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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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全球化引起了文化的焦虑。●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极大的考验,目前出现了一种再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中国文化完全能够与时俱进,跟得
 

[核心提示]

●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

●全球化引起了文化的焦虑。

●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极大的考验,目前出现了一种再生,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中国文化完全能够与时俱进,跟得上现代化、全球化的步伐,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性格。

●我们向全世界学习优秀文化,同时也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包括全球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大国等内容。

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一致的,现代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全球化

关于全球化,我要说明一个观点,即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一致的,现代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全球化。

讲到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一致性,我们能看到,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很容易被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吸收。比如说,飞机,相对来说是最迅捷也是相当安全的交通工具,可以被各个国家所吸收。一种技术,比如说电力、电脑,尤其是信息技术,会被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用不同的编码吸收,你挡不住。我们中华民族有非常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但有今天的生活,从全世界吸收了多少现代的科学技术?比如说,电灯是现代技术,电脑是现代技术,我的眼镜也是现代技术等等。如果不吸收现代技术,我们就无法想象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而且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祖国。

条形码、集装箱等都是全世界一致用的东西,它使我们的产品、商品、科技成果能够交流,能够共享。如果没有全世界一致的标准,你造的电灯泡和我造的电灯泡之间互不相干,这个技术就不能够共享。数码化、电脑的发明使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速了,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实现了。数码化逼着你学英语,这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情,但也提供了很大机遇。如果你想使用电脑,不管中文软件做得多么好,仍然摆脱不了以英语形式出现的说明、菜单、可供选择的选项。这说明一个问题,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不论一个国家多有志气、有多伟大,你都不能脱离开这个进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发展机遇,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势头。

全球化引起了文化的焦虑,使一些国家和地区感到自己的文化有被融化、被改变的危险

全球化引起文化的焦虑,是指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感到有一种被融化、被改变的危险。首先你会失掉自己的身份。所谓认同危机,就是学来学去都是英美的东西,主要是美国的,可是你学完了,又不是美国人。这种危机在许多国家,包括法国、中国等都存在。法国采取很多措施,限制英语的运用。我们在幻灯片上,在机场高速路牌上写上英语;电视标志“CCTV”也是英语。我们还开办英语频道,有大量英语教学节目。我无意批评这个东西,这个是必须的,甚至是很好的。中国要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各国游客来参观,虽然中文是非常伟大的文字,而且是被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应用着,但是它的国际性并不是很好。现在国际上客观上使用的就是英语——这在理论上无法讲清楚,是不是英语就最好,就科学,那不见得——但是你讲英语就能讲得通,你参加国际讨论会、生意谈判,做外交辞令,用英语能让很多人听得懂。按道理说,世界上各国语言文字都是平等的,但是英语有这么一个优势的地位。

但确实存在另一面,就是我们中文的水准,给人的感觉是现在有所降低,讲究不够。譬如说生活方式。一个圣诞节,一个情人节,市场上都有热度,相反呢,对元宵节、中秋节,开掘得就不够。在基本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春节吃饺子是一件大事,还有就是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现在我们很幸运,温饱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子女根本就不知道饥饿是什么,让他吃饺子,在生活中不算是太好的东西。

我们说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这个“食”是中国的强项,大部分人的口味,还是喜欢吃中国饭。可很多小孩子,比如说三岁以下的,爱吃麦当劳,爱吃肯德基,那都是外国的垃圾食品啊!现在“衣”已经不是我们的强项,“行”也不是了。“住”,也很难盖那种大屋顶式的房子了。我们是否该思考一下,怎样才能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新的忧虑,就是文化越来越大众化、批量化,一些高雅的东西有被冲击的危险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忧虑,就是文化越来越大众化、批量化。这种大众化、批量化有很大的好处,是一种文化的民主,有利于实现文化的共享、文化的平等——你看得懂,他也看得懂。比如,电视里赵本山出来了,你学问高的人可以看,文盲也可以看。大众化,批量化,可以大量地生产,CD、VCD、DVD,还有叫EVD的,可以批量地生产。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文化中高精尖的东西,并不是人人都有条件去生产、去创造、去制作的,甚至于不是人人都能看得懂、看得明白的。就是毛主席讲的那种“小众”、“阳春白雪”,一些高雅的东西,感觉有被冲击的危险。

我有时候也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春节联欢晚会,电视小品已经在担纲了,因为它的效果非常好,让人笑,香港叫做“搞笑”。这样的节目,我也喜欢看,但有时候会想,除了这种通俗的娱乐节目之外,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些能提高文化品位、文化素质,满足智慧要求的作品。比如说维也纳金色大厅,它迎接新年的施特劳斯音乐会,也很大众化,里面也没有用特别深奥、特别难接受的曲调。施特劳斯主要是圆舞曲,是华尔兹,但其格调显得就高一点。

