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西大 | 盛成：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

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26

篇

盛成：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

盛成，现代作家，教授。1899年2月6日生于江苏仪征一个式微的汉学世家，1996年12月26日逝于北京，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原北京语言学院）一级教授。

如此介绍盛成，是因为今天知道他的人不会太多，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盛成却是一个有国际声誉的中国文化人。如果说，林语堂主要以英文写作赢得国际声誉，那么，盛成则是以法文写作赢得国际声誉。为盛成赢得声誉的是他用法文写的传记文学《我的母亲》。法国象征派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瓦雷里亲自为该书作序，序中称该书“在中国的深处，放下一线极温柔的光明，叫我们看了想看，看了生趣，使我们一直看得清清楚楚，中国的家族：组织、习惯、德行、优点，以及其穷苦与灾祸、深密的构造及平日生存底实力。”读此书使人“神魂颠倒，心摇情动若山崩”。该书1928年在法国出版， 以后十五种文字译本相继问世，几十个国家的报刊以二十多种文字报道此书。一时间，西方世界形成了一个以盛成和《我的母亲》为中心的中国热。《我的母亲》一书共出书一百万册以上。

1938年11月盛成由武汉来到桂林。1939年，广西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校长马君武聘盛成为教授。盛成接受了邀请，因此把家搬到了良丰镇。在那里，他一呆五六年，至1943年才离开。

与广西结缘

盛成是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辛亥三童子”之一，1914年进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1917年到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当工人。1919年当选为该铁路工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会长，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结识周恩来、许德珩等人， 并成为密友。后到上海参加各界联合会，在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资助下，于1919年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后又参加法国社会党。毕业于蒙白里大学，获高等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他在法国参加法国文人协会。同年盛成用法文写的《我的母亲》在法国出版，形成广泛影响。1929年盛成回国，在北京大学等地任教。在他三十多岁之前，他的行迹是江苏—上海—法国—北京，本来与广西是沾不上边的，是1936年他的一次广西之行，使他结缘广西。

1936年12月，盛成应广西省政府之邀到了桂林。当时广西当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为建设广西，巩固广西政权，向国内外招贤纳士，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西的一大特色。盛成是否为当时广西招纳的贤士呢？据盛成本人回忆：

（12月8日，）我同刘为章与何键、刘华九分手。下山后，我们由衡阳向西，到了湖南与广西交界处。下午三四点钟到了桂林。到桂林后，我们立即去见了李宗仁。后来，我又见到白崇禧、黄旭初。这时， 徐悲鸿也在桂林。

徐悲鸿陪我到白崇禧丈人家。我同白崇禧谈到了土耳其和希腊的战争，他非常感兴趣。12月12日这天，我们正在闲聊，忽然来了电报，说老蒋在西安被看起来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都感到十分震惊，焦急地等待下文。

一天，我同徐悲鸿到阳朔他的画室看画， 这时，大家心情越来越沉重，不知事情会如何发展。一直到24日，我和为章决定25日走，不等消息了。他去南京，我回北平。决定后，广西当局送了我一千大洋。

……

回到北平，西安的事情一天天明朗化。在北平过了年，我找齐白石刻了五个图章，（给了）李宗仁两块，白崇禧两块，黄旭初一块。

这段回忆，我们得知，在民国历史上最充满悬念的那段时间，盛成与桂系三巨头李、白、黄在一起，从盛成后来请齐白石刻五个图章送给桂系三杰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盛成与他们的良好关系。

盛成与广西的缘分，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巩固。广西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贡献颇多的省份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广西很快就出兵出将，北上抗日，广西军人在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等抗日战场屡建奇功。盛成1937年8月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任上海市各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1938年在武汉参加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常务理事兼总务主任。

1938年4月盛成赴台儿庄劳军，与李宗仁有了更多的交往。

据盛成本人的回忆，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之后，盛成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上海市各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到前线劳军。《盛成回忆录》如此记录：

