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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学到中文文学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正式将中国内地文学、台港澳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整合到“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目下，形成了大的中文文学的概念。由于历史原因，台港
——从中国文学到中文文学
十年来中国文学最可观的成绩之一，我以为是文学自身范围的扩大，简略地说就是从中国文学走向了中文文学。
恰恰在十年前的1993年，在庐山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此类的会议多以“台港文学”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冠名。1997年由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主持召开的“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正式将中国内地文学、台港澳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整合到“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目下，形成了大的中文文学的概念。为学科界线计，世界华文文学后来仍主要以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但自此以后，文学研究的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内地，而开始能够有一种包括内地内外的整体视野。世纪末，对于百年文学经典的评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并进一步促进了文坛对于中文文学的注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起的评选，名曰“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但台湾的陈映真、白先勇、王文兴，香港的金庸等人赫然在目，有内地多位评委参加的由香港《亚洲周刊》的评选，则直接命名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获选作家中不但有多名台港作家，还有海外作家如於梨华、聂华苓等在列。在学术研究上，我们现在常常说“汉语学术界”如何如何，这说明内地之外的学术力量已经纳入我们的视野。在文学上，我们现在也已经逐步地有了“中文文学”的意识了。譬如，刚刚由《南方都市报》举行的文学大奖就名曰“华语文学大奖”，评奖范围包括海内外华语文学作家。
由于历史原因，台港澳及海外汉语文学较少为人注意，新时期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也一直处于边缘。但边缘也充满了活力，它一旦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就会立即冲击我们原有的文学格局。以金庸为例。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在1949年后的中国内地遭到禁绝，但它却在商业社会的香港得到承传和光大。新时期以后，金庸等人新派武侠小说逐渐走俏内地，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对于金庸的高度评价大大冲击了我们原来对于雅俗的文类定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中，金庸、张恨水在列，而在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还珠楼主、徐枕亚、琼瑶、亦舒、李碧华、倪匡等人都在列。金庸这一异质现象所引发的，不仅仅是雅俗的问题，还从根本上涉及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更高的意义其实在于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的线索。五四以来的武侠小说，并非旧文学，而是一种白话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相比，后者崇尚科学主义，形式“欧化”，而前者却承续了中国古代与民间的神怪传统，语言也与古代白话小说相联系。本世纪以来，前者一直处于主流的地位，而后者以潜流甚至逆流的形式存在。今天，后一种本土与民间叙事所蕴含的新的现代性的意义却愈来愈清晰地显露出来。正在这一意义上，有人评论金庸“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
其实，即使梳理20世纪的“西化”现代性，台港澳文学也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视野。譬如，新时期之后，在“走向世界”口号的驱动下，内地学界热衷于检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但在考察了二十年代象征派，三十年代现代派，四十年代九叶派等文学流派后，就不无遗憾地跳到了七、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在此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焉知，五、六十年代恰恰是台港澳现代主义的兴盛期。五十年代初以来，台湾现代诗派主要有三个诗派，1953年纪弦等人的“现代派”，1954年覃子豪等人的“蓝星”诗派和洛夫、痖弦等人的“创世纪”诗派。现代主义小说的阵地则主要在1956年白先勇等人的《现代文学》和夏济安主办的《现代文学》。应该说，彼时台湾的现代主义已有相当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现代主义一般被视为“横的移植”，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的继承。如提出“横的移植”的口号的纪弦本人即是三十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派的成员，他所创立的“现代派”在诗歌主张上与当年的现代派有一脉相承之处。五十年代香港的现代主义更少人知，但其实也相当可观。1956年马朗的《文艺新潮》和1960年刘以鬯的《浅水湾》，都是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实践的阵地。香港现代主义与内地也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早在三、四十年代戴望舒、施蛰存等人就活动于香港，刘以鬯在内地时就与现代主义作家交往甚多。由此看来，台港澳现代主义应该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地域延伸，忽略了台港澳现代主义文学的经验，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的地图无疑是不完整的。
