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史 |“新金陵画派”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创新精神

“新金陵画派”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创新精神

□高顺岭

一、“新金陵画派”的历史传承

在中国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江苏地区的画家、画派一直占据着中国画坛极其重要的位置。从东晋至今的一千六百余年时间里，江苏彪炳青史的绘画名家络绎不绝：从东晋顾恺之到南唐董源、巨然，从宋代米氏父子到“元四家”中的黄、倪，从明代“吴门”俊杰到清初“四王”，从“金陵八家”“扬州八怪”到现代学贯中西的海归大家徐悲鸿、刘海粟，江苏画坛宛然成为中国画发展的半壁江山。“江山代有才人出。”新中国成立后，金陵古城崛起了以傅抱石、陈之佛和亚明为首，钱松喦、宋文治、魏紫熙为中坚力量的“新金陵画派”。他们创新性的实践，使新时期的中国画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1960年3月16日，江苏省国画院正式成立。同年9月15日，傅抱石、钱松喦、亚明等人从南京出发，开始进行为期3个月的“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此举标志着“新金陵画派”创作艺术思想的形成。他们冲破了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双重干扰，“一手抓传统，一手抓生活”，在传统艺术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坚实而卓有成效的步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画艺术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

《新安江》 傅抱石作

二、“新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

傅抱石（1904—1965），江西南昌人，江苏省国画院第一任院长。傅抱石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开辟了中国画的全新境界。他在传统绘画技艺的基础上融合西洋画技法，独创“抱石皴”，从而在中国画坛别树一帜。他在国画创作、美术史论、金石书法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乃“新金陵画派”之魁首。

钱松喦（1899—1985），江苏宜兴人。他于1957年进入筹组中的江苏省国画院，后任院长。钱氏作画不拘泥于形似，喜用雄浑古拙之颤笔。其60岁后壮游祖国名山大川，巧妙地把传统技法和现实生活相结合，激发出炽热的创作情怀。他所创作的《红岩》，大胆地舍弃了无关紧要之物，只突出岩石，且采用朱红色，既深沉厚重，又有革命的象征意义。

宋文治（1919—1999），江苏太仓人。其生前曾任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他广师造化，又融合历代诸家诸法，致力于以传统笔墨表现新时代风貌的探索。其曾壮游两万三千余里，创作出大批讴歌祖国山河、融入新时代特点和现代人感情、具有强烈艺术个性的山水画。宋文治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探索，值得后世效法。

亚明（1924—2002），安徽合肥人。1957年，亚明协助傅抱石筹组江苏省国画院；画院成立后，亚明任副院长。他创作了一大批充满时代气息的国画作品，使人们看到了传统艺术在新社会的作为，从而在画坛上享有盛誉。亚明的绘画艺术既延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洋溢着新的时代风采。

魏紫熙（1915—2002），河南遂平人。1957年与傅抱石等人创建江苏省国画院，1961年参加傅抱石率领的江苏省山水画写生团和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山河新貌画展”。20世纪70年代后，魏紫熙的山水画创作佳作迭出，他为毛主席纪念堂所绘制的巨幅山水画《黄洋界》堪称当代山水画坛的珍品。其与钱松喦、亚明、宋文治被称为“江苏画坛四大家”。

《云山图》 钱松喦作

三、“新金陵画派”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想

“新金陵画派”所具有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想，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点：自觉的创新意识、高尚的人文精神、激情的写意精神。

（一）自觉的创新意识

以傅抱石为首的“新金陵画派”画家，从对历史和当时现状的研究中充分认识了“变迁”之道。傅抱石曾批评19世纪的中国画“重技法而远离自然，重传统而忽视自己”，呼吁要对中国画进行变革。他认为，时代、思想、材料、工具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创作产生激荡，而“艺术的真正要素乃在于有生命，且丰富其生命。有了生命，时间、空间都不能限制它”。在这里，他将艺术变迁与生命精神紧密相连，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如果说傅抱石的创新意识在早期还带有朴素的自发性的话，那么经过对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学习以及长期写生积累的大量创作实践，他的创新意识便进入了自觉阶段，论述也更加深刻：“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从而正确地继承传统；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代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反映……时代变了，生活、感情也跟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大胆地赋以新的生命，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换句话，就是不能不要求‘变’。”傅抱石将创新的时代依据、生活依据，以及创新与传统的关系、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关系等问题阐述得十分精准。他的观点也是当时“新金陵画派”的共识，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高尚的人文精神

