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研究︱创“新”是个伪命题

艺术品应该记录着人深刻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孤立的个人化的情感，而是渗透于集体意识中的情感表现。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影响了西方文化两千多年来的价值取向。这种观念在“工业革命”之后尤其凸显。此外，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人比作动物来进行管理的态度也使得西方文化多少缺少点儿人文关怀的意味。艺术是一种文化样式。西方艺术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自然科学观念，而科学观念的本质就是怀疑、批判、创新。因此，西方艺术家追求创新，甚至推倒重来都显得理所当然。当代中国艺术家往往借西方艺术这一观念用于艺术创作，大谈创新，这是一种生搬硬套的做法。那么，中国艺术需不需要创新？需要，但不是如西方艺术般的推倒重来。中国艺术的观念是诗性的、精神性的，它由华夏民族的文化特性、精神气质、环境历史等因素所决定。精神性的特征是讲传承，是在传承的基础上超越或转化，故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说——这就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创新。严格说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艺术还是相当重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更新使艺术变相为一种宣教手段，苏维埃的艺术观念被当作艺术创作的法度，本质上左右了中国艺术的思想基础。继而是国门大开，西方艺术观念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旋流冲击着中国传统艺术的领地，中国艺术被挤进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艺术似乎“百花齐放”了，但实际上丢掉了最值得继承的民族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传统作为基础而谈创新甚至推倒重来，对于中国画来说是不切实际的。中国艺术家利用西方的那一套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使中国画陷入了机械宣传的境地。 中国画重笔墨，众所周知。但如果把笔墨仅仅当作是一种工具、一种技巧，那诚然没有理解它在中国画中所充当的角色。本质上说，笔墨是一种文化符号，它象征、暗示、辐射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董其昌说：“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真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真山水不如画。”此言明确指出了笔墨作为一种抽象符号所蕴藏的语言信息与人文精神。西方文化没有笔墨的观念，只有应用的概念，笔、墨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书写工具。在中国人心目中则不然：笔、墨不仅是书写工具，更是传递情意、抒写性灵的一种手段。所以，中华民族以笔墨为工具的“书写”可以成为一门艺术，而别的民族不行，原因就在于此。现在，有不少画家在进行“去笔墨”后的中国画实验，从本质上讲是受西方文化观念影响的想当然的做法，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创新”。至于其成绩如何，还待后世评说。 今日，各种艺术形式此起彼伏，且不乏推倒重来的“杰构”。但也正是这些艺术形式瞬间形成了中国当代艺术风格流沙般的基础。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从观念上，中国当代艺术更多是在模仿、抄袭西方。不可否认，艺术投机分子往往把这一点当作进入艺术殿堂的“终南捷径”——这首先是教育的失败。向别人学习本来是值得赞许的，但没有选择、没有限度的学习无疑是盲目的。不能因为学习别人而遗忘了自己，否则那是舍本逐末；更不要为了学习别人而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否则那就大错特错了。上世纪20年代末一些知识分子提倡的“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潮似乎还余音未了，当代中国艺术亦有这种趋向。 艺术是自由与责任的平衡：没有责任，自由就会陷入无序；没有自由，责任就会走向奴化。不管是作为创造者的艺术家还是作为欣赏者的受众，在创作（欣赏）的自由中得到的，也应该在责任中体现出来。歌德说过：“要是我们拒绝承认而不是尊重某种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东西，我们就不会感到自由。”那些为图一己之私、一时之快而不顾受众之审美感受、文化感受、历史感受的艺术，要么是恶搞，要么是哗众取宠，要么是投机。 中国文化讲家学、重师承、究渊源，强调的是一个体系，故传统中国文化并不推崇个人价值。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标榜个人主义这样的观念是淡漠的，因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目标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种“大同”思想与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刚好相反。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可以看作是西方知识分子怀疑、批判，进而创新的蓝本。 有一则很有趣的事：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逻辑哲学论》没有出版社敢贸然出版，因为没有编辑能读懂这本仅数万字的著作，出版社只能请他的老师罗素帮忙。作为策划人的罗素为这部“小书”写了一篇序言，书终于出版了。但维特根斯坦却根本不买他老师的账，甚至痛骂他的老师根本没读懂却在那里乱写一通。这样的“不恭”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再次出现：在答辩会上，对于答辩会迟迟没有“开始”的尴尬，维特根斯坦干脆走到三位导师（罗素、摩尔、魏斯曼）跟前，拍了拍他们的肩膀，笑了笑说：“不要担心，你们永远也弄不懂这些问题。”颇具趣味的是，论文答辩就以这样的方式通过了（在中国，这种“背叛师门”的罪名谁都不愿承担，或者说承受不起）。罗素、摩尔、魏斯曼是什么人？他们绝对称得上是大师中的大师。他们尚且受自己的学生如此“奚落”，正说明了西方文化重怀疑、敢批判、追求科学实证的实质。它与中国文化尊古道、尚师承、感悟诗性智慧的风尚截然相背。西方文化追求个性解放、彰显自我的价值观自18世纪“浪漫主义”以降变得越来越明显，而怀疑和创新就是这种观念的最好体现。因此，西方艺术家的创作理念、表达方式、表现形式，以及对作品风格的追求，自然倾向于科学理性，而不是人文主义。 中国文化历来尊重师道，重视人道。什么是“师道”？什么是“人道”？“师道”就是承传，“人道”莫过于情与理。中国文化的“理”与西方文化的“理”是不同的。西方文化的“理”主要指物之理，即科学之理；中国文化所言之“理”乃是人生之理，与“治国平天下”同道。中国的这个“理”是建立在人之情、人之性之上的。合情合理，情在先，理在后；由情及理，由人及物。《中庸》有云：“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大学》讲“格物”，其最后的层次就是“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靠的是什么？作为武力象征的飞机、大炮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保证，是低层次的治理；只有文化治国、人文治国才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昌盛文明的标志。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自然要具有自身文化的精神品质；如果仅依靠外来的形式装饰自身而没有本民族的文化作为实质内容，所创造出来的不过是一些伪产品。 观念决定创作。在这个金钱饥渴、拜物疯狂的现实世界里，有不少艺术家被“流行病”传染了。更多时候，他们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是随波逐流，坦然接受，似乎这样的“成果”更能证明自己的成功。一些艺术家不再是为教化而艺术，不再是为认知而艺术，不再是为养生而艺术，甚至不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乐意让世俗虚名、金钱物欲、享乐主义把艺术控制起来。一切能让艺术“博彩”的手段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被使用。这种事实使中国当代艺术离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越来越远——至少离中国艺术之精神越来越远。中国艺术有其独特的文化功能，不是单靠“拿来”形形色色的理论或方法，进而“依样画葫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样的所谓“革新”不过是一种强制的削足适履——尽管艺术家们自我感觉良好，好似打了一针兴奋的强心剂。一民族之艺术有一民族之艺术生发的土壤，艺术的发展需要在滋养它的文化——民族的、历史的、习俗的、环境的——上下功夫。没有这样历史的眼光，中国当代艺术到底还能走多远？ 不管你是从事西洋画创作，还是从事中国画创作，你的作品里必须要传递出中国文化的信息和精神，因为你是中国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真理。艺术简单来说不过就是一种符号。如果这种符号不是纯粹的“能指”，而是具有象征、暗示或者表意的话，那么它的“所指”就应该是本民族的文化精神。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也是不可改变的。