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见 | 如何由『任性』买单人转型为收藏家

时常会听到一种传闻：首都某某书画名家在某某市的展览，以每幅几十万的价格被包场兜售，哄抢一空。既是传闻，便有真假之别；但传闻多了，不免惊奇地发现，果真有“任性”的主儿，甘愿斥巨资购置一批批沾染了“墨迹”的宣纸。当然，但凡具备此财力的商贾，在曾经的艺术市场泡沫时代，多数积累了一定的投资经验和接盘的下家，因而乐此不疲地迎送着南来北往的名家大咖，促使满城展览拍卖不断，在不经意间竟为艺术的繁荣表象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用“买单人”来代替约定俗成的“收藏家”，不是对他们购买行为的蔑视，而是希冀大众对“收藏”之定义及其现状予以澄辨。在经济走势下滑与艺术品泡沫的双重影响下，大中型城市的企业、个人收藏已逐渐进入理性阶段；而小城市由于信息和认识的滞后，在市场惯性的推动下一跃成为艺术品输出的接盘手，催生了许多投资“水军”。 一般而言，收藏家手中所购置的一切以“藏”为旨趣，且具备一定历史、文献、社会、视觉诸价值的物品，皆可称之为“藏品”。藏品一旦被藏家买入，即脱离了商品属性，成为一件承载时代文化和审美价值的载体。而非收藏家所竞买的艺术品，则更接近商品或家居装饰品。由于市场价格不足以诱及买家出手，它或许在购买人家中潜藏多年（疑似“藏品”），但其实际身份却是待售艺术品。两者的区别在于“藏”的动机，而不在于“品”的贵贱。收藏家具备识别、品鉴甚至亲身实践于艺术创作的能力，普通买单人则不具备这种素质。因而，在收藏家手里，艺术品像是一件日久生情的首饰。藏家盘搓把玩，乐此不疲。而在投资者手里，艺术品更像一支起伏不定的股票。投资者待价而沽，忧心忡忡。 收藏既有其内涵，也有其外延的类别和社会的对应关系。普适的艺术品收藏应包括美术馆收藏、企业收藏和个人收藏。各地方城市的美术馆即使公私相加亦屈指可数。公者受政府基金投入的限制，收藏多为展览捐赠，藏品的数量有限，分量不足；私者遵守商业运营模式，以中短期盈利为目标，藏品与商品混淆，良莠不齐。除去北、上、广、深及少部分门户型城市的大型企业，各地方企业的收藏较少进入公众范围。以各地企业的影响指数和公众曝光率来推测，这些地方大致尚停留在企业负责人个人收藏的初级转换阶段。因企业利润比例的定向投入和收藏制度未能建立，他们在购买行为上偏于“任性”，在专业认定上多豢养无暇指导或以忽悠为生的顾问，缺少专业的实效团队。如此一来，企业收藏容易演绎为单纯的资金行为。它不仅不能为企业的转型和长效发展开拓路径，而且在未来不可预知的金融风暴或行政干预中，还有可能成为一种企业灾难。 个人收藏是各地方城市艺术品的生力军，但面临的问题也最多。由于近代政治变迁的缘故，家族继承式收藏多已不复存在，个人喜好或附庸风雅成为收藏的动因。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的导向下，盛世收藏的舆论为艺术品投资确立了方向。所以，在多数地方城市，附庸风雅与投资的混搭是个人收藏的主流。由于艺术品的购买者动机不明，专业引导、学术定位、真伪鉴定成为摆在私人收藏面前的“三座大山”。面对当前混杂的市场和高超的伪作技术，“满城皆藏”的盲目收藏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混乱，为那些画册和名片印制着各种“大师”头衔的艺术舞弊者们提供温床。 就企业收藏而言，民生银行、康泰人寿、新疆广汇、万达集团都有各自较为明确的定位和收藏体系。各地的大中型企业不妨结伴考察，十年磨剑，既能彰显企业软实力和品牌文化，也有望在未来政策进化中以收藏品公益职能抵消政府税收，为企业的后备军积蓄财富。如能以企业业务的关联收藏为定位，将会给企业的后继发展拓宽路径。如江苏凤凰出版集团以2.16亿元的高价在北京匡时2012年春季拍卖会上购得“过云楼”藏书，即可视为以收藏的方式进行企业后继业务拓展的最佳案例。在个人收藏方面，刘益谦、王中军、管艺、乔志兵、林明哲等都有过阔绰的竞拍记录，且具备专业收藏的基本定位。我们不妨对他们的核心藏品略作了解，通过分析便不难揣测其收藏体系与价值立场，进而因时因地确立定位，拓展视野。唯有如此，方有可能在艺术品收藏中博得立锥之地。 最后，建议各个地方有收藏意向与财力的企业和个人，在企业关联经营和个人认知的前提下，培养专业团队或实效型顾问，从美术史的视角出发，综合时代、地域、风格、题材、价格等因素，确立收藏定位，对前期藏品进行甄选置换，明确藏品的学术价值。同时，勿忘及时抛售那些收藏定位之外高价购入的“烫手山芋”，以免折财误己，助长审美混乱。若以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美术馆比例来参照，目前中型的地方城市至少应有200座美术馆。有远见的企业和个人若能将藏品以体系化的方式建立详细著录，筑馆陈列，对市民开放，则无疑是一桩功德了。如有余力，不妨辅以研读美术史，倾心鉴赏，广结高士，大可由“任性”买单人转型为艺术品收藏家矣！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