将台港澳文学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中进行论述，是为前者寻求合法性的策略，但如果囿于这一框架，则会出现种种不足：如本来是为了联合台港澳文学，但这种以内地为本位的中国国族叙事的“收编”却难以为台港澳所接受，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这种民族国家叙事意外地排斥了海外华文文学，因为中国文学无法容纳已经成为他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汉语文学。于此，作为一种有效阐释的中文文学视野终于出现。中文文学是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相对的语种文学概念，它包括中国内地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等一切汉语文学，它不以民族国家论述为中心场域，却容纳了不同地域的汉语文学的经验。朱双一曾对此有过精彩论述：“我们认为，它应是跨国界的包括中国内地、台港和海外所有以华文（汉语）创作文学在内的语种文学概念。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与世界接触程度等的不同，中国内地和其它地区，必然会有一些不同的文学体验，如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社会更长期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中，对于新、老殖民主义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对于文化的错位、‘现代化’的迷思和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也有较多的感受和认知；而五四以来中国内地曾有二三十年的短暂中断或不彰，却在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坛得到延续。因此由仅指内地文学的‘中国文学’向‘世界华文文学’整体概念的扩展，无疑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经验的一种丰富。”（朱双一《挺立于世界语种文学之林的华文文学》，《第11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作为语种文学的中文文学视野的出现，最大收获之一是容纳了海外中文文学，这一点至关重要。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历来不缺乏旅居和流亡文学，说起来“五四”期间从胡适、到郭沫若到郁达夫，他们的很多作品都创作于异域，当代海外中文文学当然应该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手头有几本书，值得一提。一本是承作者王德威赠送的台湾麦田版的《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这本书论述的是“当代小说”，地域却跨内地、台湾和香港，请看“前言”中的一段概述：“回顾前此现代小说的创作环境，我们还真找不出一个时期，能容许如此众声喧哗的场面。政治依然是多数小说家念之写之的对象，但‘感时忧国’以外，性别、情色、族群、生态等议题，无不引发种种笔下交锋。更不提文字、形式实验本身所隐含的颉颃玩忽姿态。”行文的纵横捭阖、融会贯通，来源于作者对于不同地区中文文学文本的熟稔，这是为内地当代文学评论家不太容易达到的。
另一本是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本书的一个缺憾是没有台港部分，但不同的是，这不是因为作者对于台港文学缺乏了解，而恰恰是了解较多，知其难度，又不愿敷衍，于是暂时放弃。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治学态度，现在大同小异的台港澳文学史其实很多，而像其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那样简单地缀上一个台港澳部分也是一件易事。陈思和在解释这本文学史没有列入台港部分的时候说：“不是不想列入，主要是没有把握。其实我对台港文学是花过一些时间去阅读，1988年我到香港，就是想专门研究香港文学，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的帮助下查阅了香港50 70年代的文学杂志报刊。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收集了好几箱的影印件。这些影印件绝大多数是香港50年代以来的文学杂志，在香港也非常难找。在那儿，50年代的东西都已经成为古籍了，所以要找全一份杂志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像《文艺新潮》、《好望角》、《浅水湾》、《中国学生周报》这样一系列的杂志或副刊，我都已经收集齐了。还有许多杂志虽然没有找齐但也能有所了解。可是我读了以后，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对香港文学的发生环境我还是不能很好地了解，毕竟是在另外一个地区，另外一种生活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觉得对一个具体作家进行分析研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整体地把握香港文学，就觉得非常困难。”（李安东《陈思和教授访谈录》）而陈思和对于台湾文学也下过相当的功夫，在这本文学史的“后记”中，他曾提到：“为了了解台湾文学，尤其是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我几次去台湾，在台湾的专家们的帮助下，收集、影印、购买了几批图书资料，陆续寄回家，竟堆了半个书房，接着是编目分类，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还不说一本本去读。有时我面对书橱情绪会无端烦躁：我究竟何时能读完这许多书？何况这还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小小盲点。”在我的印象中，陈思和似乎是国内极少的同时具有内地台港澳海外文学视野的学者，他的烦躁标志着目下“跨地域”文学研究的难度。但意识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我相信，中文文学的地图会有完整的一天。
（■赵稀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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