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残纸署名文书之启悟

因为写作的需要，我们曾多次翻检楼兰文书资料。每次翻阅，总有所得所悟。无论是文书作者的书写风格，还是文书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 在众多楼兰残纸文书中，有许多有署名的文书，如署名“张超济”（或单署“超济”，或“逞”“超”“济”“张济逞”，应为同一人），还有“仁”“浚”“恩”“玄”“敦”“华”“龙”“高徽”“马厉”“宋政”“马羌”“羌女”“羌”“袁羌”“苏德兴”“吉子凤”“元龟子”等。另外，还有“令狐”等姓氏出现在文书中。我们基本上都找到了与之对应的文书图版，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1965年，郭沫若、高二适发起闻名全国的“兰亭论辨”。参与“兰亭论辨”的著名书家李长路先生也提到楼兰残纸中有姓名文书之事（见《〈兰亭〉辩妄举例小补》）。 在这些有署名的楼兰残纸中，《李柏文书》驰名中外。另外，署名“张超济”的也是一个特例。署名“张超济”与“张济逞”的文书从字体上看应是一人所书。在楼兰文书中，这类文书多达12件（图一至图三为其中三件）。其中行草趋近章草味道，内藏筋骨，点画劲利刚猛、简约畅达；草书堪与王羲之《十七帖》一争高下，有散淡凝练、不刻意雕饰的书写之功，令人不由得击节赏叹。这批署名“张超济”的作品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均超过了其他姓氏书家；甚至数量多于“李柏”，书写质量与《李柏文书》比肩。这不能不引起研究楼兰学、书法学、史学同仁的注意。 经过仔细比对，我们又发现一件署有“令狐兴棠”的文书。该文书破残，呈一大一小两篇，正、反两面（图四为正面）均写有小行书作品。 《令狐兴棠文书》写在正面残纸上。文书的意思是，客人捎回了书信，问候平安与否，很高兴见家乡（内地）来了亲人；又仁君给了大麦一斛二斗等等。后署名“令狐兴棠”。“棠”字不很确定，但基本推测文书署名为“令狐兴棠”。这件文书算是一件日用信札，字体小，从书写上可以看出作者有一定的书写水平。此文书虽为随意书写，但自然朴实，是一件难得的文书精品。 纵观前面提到的姓氏，汉姓俗姓较多，如“张”“李”“高”等，应是“汉魏遗黎”。没姓但有名的如“仁”“浚”“恩”“玄”“敦”“华”“龙”等，是姓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未可知也。近二十人中，汉人居多。通常汉人写手札文书仅落名而不落姓的也有很多，这是文人日常至简的做法。 “表羌”“马羌”“羌女”“元龟子”等应是羌人或胡人（少数民族）的姓名，是当地土著居民的可能性极大。楼兰和若羌因距离较近，当时若羌以羌人居多，羌人来楼兰的情况大有可能。事实上，许多学者皆有此论。 说起“汉魏遗黎”，武汉大学教授陈国灿在他所著的《高昌社会的变迁》一书中提到高昌人在三国汉魏晋时期有四次大的迁移。 第一次是东汉末年，三国期间军阀混战，再到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再到五胡内迁，为避苛捐杂税和战乱来高昌屯田，滞留于高昌。 第二次是魏晋遗民来自内地。 第三次是西晋末的大动乱，河西四郡被苻坚统一北方战争所打乱，居于天水郡的阚家，居于金城郡、西平郡的麹家，居于扶风郡的马家，居于敦煌北府的张家，居于河西四郡的阴、汜、巩、索、令狐、高等家族，皆举家西迁、整族行动。 第三次移民潮不仅迁往高昌，离高昌不远的楼兰、尉犁、焉耆、龟兹、若羌、且末，甚至和田、喀什噶尔（今喀什）一带都有波及。特别是楼兰，前文文书中有马姓、高姓、令狐兴棠当是主要明证。这些是从河西迁徙而来的姓氏明证。敦煌与楼兰、高昌呈密不可分的三角关系：无论是在吐鲁番文书中还是在楼兰残纸中，对“敦煌”“楼兰”及“交河壁”（西汉时由中央政府设立，北魏至唐初时，为高昌国属下交河郡）均有提及。楼兰残纸中提及“敦煌”二字的文书有好几帧。特别是“卖与敦煌城北奴”这件楼兰残纸文书（见图五），更是证明了楼兰与敦煌有奴婢买卖之关系。这是人口流动的最好例证。高昌、楼兰前凉时期均被前凉张骏辖管。高昌、楼兰也是敦煌设郡时辖管的区域。高昌、楼兰、敦煌人口流动、文化交流、商贸往来，实质上是丝路文化、丝路文明之体现。 第四次移民潮主要是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的迁移。他们虽属匈奴部，但已汉化。他们在盆地维持了18年的政权。被他们带到敦煌、酒泉的汉族居民，不仅增加了高昌地区的劳动力及新鲜血液，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中间的“鄯善人”实质上就是楼兰人。公元前77年（昭帝元凤四年）大司马霍光因楼兰王劫杀汉使三人，及劫击大宛、安息使者并夺其财货，故使傅介子前往，刺杀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楼兰为鄯善当始自此，距今已两千多年了。第四次迁移对楼兰人口影响不太大，但影响依然有。 在楼兰残纸中有一破残文书“楼兰主国胡那羡”（见图六），墨色鲜亮，书写自然，气格高古。其中“楼兰”二字几乎成了楼兰的象征字，当地酒业集团将这两字作为红酒商标。“楼兰主国胡那羡”是章草体写法，反映出当时楼兰人的书写水平极高。 “楼兰主国胡那羡”应当是一位“听命于‘西域长史’或‘西域都护’的土著居民的郡长。在汉文文书中，他被称为‘主国’；而在当地居民中，他仍然称王，并继续享有执政的地位与权力”（胡平生《楼兰出土文书释丛》）。其中“胡那羡”为“温那沙”匈奴王的意思，可见楼兰土著居民中仍有匈奴人，只不过这些匈奴人同高昌的胡人、匈奴人一样，被汉化了。 楼兰残纸文书中还有提到“粟特胡”的，并有“粟特语”文书出现。这些文书当为粟特人在楼兰留有活动的重要记录。且楼兰在前凉时地区驻军与粟特人之间有粮食取予的记录，数量一次可达万石。“粟特”有些史书写作“肃特”或“粟牍”。 粟特人、匈奴人最终汉化成为楼兰地区的土著居民。他们本来有他们的生活习性和自己的文化特征，但长期在楼兰汉文化的区域里被熏陶，从而融入汉文化的圈子里，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楼兰人。 民族迁移、中原文化的渗透、中亚或西方文化的进入，使楼兰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总体上还有边疆文化的特征，但汉儒家文化仍占据主流。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