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 浅析苏轼书法风格之成因

浅析苏轼书法风格之成因

□亓宏刚

苏轼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一颗耀眼明星，是文学、书法、绘画之集大成者。他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三人因文学成就突出，世称“三苏”。在书法造诣上，因苏轼与同时代的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宋代书法成就，故而被后人并称为“宋四家”。笔者着重对苏轼书法风格进行分析，认为其风格形成的原因与北宋初年书法风气以及他的人生经历和儒、佛、道思想密不可分。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一、书法风格分析

艺术风格是艺术家个性在其艺术作品中的具体体现。艺术家个性受到生活环境、价值取向、人生阅历等因素的影响而千差万别，因此作品风格也是丰富多彩的。总体而言，苏轼书法风格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呈现出风格多样的特点。

1．用笔含蓄

苏轼书法在用笔方面讲究味外之外、象外之趣的含蓄美，他曾说：“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书黄子思诗集后》）总体来看，苏轼书法字体竖画略短而浓厚、多不露锋，横画收笔含蓄，撇画略长、舒展劲健，捺画、钩画笔势雄放，出锋长，点画大而凝重、变化多样。

2．崇尚自然

从苏轼书法作品中丝毫看不出矫揉造作的痕迹，无论字体结构还是节奏韵律都显得随意率真、古朴自然。他书法注重内在精神的把握，强调个性张扬和情感抒发。苏轼曾提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论书》），认为只有在不刻意、不雕饰的心态下进行的书法创作才能称得上是佳作中的佳作。

自然思想是苏轼书法、绘画、诗词等艺术创作的主要精神。苏轼将自然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这种自然的艺术风格尤其表现在重“灵感”而非“功利”的创作过程中。苏轼提出了“点画信手”到“无意于佳”的自由放松的创作意识。

苏轼将书法、绘画当作享有人生自由、抒发闲情逸志的消遣途径。他的书法创造虽然学习古人，但不拘泥于古人。古人的书法风格可以表达古人的审美意趣，但未必能够表达苏轼的审美意趣，只有适合自己的书法风格和创作道路，才能寄托自己的真性情，表现自己真实的心灵世界。

3．意境深邃

苏轼书法“以意为主”，在创作手法方面要求排除心理障碍，在神形关系方面如“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即“重神不重形”。因此书法要“寓意于物”而“不滞于物”。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

元丰五年（1082年），也就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年，此时他生活贫苦潦倒，把满腹的激情倾注于诗中，《黄州寒食诗帖》便是此时的代表作。该诗帖线条刚柔相济、浓淡相间，字体前小后大、藏巧于拙，情感烂漫不羁、前抑后慨，诗情与书意融为一体，意境深邃，以寄托失意困苦之情。

二、书法风格的成因分析

1．宋初书法风习

北宋初期，百废待兴。在新文化潮流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晚唐五代的书法风情仍在延续。总体来看，此时的北宋书法缺乏创新力度，正如欧阳修云：“宋兴百年之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人。”（《范文度摹本兰亭序》）欧阳修感叹：“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集古录跋尾·唐安公美政颂》）

任何文化现象绝非偶然间产生，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促成。而总结前人成就、继承前人精华就成为北宋初年书法创作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北宋初的书法是囿于晋风唐法之内的承传。宋太祖令侍书学士王著刻下以晋朝“二王”书法及名贤名相书迹为内容的《淳化阁帖》，置于御书院。尽管王书字体轻弱笔体无法，但翰林侍书辈皆学之，被称“院体”。米芾在《书史》中评论过，“宋太宗好书，公卿以上之所好，悉学钟、王”。

所以北宋初年书法风格受晋唐遗风影响明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苏轼早年的书法中。苏轼本人尊崇王羲之的行书，早期书法具有“东晋风味”。苏轼曾言道：“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题二王书》）以四十岁为界，将苏轼书法作品分为前后两期，可以发现苏轼早期的书法作品多以行书和楷书为主。

苏轼《宝月帖》

《宝月帖》是迄今为止苏轼现存最早的书法墨迹，书于治平二年（1065年），为行草书体，字体清秀，笔法劲爽，变化丰富，结体圆转流动，颇有王羲之《兰亭序》之韵味。故黄庭坚在《跋东坡墨迹》中所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苏轼早期的楷书代表作《表忠观碑》，字体敦厚，笔画雄壮，显然以颜真卿的楷书为发端。

苏轼在《题逸少书三首》中有语：“此卷有永‘足下还来’一帖。其后云‘不具释智永白’，而云逸少书。余观其语云‘谨此代申’，唐末以来，乃有此等语，而书至不工，乃流俗伪造永祥师书耳。”“逸少谓此郡难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劳。’当是为怀祖所检察耳。”“《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帖，皆妙绝，虽摹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间矣。”从苏轼的这三段品评来看，他对王羲之书法的喜欢和研究可见一斑。

苏轼认为晋唐书法虽然外形有异，但一脉相承，他在《题颜鲁公画赞》中说：“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

在宋代的科举考试讲究集权式公正的影响下，文人学子为获得功名，在书法字体方面往往追随取法主考官。一时间，趋时献媚、随波逐流的书法风气渐兴。苏轼对李建中的评论：“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弊陋之气。”（《评杨氏所藏欧蔡帖》）又云：“李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杂评》）

虽然这种“趋时贵书”的风气不能对北宋书法创作起到突破和创新功效，但无形之中为“尚意”书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尚意”书风注重对新文化意识形态的追求，注重主客体的角色转换，注重主体“自我”的表现，同时有意识地弱化对书法技法的削弱，这种创作需要由深厚的艺术修养为支撑。

苏轼便是其中的新文化觉醒者、倡导者和创造者。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在宋初“尚意”的影响下，如从技法上革新则难以摆脱和超越唐代已经达到极致的法度，因此他的楷书在继承颜真卿风格的基础上着力把握内在精神。

