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被谁扯上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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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被谁扯上穷途末路?

中国画被谁扯上穷途末路

□孔祥东

2014年底沸沸扬扬的议论第12届全国美展,距离1984年因第6届全国美展引发大讨论,形成所谓“85美术思潮”,已30年。发表在《美术思潮》1985年第1期上的《中央美院师生关于全国美展座谈会纪要》尖锐批评六届美展重题材、轻艺术的倾向,批评美术与社会交流渠道单一化的问题,即“完全由政府部门组织展览会,负责出版物”的问题。30年过去,“重题材、轻艺术”官办展览不但一切依旧,还因为艺术品市场因素带来的寻租和利益输送,导致艺术水准更加江河日下,成为新的议论焦点。市场经济完全打通了美术与社会的交流渠道,展览遍地开花,出版物满天飞,可是民办的展览,自印的画册不重题材,同样轻艺术。

江苏美术界更有人记得1985年7月《江苏画刊》发表的李小山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开篇即说:“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如今,美术界在艺术品市场的带动下显得繁荣而祥和,除了利益,再也不需要因一些严肃的话题发生争论。与30年前相比,画家人数,作品数量,呈几何级上升,价格也翻天覆地,但作品质量,不仅仅限于参展作品,能赏心悦目的却非常有限。新文人画、新水墨、新工笔等等,各种旗号高举高打,如果以中国美术史图集为参照,或与1985年之前的近现代名家作品比照,若有相同不外精心制作,若不同则不堪入目。

20世纪初成长起来的中国画家,一方面吸纳西画营养,一方面越过四王董其昌上溯中国画的真正传统,并且重新走向现实生活。民国代表传统的张大千、吴湖帆,跨民国的黄宾虹、傅抱石、徐悲鸿,1949年后从民国走过来的成功画家更是不胜枚举。在1985年这个时段,代表新中国山水最高成就的钱松喦、李可染、陆俨少,都还健在,许多稍晚出身的那一代杰出画家都活到世纪交替前后。当时的中国画现状仍处于辉煌时期。但是对于从文革中走过来的新一代画家,正如李小山说:“当代中国画处在一个危机与新生、破坏和创造的转折点;当代中国画家所经历的苦恼、惶惑、反省和深思折射出了历史演变的特点。”在时代的关口,他们急于求成,倒洗澡水连小孩一起倒掉,不可能对中国画创作产生正确的认知。李小山得出的结论是:“抛弃严格的技术规范和僵化的审美标准,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

所以接下来的时代,再也没有比当一个中国画家更容易了。有少数回到正途的画家在那个时段都做过无谓的探索,他们面对自己那个时期的作品无不汗颜,而多数人仍然沿着自定义的路径高歌猛进。他们似乎又回到董其昌式的自私自我,习惯于把箭先插在木板上然后画圈,这无异于参加竞技的人各自都按自己的标准,每个人的箭都正中自定义的靶心。那一代的探索者多数已成为当今美术界拥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恣意纵横,恰逢前代大家在艺术品市场的财富效应,让当代中国画成为一种财富符号。当代画家在抛弃技术规范和审美标准以后,大师尚未产生,垃圾已堆积如山。大量绘画作品被当作财富装进各种篮子,而不是从审美出发走向社会生活,这种严重脱离艺术本质的状况,在泡沫破灭以后,或者等一个时代过去,终会露底!(来源:《扬子晚报》)(孔祥东(南京) 作家、收藏家。江苏省作协书画联谊会副秘书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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