到了徐州，我们住在花园饭店1号。房间对面是走廊，走廊下是一个大院子，阳光充足。后院住着史迪威上校。在穿堂里有两把椅子，早上起来时，我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看见一个外国人走来走去。忽然他停了下来，用法文对我说：“你是不是《我的母亲》的作者？”我惊讶 地问：“你怎么知道？”他说他听说的。我问他如何称呼，他说他是史迪威上校，是使馆的武官。

史迪威，抗日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美国人，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42年晋升中将，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后被晋升为四星上将。上面这段回忆文字，生动地显示了那个年代盛成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

盛成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作家，而且也是一个敏捷通达的社会活动家，他及时把握了这个与史迪威偶遇的机会，在回忆录里，他写道：

我们坐下交谈，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当时，因为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在前线拍了情报送回去被我们发现，政治部下令外国记者不得去前线。所以史迪威来了好久，一直待在旅馆里动弹不得。这时，他同我谈到他到了八路军的许多战场，对八路军的印象很好。我想，我们现在正需要美国，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我约他下午四点在此处再见。

回去后，我立刻到五战区司令部找到李宗仁，讲了情况。李宗仁十分高兴，让我赶快带史迪威来。因为我不是政治部的，便去找郁达夫， 让他同我一起带史迪威去见李宗仁。见面后，李宗仁请我们吃饭……

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在前线孙连仲司令部见到了史迪威。史很感谢我。他说，吃过饭后，李长官打电话联络好了一切。回来后，他说美国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形，他要写一篇文章登在美国军事杂志上，请我帮忙。我答应了。守台儿庄的池峰城也在，他随时回答史迪威的疑问，使史迪威的文章写得十分详细，对美国援助中国抗日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来，史迪威因为这篇文章升了少将，并做了老蒋的参谋长）

由于盛成与李宗仁的关系，使史迪威实现了到台儿庄调查的愿望，进而对中国争取美援起了作用。这是盛成与广西结缘、对抗战做出的一个贡献。

盛成与广西的结缘，还因1938年武汉保卫战时，盛成与李宗仁的再次联络。

当时，盛成到宋埠慰问李宗仁。《盛成回忆录》记录了他到桂林工作的愿望：

在宋埠，我和李宗仁商议把国际宣传委员会一分为二，一部由王炳南带到重庆，一部由我带到桂林。李宗仁答应了。

1938年5月，盛成在撰写《前线慰劳报告》的时候，得知妻子郑坚在沦陷的家乡去世的消息，他悲痛不已而不能续写报告。后来，在1938年秋，盛成经孙伏园介绍，认识了幼儿教育专家张雪门的学生李静宜女士。盛成说：“她是学幼稚教育的，对孩子很有爱心，人极和善。”他俩真诚相爱，“一到广西桂林，我们结了婚重新建立了家庭”，生有一女二子。10月底，盛成到湖南将家人接到了桂林，他在漓江东岸的施家园租了房子住了下来。盛成到桂林后，得到了广西省政府的礼遇。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聘盛成为参议，每月薪金一百元，得以安顿下来。除了做参议之外，盛成还是广西建设研究会政治部和文化部的研究员。盛成在桂林有了用武之地，一时十分活跃，参与许多政治宣传与文化活动。

年轻时的盛成

担任广西大学教授

盛成到桂林不久，就与广西大学有所联系。1938年12月28日，他与巴金、鹿地亘三人受广西大学邀请，到校与教师学生演讲。听讲者有广西大学文法和理工两学院的全体师生四百多人。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主持演讲活动并发表欢迎词，介绍了演讲嘉宾。鹿地亘首先演讲，讲题为《第二期抗战中应注意之点》， 接着，盛成和巴金分别演讲。

据《广西日报》载：“巴金、盛成两氏，则于国际之矛盾、国际情势之变化与我抗战有利之点，亦均详为发挥，讲述历四小时始毕。”

1939年，广西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行政院同时同意广西省政府的请求，任命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是为其第三次任广西大学校长。他到校后，聘请一大批国内著名学者前来任教，盛成也被聘为教授。因此，盛成把家搬到了良丰镇。在那里开始了长达五年多的广西大学教授生活。