写作也是一样。中国人过去对写字是非常敬仰的,写起字来,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感觉。他要明窗净几,沐浴焚香,书童研墨,红袖添香,然后拿着毛笔,舔过来,舔过去。因为字本身就非常优美,写的时候,吟哦再三:“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写起来,又是对仗又是成语,又有出处。这有它不好的一点:大众读不懂,说你“戆”。本来明白的话,让你一写,人家不太明白了。但是也有好处,它非常优雅,有一种风度,有一种格调,有一种品位。相反,如果都是大白话,都用群众语言,在获得了大量的受众的同时,有没有影响它的智慧含量、文化含量的危险,影响它的深度和格调?

可是没有办法,影响、威胁这种高精尖的东西,不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比如说大片,要的就是先声夺人,先把你刺Ji够再说。你先爱看,看完之后就忘,他认为这最成功。为什么?你看完记住干什么,多累得慌,而且治失眠。

全球化带来的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

这种全球化的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说,使得精英文化越来越边缘化。不论是中国,还是像法国、德国这样一些欧洲古老的国家,我们与他们交谈当中,常常对美国的文化抱一种不屑的态度。记得有一年我在慕尼黑的歌德学院(歌德学院实际上是文化中心的意思),一位领导请我吃饭,谈起慕尼黑街上出现了麦当劳快餐店,他气得简直是浑身发抖。他说饮食是一种文化,而美国的快餐基本上就是饲养性的,是反文化的。后来我去美国,将此事传达给纽约图书馆的一个人,他也很自信,说德国的这位老师就让他骂吧,他每骂一次,我们在慕尼黑快餐店的顾客就会增加一成,我们的顾客会不断地增加,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都会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也使很多传统的道德和精神生活遇到了新的挑战、新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道德的国家。我有时候看《春秋战国》、《东周列国志》,最感动我的是那时候人们的道德观念,重义轻生。荆轲刺秦王,找到逃到燕国的秦人樊于期说:“我现在要刺秦王,秦王不信任我。”樊于期一听就明白了,说:“你要提着我的头去见秦王,秦王就会接见你。”当时一剑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了。你们看,这就是古人为了完成他们认为正义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

又比如说“春秋笔”的故事:晋国有一个人篡位,于是史官写“某年某月,谁谁弒其君”,王一听非常生气,就把他杀了。史官的弟弟来了,他还是写“谁谁弒其君”,又被杀了。然后又一个弟弟来了,还是写“某年某月,谁谁弒其君”。这种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一看很惊人。你再看春秋战国的师旷,他搞音乐,为了献身事业,他用锥子把自己的两个眼珠子捅瞎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相当一段时期,道德观念是一种信仰,是形而上的,就是“义”、“忠”,这比一切都重要。

科学和技术的发达把很多东西解构了。人的精神生活、道德观念、美德观念,侠义、崇高、诗情,都在受到挑战

然而,科学和技术的发达把很多东西解构了。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所谓“上帝死了”的说法——就是原来对上帝的崇拜,对神的崇拜,一切行为都由神来要求,没有道理可讲,按照神的意志去办就行了,可是科学的发达,使你感觉到,在世界上找不出那样一个人格神来了,所以“上帝死了”。到了现代主义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人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许多伟大的事情,你用科学技术一衡量,并不是那么伟大。譬如说月亮,月亮在多少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是一种幻想,一个永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可是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上去了,发现月亮是一个死寂的星球,没有吴刚,没有嫦娥,没有玉兔儿,没有桂花树,人的这些幻想没有了。

还有爱情,多少诗歌、多少文人歌颂爱情。罗密欧与朱丽叶,普希金的诗,莱蒙托夫的诗,雪莱的诗……可是自从有了弗洛伊德,什么他都做实验(检验),美国就有一种说法:“爱情属于精神病现象。”爱情中有幻视、幻听,“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不见得,比她美丽的有的是,所以你这是属于精神病。如果用纯医学的观点来看,甚至于你用兽医配种的观点来看,那么这个爱情就死了,没有爱情了。所以,人的精神生活在受到挑战,人的道德观念、美德观念、侠义、崇高、诗情,都在受到挑战。现在的人天天跟科学仪器打交道。有一次我在301医院讲,陶潜可以写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觉得非常的幽美;可是一个外科大夫就不能说“手术明灯下,悠然见病变”。所以大量的科学和技术、透视的技术,把人解构了。不管多么美丽的人,你给她做一个CT扫描,把扫描图拿出来,你不会觉得有太多的美感,不管她是王嫱、西施,还是貂蝉。