2．人生经历

苏轼一生坎坷跌宕的经历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直接原因。他出生于文学世家，其父亲苏洵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因此苏轼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博览经史，有一番“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他21岁时考取进士，名满京城，此后仕途平步青云。

但此时的北宋社会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重重盘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加上辽、西夏的侵扰，使宋朝统治处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对此苏轼提出了一系列兴利除弊、富国强兵主张，但他的改革主张不同于当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激进派。在王安石新法推行期间，他接连上书宋神宗言说新法存在的危害，因此受到新党打压。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苏轼受到同僚弹劾，被贬杭州通判。此后数十年先后任湖州知州，黄州团练副使，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颖州、扬州知州，吏部尚书，定州知州，晚年又被流放到惠州、儋州。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对苏轼命运以及艺术创作影响极大的变故，即“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四月，苏轼由徐州改任湖州知州，按照宋朝惯例，苏轼应向皇帝上表进谢。但苏轼在谢表中提到时局和新政，言词中有牢骚之意。尽管神宗没有追究，但当朝官员尤其是新政推行者却抓住不放。有官员以“侮辱朝廷、妄自尊大”为名弹劾苏轼，并将苏轼所做的有关诗词作为证据。于是苏轼在湖州被捕，押送京城牢狱审问，后被判徒刑二年，此即“乌台诗案”。后经过神宗皇帝赦佑，苏轼改迁检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梅花诗帖》拓片

苏轼的《梅花二首》创作于侥幸从“乌台诗案”中脱身后，被贬往黄州途中。《梅花诗帖》书其中之一“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这是苏轼一生中较为少有的狂草书法作品。从整体上看，这部书法作品开阔奔放，犹如山洪爆发，又像脱缰野马，像是将一度压抑的愤懑、委屈、无奈之情在瞬间迸发出来。在此之前，苏轼书法作品对魏晋以及唐代法度颇为注重。在这部《梅花诗帖》中，前半部分尚能看出章法，但此后激情难抑，笔墨酣畅，理性失控，直至“半随飞雪渡关山”，更像“无法无天”。作品虽然短短28个字，但变化繁复、个性张扬，充斥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之意。

苏轼一向不崇狂草书体，他在《跋怀素帖》中指出：“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此近世小人之作也。而尧夫不能辨，亦可怪矣。”但从此后，苏轼的书法迎来了大胆创新、个性张扬的时代。

神宗驾崩后，继任者启用保守派，苏轼从登州太守被召还朝，后升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至礼部尚书。但好景不长，苏轼反对保守派尽废新法的做法，自行请求外调。

纵观苏轼一生，因为其刚正不阿、直谏报国的秉性让他始终处于政治斗争之中。四十年的宦海沉浮，使苏轼的性情和艺术创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影响了书法风格的演变。尽管仕途坎坷，但苏轼始终对生命充满不同寻常的热情，他将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情，都设法凝聚在了他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书法当中，他用饱蘸情绪的笔宣泄着不幸的遭遇和困境中的挣扎。所谓“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正可以说明苏轼书法的风格特征及其中所蕴含的人生精义。

苏轼《表忠观碑》拓片局部

3．儒、佛、道思想

苏轼文学思想深受儒、佛、道文化影响，他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有积极入世和任其自然的两面性。苏轼将儒、佛、道思想融而为一，以儒家思想为本，又能博采佛、道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参禅而不佞，好道而不厌世。苏轼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服务社会，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他将坎坷的人生经历作为艺术创作的动力，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中折射着他积极的审美情趣和人生理想。苏轼主张“人书并重”，他认为书法能够体现人的道德操守，正如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所言：“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耳。其余泯泯，不复见耳。”苏轼书法创作接受其师观点，并深深打上了儒家道德观的烙印，他认为如人品不可取，则书法不可观。

就书法创作而言，苏东坡也深深体现“书为小道、学书为乐”的儒家思想，他将书法当做陶冶性情的乐趣，反对“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的做法，尽管他酷爱书法，一生中为书法创作孜孜不倦，但在儒家正统思想影响下，他始终未将书法放在与文章词赋同等的地位。

尽管苏轼以积极入世的儒家理念从政，但他因直言敢谏屡遭贬谪，仕途的坎坷经历让他心慕佛、道。他虽然并没有真正皈依，也没有真正遁世退隐，但佛、道思想不仅对苏轼的人生境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还开拓了他的创作视野，丰富了他的创作格局。苏轼在政治上屡遭打击，精神上的创伤让他不得不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慰藉。为此他与佛、道思想距离越来越近。他僧友众多，他与僧人的交往事迹散见于诸多文献中。在《游净居寺》一诗中，苏轼提到“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他时常以参禅式的自我检醒净化自己，“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苏轼忧患之余，稽首洗心，皈命真寂，以图摆脱尘世的桎梏，实现精神超越和心灵的自由，达到自适、旷达的人生境地。

“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防员外置，诗人倒作水曹郎。”（《初到黄州》）从苏轼的诗词中透露了他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苏轼对庄子思想颇有感悟，尤其到了晚年，他从道家“自然无为”的高度看待一切，讲求随意自然、优游自在的生活。他静心养性，处变不惊，以一颗旷达、虚静之心对待周周变故，深得庄学之旨。在逆境中，苏轼以佛家禅理和道家哲学为精神支撑，借助书法艺术创作排遣苦闷。在一劫又一劫的政治打击下，苏轼的归隐情结尤为明显，他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在他的作品尤其是晚年作品中得到了无拘无束的流露。

苏轼儒、佛、道思想文化格局一方面让苏轼始终保持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另一方面让他以指导性的审美取向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来源：《中国书画报》书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