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乾隆自我吹嘘“诗书画三绝”“十全老人”,历代某些文艺作品更是为其涂脂抹粉,“塑造”出文治武功卓著而且风流倜傥的“盛世明君”的“伟光正”形象。其实乾隆是个胸怀狭窄、心眼儿很小、很浑很坏很霸道的人,这样说绝非“恶攻”或诬陷,首先有他自己的题画诗《宋徽宗枇杷山鸟》为证:
结实圆而椭,枇杷因以名。
徒传象厥体,奚必问其声。
鸟自托身稳,蝶还翻影轻。
宣和工位置,何事失东京?
此诗前6句就画论画,都没问题,关键的“诗眼”在结尾两句——你赵佶不是画画很讲究、很会“经营位置”吗?怎么把个大大的首都汴京城给弄丢了?!言外之意,你不是有才吗?不是能耐吗?不是画得好写得棒吗?最后还不是落了个国破家亡当俘虏的结局……一副冷嘲热讽、幸灾乐祸的小人嘴脸跃然纸上,充分暴露出乾隆狭隘、卑劣、阴暗的嫉妒心理。
其次,乾隆像贴狗皮膏药一样,依权仗势在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上胡乱题诗、题跋、盖印章。最令人气愤的是他秉承祖辈习惯,只要盖收藏印就“八玺全用”,特别是那一枚硕大无比的“巨无霸”方印“乾隆御览之宝”,一般都盖在书画作品的正上方,恰如乌云蔽日、佛头着粪,彻底破坏了整个画面的意境和美感。莫怪乎当代网友愤怒斥责乾隆是一个典型的“毁画不倦”的“点赞狂魔”。
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是,仅在赵孟頫的一幅《鹊华秋色图》上,乾隆就盖印26方,题诗、题跋9处,外加一个大字题名。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据说乾隆在某次南巡时,路过济南,登高远眺《鹊华秋色图》中描绘的鹊山和华不注山,竟然信口开河地批评赵孟頫在画画时“把两座山的地理位置弄错了”。为“避免日后军队作战失误”,他颁旨严令立即销毁此图,幸亏下属苦苦哀求,才勉强保住了这幅传世名画。此事之荒唐荒谬、颟顸无理,不禁令人联想起艺术大师侯宝林讽刺军阀韩复榘的相声名段《关公战秦琼》。
据专家统计,乾隆一辈子写了4万多首诗,竟然超过了《全唐诗》的总数。有好事者计算,他一生活了32220天,即使从一出娘胎就写诗,到80多岁濒临驾崩捯气时还在写诗,平均每天要写诗1.38首!所以作家李国文讽刺他“写了这么多首诗,却没有一首被中国人记住,也算是一个奇迹,更是一个笑话。诗写得不怎么样,偏要写,还写了许多,说明这个人在精神上是有毛病的。”
其实乾隆的精神和脑子一点没毛病,他“创作”了这么多诗,一方面是过把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盖过、压倒汉民族诗人”的阴暗心理小心眼儿在作怪——既然我质量上比不过你们,就要在数量上超过你们!为达目的乾隆不惜大量雇用和豢养“枪手”——代笔写诗者。通过“枪手”们的积极努力,再加上形形色色的马屁精、吹鼓手们的讴歌颂扬,乾隆确实“自我感觉良好”了。
乾隆“自我感觉良好”到敢于不把诗圣杜甫放在眼里——在《题韩幹画马》一诗中他狂妄地写道:
不凋气体尚犹存,
鞍鞁弗施自在原。
祗以誉师排弟子,
少陵未免过苛论。
这是一首文笔不通的歪诗,大概意思是,韩幹画的马绝非“忍使骅骝气凋丧”,杜甫不过是为了称誉师傅故意贬低徒弟,才做出过于苛刻的错误评论……为了说服读者,乾隆在此诗后面还特意加上一段冗长的附注。
其实杜甫学识渊博、爱好广泛、眼界开阔,于书画鉴赏绝对是行家,而且敢于说真话。他对韩幹的批评应该是非常客观和正确而且具有超前意识的。用现代人的眼光和审美标准来看韩幹所画之马,的确是一群体态肥胖、肚大臀圆、头小腿细的家伙,根本不符合真马尤其是骏马的比例,更不符合马体骨骼肌肉的解剖和透视原理。“韩马”不仅造型严重不准,而且神情萎靡、颓唐呆板,别说比郎世宁、溥心畬、徐悲鸿等画马名家,就是与秦始皇陵的马俑和汉代“马踏飞燕”雕塑对照看,韩幹的马确是“画肉不画骨”的。乾隆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地妄自贬抑杜甫,恰恰暴露出他的无知与无理。
乾隆自己原创的诗作,之所以令人“一首也记不住”,确实也是由于水平太低,如果没有左右那些殷勤的马屁枪手润色把关,还不知要闹出多少笑话。据史料记载,在乾隆“御批”的奏折上经常出现“放你的屁”之类,说明他骄横霸道和妄自尊大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根本听不进、看不上别人的任何批评意见。
