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时代走出来的一代艺术宗匠
——吕凤子的艺术观念、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赵启斌 朱同
吕凤子(1886—1959)是我国卓越的国画家、书法家和美术教育家,是“江苏画派”(又称“新金陵画派”)的先驱和缔造者,是从20世纪大时代走出来的一代艺术宗匠。吕凤子在特定的时代所作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走过的艺术路程,对我们今天的书画艺术创作活动及文化艺术价值的选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警醒意义。
吕凤子自画像
一、吕凤子文化观念、艺术哲学的形成及其艺术地位
吕凤子在绘画创作中既坚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高度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等因素。他把握住了中国画在现代文化条件下的历史机遇和发展规律,将中国画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确立了颇具特色的文化观念和艺术哲学观念。吕凤子认为,绘画在本质上乃是觉解宇宙之后的创造,既是宇宙的创造,也是人类觉解最高生命的创造。这种认识显然含有画家对儒、佛、庄、老文化慧命的深刻体悟和对西方哲人学理的深刻把握。体现在绘画上,其包蕴的精神气息,自然有着他人无法窥破的真实境象。吕凤子艺术作品中所拥有的雍容浑穆、庄严高旷、清雅飘逸的高古气象,恐与他对宇宙本体的深刻觉解有直接的关系。他将宇宙意识、道德意识、国家意识与人生艺术紧密结合,从精神整体出发来寻求艺术创造的通道,将中国画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
吕凤子虽然没有直接出国留洋的经历,但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全面引进日本的师资以及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都使吕凤子对西方文化、西方艺术有着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和体验。而他与新派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以及学生辈刘海粟、徐悲鸿等人的交往,则使他把握住了新文化、新时代的脉络,无形中使其绘画获得了新的精神因素,有着鲜活的时代气息。吕凤子在政治上向往光明和进步,这更加增强了他绘画艺术中的精神内涵和现实感,从而使他的作品与当时其他人的中国画有了明显的不同。越到晚年,这一特色就越加强烈。在几次重要的历史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吕凤子都能领先一步,把握住中国画创作的时代脉络和历史机遇。这为“江苏画派”的出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吕凤子中国画艺术成就的取得,来自于他深厚、精湛的中西文化造诣。尤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使他在汹涌变革的文化大潮面前有着自我的文化定力和精神操守,始终保持了一份超然和宁静,从而得以在绘画境界上超越时流,确立了独特的精神面目。
《石佛群像》 吕凤子作
二、大时代条件下吕凤子艺术观念的确立与发展
我国20世纪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吕凤子艺术观念的确立、形成与发展有着颇为深刻的影响。吕凤子早年掌握了非常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青年时期受晚清张之洞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学术影响,同时接受了“维新变法”的一些观念、思想和主张;而与新佛学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杨仁山、欧阳渐等人的接触、交往,对吕凤子接受佛教文化也产生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吕凤子以“美” “爱”为原则进行现代文化教育的主张和实践,与蔡元培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和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一些提法和具体实践的时间甚至比蔡元培还要早,由此可见吕凤子文化观念的先进、新颖和独特之处。吕凤子与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接触,使他对传播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接受和同情。因而,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以后所面临的各种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吕凤子几乎都有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和判断是非的依据。可以说,吕凤子正是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观念和方法,并以之来处理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从而在中国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早年沉浸于儒家学说到青年时对佛学思想、维新观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接触以及对新美学观念、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吕凤子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艺术观念和创作理念,从而也深深地影响了其学生艺术价值观念的形成与走向。
吕凤子正是在积极接受传统正规文化教育的基础上,不断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并直接参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变革,从而使得自己的艺术观念具有了更加深邃、强大的精神能量。
《四阿罗汉》 吕凤子作
三、吕凤子绘画思想的影响及其《中国画法研究》
吕凤子为中国绘画思想在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其艺术观念成为20世纪中国绘画思想发生进一步变革和发展的主导性绘画思想之一。他不仅继承了中国画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在新的文化条件下对传统中国绘画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和阐释,使其具有了现代学科意义的绘画理论特征。
早在20世纪初期,吕凤子就已经具备了非常明确的中国绘画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新认识。他的这些绘画思想观念,通过授课、演说、论文、著作等形式,不断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从20世纪初期直至40年代,他的绘画思想对一代学人的成长、进步产生了不容低估的重大作用。他的美育观、他的绘画要重视美感体验、“人生制作即艺术制作”的艺术理念以及“三宗划分”的绘画史观、佛教文化对中国绘画的影响等一系列绘画思想观念的形成,都非常强烈地影响了他的学生以及与他接触的文化学者、画家。如他的弟弟吕澂即深受他的影响,最终成为一代美术史论家和佛教学者。
吕凤子认为,绘画创作不能脱离时代,国画要有自己的文化基础、思想基础,借鉴任何外来的文化都要在保持中国画本身固有的基本特征的条件下加以消化吸收。在当时主张中西结合、全盘西化或否定外来文化、单独发展中国画以及民族虚无、取消中国画等各种思潮不断涌起的情况下,他的这些观点,对于中国画的积极发展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957年,吕凤子抱病完成了他的绘画理论著作《中国画法研究》。这部书是吕凤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中国画理论所作出的总结,是他多年的创作经验和绘画思考的结晶。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基本代表了吕凤子一生的绘画主张,也是其晚年绘画思想的定论。此书是一本揭示中国画本质内涵的专著,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有关中国画本体论的著作。吕凤子在书中将数千年中国画的基本原理、特征、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剖析,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绘画理论的经典代表。《中国画法研究》虽然篇幅不大,仅仅是从技法方面对中国画作出论述,但由于涉及到中国画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涉及到中国画领域的许多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吕凤子绘画思想简练系统的阐述,因此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理论高度。