“新金陵画派”的画家们从未把美术看作是单纯的一种技艺，他们特别重视绘画的人文精神内涵。“人品居其首”是他们的一贯思想。傅抱石曾经借用“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即“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三原则”其实就是中国画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中国画虽是点与线的交响，但实质上是画家人格的体现。

“新金陵画派”对中国绘画美学品格的深层把握，既得益于他们对中国古代画论的谙熟，同时也有赖于当时画坛种种人文精神变化的触发，更是基于振奋国人精神这一使命感的感召。新中国成立初期，画家对祖国山河新貌和毛泽东诗词境界的热情讴歌，是这种审美理念的必然流露。

（三）激情的写意精神

中国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写意精神。中国画要画的不是表象，而是精神，且要用最简练的手法来表达。这一特征取决于中国画的绘画工具和材料，尤其是中国人的思想。自东晋以来，山水画自成一体：在画学上，趋向性灵怀抱的抒写；在画法上，由“线”的高度发展，经过“色”的洗练，努力于“墨”的完成——这三者混合交织，相生相成，汇成了中国绘国技法的主流。

傅抱石喜爱“解衣盘礴”式的气势美。他认为画面之美应当能够自感而又感人，虽有法理，但“最高任务”绝非一切法理所能完成。对此，他深有体会：当含毫命素、水墨淋漓的一刹那，什么是笔，什么是纸，乃至一切都会辨不清。然而这种“乱头粗服”的状态并非毫无节制。他说：“我对中国画造型的美，是颇喜欢在乱头粗服之中，并不缺少谨严精细的。乱头粗服，不能自成恬静的氛围，而谨严精细，则非放纵的笔墨所可达成，二者相和，适得其中。”在写意的技法中，他最重视线和墨，认为中国画的生命会永远寄托在线和墨上。

上述“新金陵画派”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的三个要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深刻的哲理性。其中，有的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后来又得到明确和深化；有的是在艺术创作实践中得到新的升华和强化。其巨大的理论力量，深深影响着“新金陵画派”的产生和发展。“时代变了，笔墨不得不变”成为大家的共识，并成为指导画家创作的原则。

《峡江云》 亚明作

四、笔墨当随时代

创新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话题。在中国古典画论中，便可窥见其端倪。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在论及“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中有“青出于蓝”“冰寒于水”“自开户牖”之说。北宋郭熙《林泉高致》出现“新”一词，更从人类心理出发，分析“人之耳目，喜新厌故，天下之同情也”，道出了个体创新的内在成因。在各家的言说中，清初石涛的语句最为鲜明突出，如“有法必有化”“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笔墨当随时代”等。此画语随其格法多变的画风特立独行于当时，且被后人广为传诵。

进入20世纪，置身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艺术创新的言说趋于激越。吕澂与陈独秀之间的通信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题为“美术革命”，希冀中国画能走出一条新路来。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美术理所当然地要融入到当时的革新运动中去。从20世纪初直至当下，创新的观点越发鲜明与坚定。

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都是中国画创新的实践者。徐悲鸿说：“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刘海粟说：“一位巨匠在绘画史上的地位，无不与创新有关。”林风眠说：“时代的变化就应当直接影响到绘画艺术的内容与技巧。”创新有着具体的时代内容和个人特色。它对艺术家而言，是一种自信。

“新金陵画派”这个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享誉全国画坛的以山水画为主的区域性画家群体，开创行程二万三千里写生的壮举，创作出了一批反映“山河新貌”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这些画家用传统中国画形式表现新题材，为山水画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树立了典范。