俗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乾隆虽然诗写得不咋地,但整人迫害人却有一套,他把“文字狱”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到了丧心病狂、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乾隆制造的“文字狱”往往因诗而起,被迫害者大多是诗人或诗歌爱好者。
据史书记载,在清代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仅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80%。仅1778年一年间,就有10起之多。文字狱主犯都一律被处以极刑,亲属男子处斩,女性为奴。有一个已故的东台举人徐述夔,因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等诗句涉嫌影射讥刺,乾隆命将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其孙斩首,失察的江苏布政使和列名校对的学人等俱斩监候;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被乾隆判为逆诗,卓被开棺戮尸,其孙被斩立决;乾隆二十一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常熟人朱思藻写《吊时语》抨击贪官,被乾隆认为“侮圣非法,实乃莠民”,不但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翰林院学士胡中藻因其《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被乾隆认为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也被乾隆认为是讽刺他南巡,并将胡判处死刑。
最让乾隆青史遗臭,留下千载骂名的就是制造了那一起“秋后算账”:疯狂迫害诗人、学者沈德潜的文字狱。
沈德潜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诗人、理论家、编辑家,也是乾隆写诗的最主要代笔者,始终很受乾隆的宠幸。他在告老还乡后编自己的全集时,也许是一时糊涂,也许是出于诗人的自尊心,竟然把为乾隆捉刀的诗文,统统“物归原主”,全部编进了自己的集子中。当乾隆发现时,沈德潜也已经故去,但小心眼儿、坏心眼儿的乾隆还是没放过他,竟然下令砸碑掘坟,戮其尸、扬其骨……
作为国家领袖,乾隆把中国引向了错误的历史方向,从而失去了通过自身变革走向现代化的可能。
作为诗人,乾隆无论生前怎样得意地享用“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歌颂阿谀,在无情而公正的历史舞台上,只能算是一个渺小的“丑角”。
奇怪而有趣的是,在当代知识界尤其是诗歌界对乾隆这个小心眼儿、坏心眼儿的“诗坛小丑”的一篇骂声中,也有唱反调的。最近有一位书画评论家高鸿先生,就公开撰文为乾隆辩护说:“只要不带偏见、不追风,静下心来细细品读一下乾隆帝的题画诗,你会感觉到他那渊博的学识、深谙书画的修养以及他那洒脱无拘的胸襟……”
高鸿先生举出乾隆的诗《题王穀祥花鸟图》为例:
五五三三朵,潇潇落落姿。
翩然来翠雀,小住得横枝。
岂羡雕笼好,那知暖窖宜。
以幽闲适性,画者具深思。
高鸿先生接着评论道:“语言朴实无华,然却妙趣横生,读来轻松,回味无穷。这诗情,哪里像是一个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田园诗人。”
读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高先生,您真的以为这是乾隆皇帝的“御笔”“御制”吗?
高鸿先生当然有相信的自由,反正俺不信。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