吕凤子的绘画思想对于现代中国绘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的一些具有独特见地的绘画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过时。随着我国国力的逐渐提升,21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必将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吕凤子在绘画上的创造性推进也许是东方文化复兴的象征,是中西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面对世界文化的强大回应。
吕凤子致亚明信札
四、吕凤子的绘画艺术成就
吕凤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新旧时代交替、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大变革时代,这给他的艺术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吕凤子长期从事中国画创作,潜心传统绘画的研究,同时吸取西洋写生技巧,创作出了抒情写意的仕女人物和纪游写生的山水以及愤世嫉俗、讥讽时政的作品,逐步树立起自己鲜明的绘画风格。新中国成立后,吕凤子虽身体多病,但仍不废笔墨,创作了不少新题材、新内容的作品。在五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以艺术为人生,创作出了数以千计的艺术精品,完成了个人生命历程的转化。其画面中所呈现出来的深邃的精神气息和传统学养,使他的绘画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精神穿透力和文化辐射力。他的作品,高逸超越而又亲切朴素,深不可测而又简易朴实,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不仅仅在现代,即使在明清以来的六七百年间,吕凤子在绘画领域尤其人物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应该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难怪徐悲鸿对他有如此高的赞誉:“承历世传统,开当代新风,三百年来第一流。”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吕凤子的绘画创作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使他在现代中国绘画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拥有了无可辩驳的历史地位。
五、吕凤子的书法艺术成就
在书和画两个领域都取得杰出艺术成就的人在我国美术史上并不罕见,如东晋的王廙、唐代的薛稷、宋代的赵佶、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清末民初的吴昌硕等。吕凤子同历史上取得杰出成就的这些书画大家相比,毫不逊色。吕凤子书法取法非常宽广,甲骨文、金文、权量、诏版、汉魏碑版、两汉竹简、晋唐写经等都是他临习的对象。《毛公鼎》《散氏盘》《石鼓文》《石门铭》《石门颂》《张迁碑》《礼器碑》等,他都长期临写,用功极深。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临写古帖不辍。他所创立的“凤体书”,尤为独绝。所谓“凤体书”,是指吕凤子将篆、隶、行、草诸体杂糅而成的一种书写体例。其中既有篆隶的成分,又有行草的笔意,所以人们又将这迥异于平常的书体称之为“草篆体”。在“凤体书”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即是周代金文和唐、明草书的一些书写特征,以及黄庭坚草、篆结合的书写体例。“凤体书”的出现,奠定了吕凤子在书法领域的坚实地位。
吕凤子取法先秦金文与汉魏碑版书风,将甲骨、金文、刻石书法的元素糅到行草书之中,使篆书与隶书结合,篆、隶书与行草书结合,从而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吕凤子的书法内涵非常深厚,有着高古、深邃的精神气象。其整体风格主要表现为奇肆古雅、雄峻清逸,既有汉隶的雄健、古朴与谨严,又有金文书法的典雅、秀朗与清和,以及行草书的潇洒、流利与畅达。他的个人才情、书法功力、文化修养以及深刻的创造意识在其创作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可以说,他是继康有为、吴昌硕、李瑞清之后,在传统碑学领域继续拓伸而获得重大成就的传统型书法艺术大家。
“凤体书”诗轴 吕凤子作
六、吕凤子的美术事业和艺术教育事业
影响我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尤其是江苏美术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吕凤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亦进一步凸显出吕凤子在我国美术及美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吕凤子毕业于我国第一个现代美术教育机构——两江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科,为第一届中国美术师范生。他在上海创立了第一个私立美术学校——神州美术社,是我国第一个画学研究员。1931年,他的作品《庐山云》在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荣获中国画一等奖;1942年,其《四阿罗汉》在中华民国第三届全国美展中获唯一的一等奖。同时,我国三大画院之一 ——江苏省国画院的创立,也有他的智慧和身影。20世纪几乎没有哪一位中国画家像他那样占据如此的文化地位,具有如此的文化分量。作为20世纪我国美术事业发展的某种象征,吕凤子成为一个标杆和符号而存在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空间之中。
吕凤子曾先后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等校教授,在我国最高美术学府——国立中央大学的艺术系和国立艺专直接任教11年之久。他又先后担任国立艺专校长、正则艺专校长等职务。他三次毁家办学,终生致力于艺术教育事业,成为一代卓越的美术教育家。他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了大批有用的艺术人才,徐悲鸿、刘海粟、李可染、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张大千、张书旂、段文杰、梁邦楚、许幸之、钱君匋、顾莲邨、谢孝思、杨守玉、任慧娴等人都曾向他问业求学。至于他培养的在小学、中学等教育机构及社会其他艺术、文化机构任职的艺术人才,更是不计其数,让人深为其在美术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功而赞叹不已。
吕凤子不仅成功地培育出了非常优秀的艺术家群体,在现代美术教育领域硕果累累,而且他的美术教育理念还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我国三大美术教育体系中的两大体系——徐悲鸿体系、刘海粟体系的形成和确立,都与吕凤子有着密切的关联。他的美术理念已经融入到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诸多高校的美术教育之中,成为我国现代美术院校最为宝贵的艺术财富和精神资源。
如上所述,吕凤子作为一位饱受时代变革的国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他的文化观念、艺术理念、书画创作实践以及美术教育活动,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进程。他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对于匡正当前社会风气,促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促进江苏文化大省、美术强省的建设,仍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来源:《中国书画报》国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