傅抱石有一篇谈中国画创新的文章，题目相当醒目——《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该文具有相当鲜明的时代特色。时过境迁，单从字面表述看，这个标题更像是带有鼓动性的口号；然而若从结构、主旨去分析，则与古人所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人品不高，用墨无法”的意思相去不远。文中有这样一段：“我们有足够的资料和理由认为，中国绘画笔墨技法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为适应作品思想内容的要求而形成和发展的，它和画家的思想感情之间有共鸣和呼应。”道理说得无懈可击。

时代对“新金陵画派”画家个人面貌的树立至关重要，它是这一画派形成的重要契机。新社会给画家的艺术与生活创造了机遇，要求他们肩负着一份责任去反映新社会、新生活。

“新金陵画派”走的是写实的路子，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描绘新中国的大好河山与承续发展传统笔墨之间的关系。写生为他们的创作打开了眼界。走出江苏，走出江南生活的圈子，在更为广泛、鲜活的审美客体中丰富、发展传统的笔墨语言，为中国画的创新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贴近现实，贴近最具时代气息的人文景观，由新的图像创造出现代语言范式，反映出新时代的审美观念，是“新金陵画派”创作思想的精华。对画家而言，创新就是要在画面语言上找到突破口。如何能从艺术语言层面实践创新，并将之引向深入、成熟，是画家的本分。我们看到，这种新题材的尝试，一开始在手法上有很大的延续性，画家原先储备的语言、秉承的传统起到了主要作用。如何把新的内容转化到原有的传统笔墨语言上，使之相互协调，取决于画家对原有笔墨语言的把握能力和因地制宜地进行变通、适应的智慧。

《桐庐》 宋文治作

五、“新金陵画派”给予当下的启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傅抱石、钱松喦、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开创的“新金陵画派”，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对我们而言，他们的价值已不局限于所遗留下来的经典作品和独具创新意义的绘画观点，而更在于他们的思想对当下中国画创作的指导意义。要想延续这一传统，就必须挖掘其中与当今时代合拍的因素，找到能够触动我们情感与灵魂的笔墨语言。

“新金陵画派”发展到今天，生命力愈加旺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断地创新。所以，要把“新金陵画派”推向新的高度，不光要继承其固有的技法，更要突破一些老框框，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

改革开放以来，“新金陵画派”的传人不断涌现。他们在各自的艺术创作研究中，恪守老一辈汲取民族优秀传统和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作风，同时在创作中共同切磋技艺，不断创新。他们的创作在具有清新优美、典雅平和审美取向的同时，又因各自的禀赋、气质、素养、爱好的差异，形成了各具个性的艺术语言。今天，众多江苏画家高举创新旗帜，努力创造着“新金陵画派”的时代辉煌。

多元化格局是当代江苏中国画坛最鲜明的特点。以山水画为例，大致有三种趋向：其一是直接延续“新金陵画派”的道路，在日益丰富的自然山水景观中不断积累笔墨语言；其二是对“新金陵画派”的一种反拨，更为注重山水画传统的纯洁性和经典性；其三是在另一层面承续“新金陵画派”的创新精髓，无论是笔法、用色还是图式、境界，都与传统中国画拉开相当大的距离，并与都市人文新景观相关联而更具现代气息。

如果说现代社会，新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惯性，那么身处其中的画家，则因新的生命体验而获得了新的审美认识，并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正在致力于推进中国画表现话语的嬗变。林立的高楼、交错的人影是可资借助的都市新物象，其中蕴含的新秩序有益于创造出别开生面的水墨语言。在多元格局中创新，最重要的是确立个人意识、明白自我。当艺术创新与个性自由相贯通，并与时代发展相契合，便自然会成就新的艺术史篇章。只是因缘际会也要主动追寻。

发展是硬道理，创新才能与时俱进。我们站在时代的前沿，只有把握住传统与未来、民族与世界、个性与大众等诸多关系，方能有所作为——这就是“新金陵画派”给予我们的启示。(来源：《中国书画报》国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