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诗话 | 鲁迅的幽默

鲁迅爱生气、写文章打笔仗和骂人的坏脾气众所周知，但鲁迅的性格也有温柔幽默的一面，而且是大智慧者、大学问家式的温柔与幽默。比如鲁迅见到某些青年作者写不出东西来，闲着无所事事又怕发胖，就写信安慰说：“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勉强好，如果真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再如他的诗《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这首小诗起码包含了以下三方面信息：一是鲁迅在视觉艺术方面不仅喜欢木刻等版画，也很喜欢并关注中国画；二是鲁迅与许广平夫妇关系和谐、情趣高雅，颇有《〈金石录〉后序》中赵李与《浮生六记》中沈陈等伉俪之风；三是鲁迅在家庭生活中不搞大男子主义，脾气很好，非常随和。

其实即使是和论敌“作战”，鲁迅也并不总是发脾气，时不时地也幽上一默，或来一首打油诗，令人忍俊不禁。1934年3月10日天津《大公报》“文化情报”专栏载有一篇署名“乒”的简讯：“据最近日本《盛京时报》上海通讯，谓蛰居上海之鲁迅氏，在客观环境中无发表著述自由，近又忽患脑病，时时作痛，并感到一种不适。经延医证实确系脑病，为重性脑膜炎。当时医生嘱鲁十年不准用脑从事著作，意即停笔十年，否则脑子绝对不能使用，完全无治云。”鲁迅得知此事后哈哈大笑不止，随即作了一首寓庄于谐的七绝《闻谣戏作》：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

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诗写毕后鲁迅手书寄给好友台静农，并题款：“三月十五夜闻谣戏作以博静兄一粲。”想必台静农在收到鲁迅墨迹未干的手迹后，面对作者敏捷的诗才、奇妙的联想和辛辣的讽刺一定也要“发出会心的笑声”。

鲁迅这首诗重提“横眉”，反击并调侃“众女”（论敌），显然是对他那首著名的《自嘲》诗中“冷幽默”的呼应、延续和深化。

《自嘲》最初是鲁迅书赠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后来他又多次抄录送给郁达夫、杉本等中外友人。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鲁迅自称“闲人打油”的这首七律曾被印成条幅，像年画一样进入中国大陆的千家万户，以至妇孺皆知：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关于诗中颈联的解释，历来绝大多数正统鲁研专家和鲁迅著作编辑是空前统一的，即抒发了作者“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坚韧不拔的战斗毅力”。“千夫”云云则是指“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比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至于“孺子”，有的说是鲁迅之子海婴，有的说是代指“人民大众”。

我认为，“诗言志”，一首小诗表达的无非是作者个人的思绪感情，或眼中的事物，过度“拔高”“上纲”没有意义，也没意思。具体到这首七律，正如它的题目所说，只不过是相声演员式的“自己调侃自己”。再往深里分析，也无非就是鲁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文人相轻”思想意识的宣泄罢了。

“文人相轻”在文坛上历来作为贬义词遭到批判否定，鲁迅也作过专题文章详尽阐述。其实按照“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学说，只要是“文斗”，而且不违悖法律和道德，文化人之间“相轻”，远比“相吹”“相捧”“相谀”“相粉”好得多。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曾经针对郭沫若和高二适的“《兰亭序》真伪之争”说过“‘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笔墨官司”就是由“相轻”而起，就意味着批评，而且既然是“官司”，就应该是指名道姓、不留情面的批评。鲁迅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不痛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

然而，鲁迅的“不留情面”，或曰“骂人”，其实绝非泼妇骂街，而是以引经据典、幽默讽刺为主，因此被他“骂”过的大多数人都表示接受批评。据鲁研专家统计，鲁迅指名道姓讽刺批评的对象将近300人，而且几乎囊括了民国时期文坛上的所有知名大师级人物，诸如辜鸿铭、郑孝胥、胡适、林语堂、梁实秋、陈西滢、杨荫榆、章士钊、徐志摩……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他还专门作过组诗《教授杂咏四首》，分别讽刺调侃了钱玄同、赵景深、章衣萍、赵六逸四位教授：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

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

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

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有意思的是，“文人相轻”往往并不妨碍“文人相亲”，上述挨过鲁迅“匕首投枪”的人，并没有真的“身败名裂”，而是该干嘛还干嘛，有的还和鲁迅长期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

更有意思的是，鲁迅在“幽默文斗”中几乎不挑选对手，不仅“打老虎”，也“拍苍蝇”“打老鼠”……

1933年3月某天，鲁迅在阅读报刊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解放词人”，他标榜的所谓“解放词”虽然形式不伦不类，内容庸俗无聊，但明显暴露出当时某些国民面对民族危亡和国难深重的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玩世不恭等劣根性，比如曾词人所作《画堂春》：

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亦无妨，打打麻将。且斟满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此作立即刺激了鲁迅的幽默神经，也引发了创作灵感，他模仿曾某的风格笔调，撰写了《曲的解放》，并在《序的解放》《驳“文人无行”》《〈伪自由书〉后记》等一系列杂文名篇中持续“穷追猛打落水狗”。在《序的解放》中干脆戏谑地赠给曾今可一顶“骗鸟诗人”的帽子——讽刺他炮制的那些“混账东西”连骗人都不够格，“只能骗鸟”。

俗话说“因祸得福”，曾今可自己也没料到，他竟成了名副其实的“幸运儿”——《鲁迅全集》在全世界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曾今可！尽管谁都晓得他出的是“骂名”“臭名”“丑名”，但是在“名人吃香”的中国文坛，不管因何成名，“有名鼠辈”似乎也总比“无名鼠辈”强。

不过，这个幸运儿在当时，处境的确是“大大的不妙”——由于鲁迅带头喊打，文坛立即群起响应，再加上曾词人自己也太不争气，办杂志、写文章接二连三地干出丢人现眼的荒唐蠢事，因此不仅遭到左翼文学阵营的迎头痛击，也招来其他文人同行雨点般的拳脚棍棒，名副其实成了“过街老鼠”……

曾今可的尴尬狼狈相，在他自己撰写登报的《曾今可启事》中可谓活灵活现、淋漓尽致——

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学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的造谣污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

也许是出于伟大拳师对失败者的恻隐之心，也许是曾某确实有点歪才，鲁迅在读了上述“启事”后，表扬道：“文字是有趣的，结末两句，尤为出色。”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