”。陕西省委负责同志也为此事做了检讨，承担了责任，并表示坚决遵照总理的批示精神，要把延安大学“办大办好”。按照总理的批示精神，陕西省从领导班子配备、经费、基建、业务管理各个方面，加强了对延大的领导和支持。同时，又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一度与延安大学合并的北京农业大学也搬迁到京郊的涿县，学校的混乱局面得以扭转。学校新的领导班子组建后，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与此同时，调整校系主要部门领导班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筹建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学生宿舍等教学生活基础设施，学校重新焕发了生机。

按照常规思维，彭德怀、叶剑英、郭沫若、周恩来与延大相关的这几件事，自然是大事，是要写进校史、载入大事记中的。因为他们都是伟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们与任何单位相关的任何事，都会成为这个单位引以为荣的大事。而我以为，他们与延大的这几件事，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感动，是温暖。是人与人之间的感动与温暖，而非普通人与伟人，或者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的那种有距离的崇拜、仰慕。是那种亲切而温馨的平视，而非居高临下的恩典。延大的师生每当回想这些往事时，心中总有股犹如一句广告词所说的 “暖暖的，很温馨”的感觉。而恰恰是这一点，在当今社会显得多么的弥足珍贵。

图文排版：饶忆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