他在《盛成回忆录》里这么记载道：

1939年，广西大学由省立改成国立，……当时，马君武想把广西大学按照北大教授治校的方式来办。他找李四光同我商议，让我教中国政治思想史，同时教孔孟荀哲学，并在文史系教唐诗。

我把家搬到良丰，离学校二三里路。……

我在广西大学的时间最长，有五六年。当时学校人才济济，学生素质也高。我记得陈寅恪也来到广西大学任教。

在学校期间，我写了《德苏必战论》和《美日必战论》两篇文章。写第一篇文章时，德苏正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久即爆发战争。第二篇文章发表不过一星期，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两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影响，大家把我当成了预言家。

1987年，笔者李建平参与编撰《桂林抗战文艺辞典》，写信给盛成向他了解在桂林活动的情况。12月1日，盛成给李建平复信，介绍了他到桂林和在广西大学的情况，摘登如下：

李建平同志：来信收悉。根据所提问题简复如下：

1.我第一次到桂林是1936年12月初旬，跟刘斐一起去的，见到李宗仁、白崇禧，省主席黄旭初及我的好友徐悲鸿……12月25日离开桂林……

第二次，1938年11月，那年“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我和老舍都是常务委员兼主持总务。协会派我和郁达夫去台儿庄慰问，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欢迎我去桂林。当时我还是“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总干事。这个委员会是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时成立的，蔡元培任会长，是国共合作机构，地下党（员）有赵炳南（应为王炳南——李建平注）、潘梓年等，上海沦陷后迁武汉。武汉失守后分两部分，赵炳南（应为王炳南）去重庆，我去了桂林。那时一个月开一次座谈会或报告国际形势活动。……我并为抗敌协会工作，同时被聘为广西大学教授，身兼文史专修科和法学院政治系两职， 讲授三门课才可作教授。

2. 我在广西大学是专职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孔孟荀哲学”“唐宋诗词”。

……

4.1944年3月离开桂林到中山大学，后到兰州大学、台湾大学。

……

抗战时期，盛成在桂林生活了五六年时间，主要经历就是在广西大学任教。他在课堂授课和辅导学生的一些事例和生动细节，我们现在了解不多，但他在那几年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我们却能看到不少。

盛成在《盛成回忆录》中说，“在学校期间，我写了《德苏必战论》和《美日必战论》两篇文章”。这里，我们不能理解为他只“写了两篇文章”，查阅当时的报刊，发现盛成当时写作和发表的学术文章和论文数量很大，主要是国际政论和时事评论文章。由于他在国外生活了较长时间，他对国际关系和当时的国际矛盾等情况十分熟悉，有较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写的国际政论和时事评论文章颇有见地，很有影响。他在那几年发表的文章有：

在《救亡日报》发表了《墨索里尼跨海南进中》（1939年4月21日）、《向国联进一言》（1939年5月26日）、《从经济立场来看英日谈判》（1939年8月6日）。

在《建设研究》1939年创刊号发表《西班牙战争的经过》，后来又在该杂志发表了《德国在欧亚的石油战争》（1940年7月15日第5卷第3期）、《德苏战争之前因后因》（1941年7月15日第5卷第5期）、《十字路口的土耳其》（1942年5月15日第7卷第3期）。

在《扫荡报》（桂林版）发表了《“五七”国际的今昔比较观》（1939年5月7日）、《捷克亡国与德意之西进》（日期未详）、《倭寇南进政策的检讨》（1939年4月7日）、《中苏商约与日寇南进政策》（1939年6月27日）、《空前严重的国际形势》（1940年4月10日）、《欧战的重心》（1940年6月21日）。

在1939年《月华》杂志发表《埃及的危机与回民的团结》。

这些政论与国际时论，纵论国际时局，点评政坛与社会，具有纵横捭阖， 高屋建瓴的气势与独特的视角，给国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国际风云、了解战争的天窗，使人们对纷乱的国际时事和战争走向豁然开朗，是当时难得的好文章。试引《捷克亡国与德意之西进》中的结束语，看看盛成的政论文的风格：