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极大的考验,目前出现了一种再生,这可以说是一种奇迹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传承下来、基本上没有断裂过的基本价值取向,基本生活方式,基本思维方式,基本社会组织方式,与基本审美特色。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丧权辱国,一些先知先觉的爱国者对中国文化采取了最严厉的批判态度。我们先看看鲁迅。鲁迅说什么呢?他给青年人的意见就是不要读中国书,你什么书都可以读,不要读中国书,他说外国书读了以后让你自强,让你去奋斗,让你去斗争,读了中国的书你的心会静下来,你会不求上进,你只会忍耐,只会逆来顺受。鲁迅是左翼,右翼也是一样。吴稚晖提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吴稚晖是老国民党啊,但这句话是他提的。当时还有一些年轻人,也提过很Ji烈的口号,特别是对汉字、对中国文化的痛恨。

对汉字的痛恨,是认为汉字太难学了。中国为什么专制?就是因为汉字难学,老百姓学不到,只有很少数的精英才懂,才认字,这些人可以尽情地压迫老百姓。我年轻的时候就相信这个观点。我们知道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学者、语言学家吕叔湘教授,他认为中国实行了拼音文字就能够实行民主。毛泽东主席也是非常讨厌崇洋媚外的,但是他在文字改革上一点都不保守,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五四”时期,钱玄同这些人走得更远,他们不但要求废除汉字,还要求废除汉语、废除中文,他们要求中国人全部从小学英文。

一个古老的民族而且是一个大国,对自己的文化持这样的态度,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我们要充分肯定他们的进步意义。如果“五四”时期没有这些先知先觉,没有人发出这种振聋发聩、醍醐灌顶、春雷震响般的语言,没有这样的Ji情,哪有我们中国的后来?说不定现在我们还停留在“子曰”、“诗云”的阶段,因为中国这个古老的文化力量太大了。至于后来的“破四旧”,就没有边了。

我们看一看,经过了这样的大难,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文化很有价值,它消灭不了。中国文化尽管有落后、僵化、腐朽的一面,但更有它灵活的、开放的,能够吸纳、适应、自我调节、获取新的生命力的一面。譬如说汉字,汉字稍微难学一点,但并不是特别的难,它有它的规律。拼音文字就那二十几个,最多三十几个字母,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声音。而汉字的形状就包含了声音,包含了形象,包含了逻辑关系,包含了一种美的画面。尤其是汉字输入电脑的方法解决以后,要求消灭汉字的声音几乎响不起来了。我们有一些资料,讲到现在的中华文化又重新活起来了,又重新热起来了,我们中国文化显示了自己的再生能力,显示自己完全能够与时俱进,完全能够跟得上现代化、全球化的步伐,同时又保持我们自己文化的性格、特色、身份、魅力,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和自豪。

秉承独特的中华文化,把我国建设成文化大国

我们应该把国家建设成文化大国。我们不能够只讲人均收入、国民收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赶不上发达国家。但是即使赶不上,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仍然对人类有我们独特的贡献,因为我们有中华文化。我们的文化还要有新的发展。我们的文化是立国之本,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光荣。

这不光是我们的看法,撒切尔夫人,还有美国的布热津斯基都有这样的说法,认为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改革都会失败,只有中国的改革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传统。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文化太厉害了,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该坚持的时候,比谁都能坚持;该灵活的时候,怎么都灵活,怎么都能找到出路,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我们在文化上要有一种慎重,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否定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这几年非常迅速的建设当中,很多旧的、有保护价值的建筑被拆除了,这都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在文化上,要再珍重一点已有的东西。

举个例子:我一直认为过去戏曲里面男扮女、女扮男,是一种不得已,因为旧社会男女授受不亲,一个戏班子里面,三男的俩女的,这是没法活的。解放以后,也有领导说,这种落后的现象不必再搞下去了。可是我和法国的一个高级文化人谈话,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发展男人的旦角了?我说女性解放了,她们可以很方便地从事戏曲工作了。他说:“不不不,这个角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男人模仿女人用假嗓,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这个不能够没有。”后来我觉得他讲的有点道理,有些东西你千万不要轻易否定。当我们看到男的旦角,用非常美好的声音唱京戏的时候,仍然感觉到一种很大的快乐和满足。当看到一个女花脸,大喝一声再来一段铜锤的表演,我们也觉得很好。所以,我们在文化上的事情要稍微慎重一点。同时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的文化已经随着国家的发展,对全世界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了。我们向全世界学习优秀文化,同时也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

作者:王蒙,当代著名作家,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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