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观点：很中国的先知先觉——从石鲁的“以神造形”谈起

最近，武汉美术馆举办了一个以“苍山为岳”为名的石鲁作品展。这个展览展出了石鲁的许多珍贵的作品。例如石鲁的代表作《转战陕北》，例如他在精神分裂状态下改画以前作品而成的神秘出格的一批作品，还有一幅说好只展不卖，却被策展人不管好歹以4000万元卖掉，又被家人千辛万苦通过法律程序追回捐赠国家博物馆的作品……光满足好奇心，这个展览就大有看头。 对我而言，石鲁的成大名让我很好奇。偏居于西安一隅，又英年早逝（63岁去世），天时地利人和都未必能占。虽为出身于延安的革命画家，但要让崇尚师承有绪（即有名师）且年寿当高的国画界认可，石鲁似乎也未具优势。但距石鲁去世已经三十多年，而石鲁在国画界的位置虽不说已成定论，但亦可谓与日俱增。至少，在今天画坛，称石鲁是20世纪画坛最重要画家之一（没百年以上历史积淀，我均不赞成如“大师”定论），是绝对没问题的。那么，石鲁的此种位置又从何而来？ 展览开幕那天，樊枫馆长在私下闲聊时与我谈到一个现象：大多学西画的糅进国画的因素较多，成功的机率较大；学国画的学西方太多，成功的几率则较小。他问这是什么原因。我不假思索地一口应之，这是因为中国人欣赏中国艺术家的东西得很中国，因为其欣赏基础是中国的。石鲁的成大名，就是一个由很西方向很中国回归的过程。 我们单从其创作作品之技法及演变就可一目了然。石鲁上世纪40年代以西方式黑白版画为主，其基础是素描。50年代之初，不论是版画、钢笔淡彩、色粉画、油画，乃至国画，其造型基础和色彩基础，都是西方的素描和色彩观念。这种倾向其实是当时画坛的流行倾向。但与其他画家不同的是，石鲁出身于著名传统文化之世家，他的哥哥冯建吴是受教于吴东迈、黄宾虹、王个鋎、潘天寿等的诗书画印全才型画家。石鲁（原名冯亚珩）15岁就在冯建吴所办东方艺专习画，冯亚珩在投笔从戎投奔延安时按惯例脱胎换骨改名换姓为“石鲁”。其“石”之姓，可是“石涛”之“石”（“鲁”为鲁迅之“鲁”）！亦即他即使抛弃了“封建”之家姓，参加革命亦未忘尊崇民族传统之精髓！石涛加鲁迅，早在1940年即为改名之石鲁作了中国精神之定格！ 1954年石鲁的《古长城外》是他回归中国的一个转折，那正是全民崇拜苏联，画坛亦崇尚苏联油画与契斯恰柯夫素描的时期。本来已经准备转向油画的石鲁，其骨子里的中国精神让他又回到了国画。他开始反省素描的功用，并向神化素描是一切造型基础的美协领导江丰当面发难。他开始愈发清醒而自觉地认识到“我们必须搞民族自己的东西”。这以后，他在1955年的印度写生和1956年的埃及写生及此后的中国画创作中，愈发自觉地向传统回归。到1959年创作《转战陕北》时，他的造型观念、笔墨语言、绘画风格在回归中国的路上已愈趋成熟。60年代，石鲁一批优秀的中国画创作纷纷出现，如《延河饮马》（1960）、《东方欲晓》（1961）、《南泥湾途中》（1961）、《树大成荫》（1962）、《家家都在花丛中》（1962）、《东渡》（1964）……这些作品中部分1961年前创作的作品，参加1961年10月开始的“美协西安分会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巡回展出，各地反应强烈。“长安画派”之称也因此被外地画家叫出了名，石鲁的中国画创作亦受画坛关注。 如果我们再探究引起石鲁创作重大变化背后的观念的变化，我们对石鲁艺术创作会有一个立体深度的理解。60年代初，石鲁有个《学画录》的理论思考。在《学画录》中，石鲁提出一个极为匪夷所思的观点“以神造形”，并以此挑战所谓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经典、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照石鲁看来，“造型当以神造形以神为魂，以形为貌”。石鲁敢称“以神造形”，是因为神形可分：“神亦可远可游，何耶？形者神之载也，神乘形而游焉。神之可游，乃意为之”！这种带有王阳明“心学”意味的说法，不是要让石鲁去坐牢的“唯心主义”么？但是天才的石鲁认为，只有强化神的主导作用，中国艺术才当是中国的艺术！在1960年代，这是何等天才的颖悟力！当1985年，即石鲁1982年去世后第三年，著名美学家叶朗在其《中国美学史大纲》中，竟然真的研究出，顾恺之其实并非赞成“以形写神”，而是否定“以形写神”说法的。他还指出“顾恺之以后，一直到清代，画家和画论家在引述、发挥顾恺之的美学思想时，都只提‘传神写照’或‘传神’，从不提‘以形写神’。……把‘以形写神’的命题加到顾恺之头上，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你看，这石鲁不是神了么？仅凭着对中国美术天才颖悟，就纠偏了一个全中国连美术史论家、美学家研究了大半个世纪都弄错了的有关中国艺术本质的重要命题！ 石鲁让画界强烈关注的另一点，是他对笔墨的强化，对线条之“线化为笔，以立形质，以传神情，以抒气韵”的主客观功能的关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化笔墨是要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政治错误的，况且还敢称形式可独立传神写韵！1962年，《美术》杂志以“孟兰亭”“读者来信”为名，刊登一篇点着名批评石鲁笔墨的文章，引来一场全国画坛参与的、持续到1963年底的关于笔墨的大讨论。这是建国至“文革”前两次有关笔墨讨论中的一次。如果50年代中期那次是在有关国画特点时谈到笔墨，那么60年代初的这一次，则是因石鲁而引起的纯粹笔墨的讨论。当然，这孟兰亭及讨论，乃《美术》自编自导，以石鲁创作而倡导中国画笔墨之创新，最后以王朝闻对石鲁的肯定而结束。但下一次再争论形式和笔墨，则已是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的事了！ 不论是“以神造形”，还是笔墨的传神功能，在当时都是唯心主义的严重政治错误。但恰恰是这些观念，让石鲁的创作深入民族绘画意象精神的深层核心。尽管这些观念连同因此而生出的创作，在“文革”期间给石鲁带来巨大的灾难。清人赵翼有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石鲁的先知先觉和他的苦难，当然连同他杰出的创作，一起构成了20世纪画坛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又及，文章写完，发现正在浙江美术馆展出的曾宓的个展，展名居然就叫“很中国”！）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