所以“吾人”看法，德灭捷克是肃清东部，使英法以后再不能一借一千二百万磅“救济难民”（一月二十七日成立）了。巴尔干的问题，至少是在英法协商与德意轴心之间，暂时变成中立集团。那么，东顾无忧，向西挺进，还我殖民地来！德意轴心联同日寇，一齐向大英帝国来算账，“打死沈万三，大家好发财”。今后地中海印度洋与太平洋，同时要严重了。日寇也觊觎着荷属东印度和澳洲的宝藏哩。况且它们已得太平洋上三据点的一个半，一个海南和半个库页岛哩。我们在这日不落国或将落日的时候，想起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外交是有等级的”！我们赶快联络亚洲各国，西亚与南亚各小国，共同来作自卫战吧！不然，经过慕尼黑的和平会议，还是要亡国的，只有切实联络“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得到洛桑条约与海峡新公约而完全独立自立哩。

盛成留学归国后主要从事社会科学工作，在广西大学也是教授文学课和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史，但他本是自然科学家。他自己说：“本人曾研究农学和生物学，后研究昆虫和动物社会学。”之前曾在北京农学院主讲昆虫学。他在广西大学工作时，也总结自己的研究心得，写了一系列科学论文：《现代学术之灵魂：数学》《现代学术之基石：物理》《现代学术之肉体：生物》《现代学术之主宰：心理》。这些文章，分别在《扫荡报》（桂林版）1943年3月29—6月16日连载。

此外，盛成还写了一些文学作品，在1940年《公余生活》杂志第二卷第八至九期连载《阳朔记游》，在《旅行杂志》1943年第十七卷第二至三期连载《南岳重游》，并写了一批诗作，其中，1940年4月游阳朔时写了这么一首：“一柳忆家山，春归人未还。江南无限好，谷雨下阳关。”他说：“阳朔城南有鉴山，北有龙头山，中间为一小平原。其间有许多楼台亭阁，自作风雅；独有垂柳一株与子规声引起我的诗兴”。其日正值谷雨，盛成睹垂柳色、闻子规啼，忆起江南被日寇占领的家园，恨不能驱除日寇凯旋还乡，写就此诗。

如此众多的论文与时事评论，是盛成的现代学术思想的精彩总结和与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践结合的学术心得，是广西大学校园育出的学术精品。

参与桂林抗日文化活动

盛成在担任广西大学教授的同时，还投身桂林抗日文化活动之中，参与筹组中华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

武汉、广州沦陷后，大批文化人来到桂林，桂林的各项抗日救亡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桂林成为南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抗战组织前来这里成立或恢复活动。还是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全国文协总会就委托盛成和巴金、夏衍“分道入桂”，筹备文协桂林分会的成立工作。盛成来到桂林后，与有关人员一道开展了文协桂林分会的筹备工作。在1939年7月4日举行的筹备会议上，盛成与夏衍、王鲁彦等二十三人被选为筹备委员。在7月20日举行的文协桂林分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上，盛成又被推选为负责总务工作的五名成员之一。1939年10月2日，文协桂林分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理事二十五人，盛成担任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盛成还是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来到桂林后，立即开展了恢复中苏文化协会和筹组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的工作。1939年3月25日，他与千家驹、王井平、司徒德、李文钊在《救亡日报》刊登启事，联络来桂的总会或各省分会的会员，筹备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在1939年9月召开的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筹备会上，盛成与陈此生、司徒德、李文钊等四人为筹备会员。10月1日， 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盛成作为主要筹备人，做了筹备工作报告。以后，在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的各项工作中，盛成多次主持会议，组织开展了多项工作。例如1940年11月23日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国际宣传分会和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三团体联合举行“敌人南进问题”座谈会，1940年11月24日《救亡日报》有如下报道：

