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过去方针办”真能解决问题吗？ ——兼与陈传席先生商榷

“按过去方针办”真能解决问题？

——兼与陈传席先生商榷

□个三

如何破解目前文艺界官气太重的现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官代艺”的现象，是当下中国文艺发展中一个重要问题。吴冠中先生生前曾放过几炮，随即被众多利益相涉者消解。如今，大多数人对此束手无策，有的更是噤若寒蝉。在强大的反腐新常态下，嗅觉灵敏如陕西省书协周一波者，开始撰文、辞职，表立场、见行动，发挥了一定的“正能量”，然而这种能量主要是源于官方行政力，而非出于文艺之自觉。虽然欣喜，但还是难免令人有些怅然的。

最近，著名美术理论家陈传席先生也为此开出自己的药方，那就是《按过去方针办》（见2015年第26期《中国书画报》第1版），其文主要有两个观点：一是过去文艺协会的“掌门人”不受年龄限制，有利于德艺双馨权威的形成；二是目前文艺“衙门”官阶太高，使得为艺者疯争于官而荒废于艺。文末，陈先生还浪漫地“请求”能像陆游一样“泪洒龙床请北征”。在为民请命的调子下，自己也给人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真多情之子也！

陈传席先生乃当代享有盛誉的美术理论家，以能言、善言、敢言著称，笔者颇倾慕其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今读《按过去方针办》却生出一些感慨，想谈一点拙见，同时也想与陈传席先生作些商榷。

按唯物辩证的观点：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就是说，历史是在发展中前进的，不可能为谁停留、固定在某个地方。“过去”的确如陈传席先生所言，有徐悲鸿、齐白石、何香凝等德高望重者，被拥推为相应文艺界的“掌门人”，可谓实至而名归，不像今日多德艺不配者，其实“过去”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除思想、政治因素影响外，现在可以明确的是，那时的“掌门人”及相关者的利益，远不如今天同样的“掌门人”来得大、来得猛，面对的诱惑相对是极小的。众所周知，新中国艺术市场的“大繁荣”起于上世纪90年代。之初，湖北“老古板”吴丈蜀先生宣布退出书坛。还真退了，结果是被红尘淹没。节义事小，赚钱事大，后来大家都学乖巧了，老者当宿手，少者称天才，各尽其才，各称其妙，志在“吸睛”成名，虽亦有宣布退出某协或艺坛者，那是“逗你玩”，当了和尚也是可以还俗的，已当不得真了。名声、金钱皆是利益，有利益就必然有争斗，争斗不争斗，与修养相关，而与年岁大小并无必然之因果关系。“过去”的文艺界有许多重艺识才的美谈，同时也有不少彼此排斥、算计的讳言。

同样道理，官权的大小不在于官阶之大小，而在于手中握有多少资源。为何同级别的官职有肥瘦、虚实之别，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道理即在此。拥有资源的多少决定着权力的大小，手中无资源的官，那是个空头虚职。按陈传席先生的观点，将当下文艺界的部级降为科级，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不可能，即便将文艺界最高管理机构降为科级，虽然在整个行政序列中好像官阶小了，但大小还是官，其统领、管理的“地盘”与权、责也没有变化，那么，已经在其“地盘”滋生起来的“以官代艺”的关系就不可能改变，其相应的价值、评价体系也同样不会改变，并由此结成的巨大的吃供养、谋私利的利益山头也不会变。试看当下书画界的“国展”，前年刮东风，明年刮北风，顶层的书画“官”是握有主宰、生杀大权的，还难免有系统之外的“官”的干涉。如果真是由部级降为科级，系统之外的干涉现象可能更严重，普通作者则毫无话语权，唯有顺从。笔者曾经偶尔就某些“官员”画家的作品进行少量的纯粹文艺批评，有些相关的基层作者看了，激动得马上点赞，点赞过后就后悔，再三求笔者为其删掉痕迹，可悲可叹！但一句“为了生计，居之不易”，似乎人人都能理解了。都事关人家“生计”了，人总是有好生之德的。想“过去”，如不是毛泽东主席一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著名的“兰亭论辩”则不可能出现，至今高二适是谁，或许没人知道。而当下之美术理论家、批评家则被直接蔑视，画家都不与其理论了，上得“国展”、捞得钞票才是最牛的，其他神马皆是浮云。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家）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是看到当下文艺界存在的关键问题了。

追求利益是人之天性，文艺家亦不例外，无法苛求，重要的是建立怎样的游戏规则。按陈传席先生所说的“过去方针”办，可能会剪几根草，但绝无可能使矛盾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文艺的事，其实毛泽东主席曾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个字，这“过去方针”却点中了文艺“不能搞一言堂”的穴。官员行政讲究服从，文艺发展讲究争鸣，不可将文艺场弄成官场，实实在在还文艺团体以群众性，当是破解当下“以官代艺”的关键与根本，果如此，陈传席先生文中另有诟病的文艺机构繁复、官员冗多之现象亦可不言自解矣！当下文艺界中其他许多问题也都将迎刃而解。

欲入此境，须“壮士断腕”。（来源：《中国书画报》新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