（本报讯）中苏文化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暨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三团体，于昨（廿三）日下午二时假广西建设研究会举行座谈会， 讨论“敌人南进问题”，到会有该会全体委员，理事，暨桂市各界代表五十余人。首由主席盛成敦请刚自南宁归来之绥署程主任报告邕宁印象，继由万仲文，张铁生，张志让，陈此生，盛成（代黄同仇）诸先生分别报告：（一）敌人南进之方向与步骤，（二）德意与日本南进之关系，（三）英美对付日本南进之对策，（四）苏联对日本南进之态度，（五）敌人南进与中日战争五要点。继由苏雨，王文彬等先生踊跃发言，讨论历二小时之久，结论谓：日寇南进之先，首先需要解决“中国事件”，为配合此种要求，故展开外交攻势，在欧洲结好德意，在远东力谋讨好于苏联，日寇对苏屈膝，并不足危害苏联援助弱小民族及促进世界和平之国策，故估计苏联援华态度绝不至有所变更，而我为针对暴敌南侵之野心，尤须加强抗战决心，改进政治，团结抗战而求最后胜利云。

1940年10月，在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盛成担任候补理事。盛成在桂林，还担任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广西支会理事等职。

盛成不仅参与了“文协”桂林分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工作，还以其专业学识参与了许多抗战文化活动。据初步调查，已知盛成参与了以下多项活动：

1938年11月6日，盛成应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在桂林举行了“继续抗战中的国际形势”的讲座，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桂林举办的系列时事讲座的第一讲。

1939年5月25日，盛成和胡愈之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分会主办的时事座谈会，主讲“当前国际问题”专题。

1940年4月19日，盛成随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阳朔考察团，乘舟下漓江，20日晚到阳朔，夜宿乐群社。21日上午在阳朔国民中学演讲。

1940年12月14日，盛成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主讲“柏林会议后三国同盟的变化与前途”。

1941年6月24日，盛成在广西大学礼堂主讲“德苏战争问题”。

1943年，盛成应中山大学之邀，前往任教。4月3日，他与家人一道离开桂林，前往广东坪石镇，后来又去了兰州大学。盛成离开广西大学时，学生们一路放鞭炮，依依不舍地欢送。

桂林和广西大学，是盛成和他一家人后来长期怀念的地方。1991年，笔者李建平到北京采访抗战时期旅桂文化人之往事，经许觉民先生的引荐，专程前往北京语言学院拜访了盛成先生。年过九十、身体欠佳的盛成在夫人李静宜的陪同下接受了采访。

当他们得知李建平是广西大学的毕业生时，很是亲切地说：广西大学是我们抗战时期生活最好的地方，我们在雁山校园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李静宜女士还很动情地说：我们的两个儿子——盛龙和盛虎，都是在广西大学校园里出生的。盛成早年留学法国，爱情观很前卫，但盛成与郑坚和李静宜先后两位夫人结婚后，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却恪守家庭的传统道德，体贴、关怀自己的妻子，热爱、教育自己的子女。他与李静宜女士携手相伴五十多年，白头偕老，令人羡慕。抗战胜利后盛成到了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1978年回大陆定居，任北京语言学院教授。他说：1978年后晚年过得十分愉快，因为他的理想已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得到了部分实现。1996年12月26日，盛成病逝于北京。

盛成在传播中华文化，开展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不仅仅是《我的母亲》一书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还在于他的翻译成就。他将巴尔扎克的《村教士》译成中文，又把刘鹗的《老残游记》译成法文。他的法文诗集《秋心美人》《狂年吼》《老觚新酿集》受到法国和欧洲诗歌界的爱好和传诵。他所坚持的中国文化立场和身上所具有的文化魅力，打动了无数西方人。土耳其总统、埃及国王邀请他访问，戴高乐也因此书对盛成十分钦佩，两人结成终生之交。鉴于盛成为中法文化交流、为法国文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法国政府决定授予其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85年3月14日，法国驻中国大使马乐代表密特朗总统授予他骑士勋章和证书。中国文化艺术界获此法国殊荣者仅盛成一人。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能有这样一位享有极高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到广西大学任教，传道授业，一展风范，应是广西青年之幸，广西文化之幸。广西大学校史因此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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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节选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建平 黄伟林

编辑：王雨仪

审核：周丽静

主编：李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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